我是一個童話作家。有趣的是，我小時候沒有看過童話，長大后還看不起童話。直到2008年成為一個少兒雜志編輯后，我才開始閱讀安徒生童話，大吃一驚，沒想到自己一直想找的，原來在安徒生童話里都有，譬如故事、詩性、哲學、神性……2008年因經歷汶川大地震而突然開始寫童話，寫童話后才感覺自己活過來，重新成為了一個孩子。

所以我很好奇，童話到底是什么，為什么能散發出如此動人的力量，讓一個人復活？這個問題至今還在糾纏著我。我為童話找到了兩個參照物：詩歌與孩子。我認為童話跟詩歌很接近，它們是兩種本源性的精神。我有一個比喻：“童話和詩歌，就像天使的兩只翅膀，一個帶著快樂，一個帶著憂傷。”詩歌是童話最好的鏡子。而孩子是童話最重要的基礎，是我的童話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孩子又與我們通常說的兒童不同，兒童是生理概念，而孩子是心靈上的概念。我認為童話可以讓0—99歲的大人和老人重新成為0—99歲的孩子。

于是，我把童話放在文學、人類學、哲學、宗教學等范疇里去思考，不停地跟它們糾纏、對話。糾纏的結果是，我用六年時間寫了一本《童話之書》。這本書的主題，是以童話的方式，闡釋童話是什么；在文體上，它試圖打通童話與理論的界限。關于理論，羅素在《西方哲學史》里提到，在古希臘，“理論”原是奧爾弗斯教派的一個詞，它是指“熱情的動人的沉思”。我很喜歡這個解釋，覺得這才是理論的本來面目。

下面，我把童話和一些基本概念做一些比較。

一、童話跟神話的關系。我在《童話之書》里描述了一個剛剛被創造出來的世界，那是一個童話世界，其實也是一個神話世界：因為有了神話，所以就有童話；透過童話，便可以看見神話。這個世界，在我心里，便是《圣經》里的伊甸園，而以大人形象出現的亞當和夏娃，其實是兩個孩子而已，那時人們天真無邪，口中所說的皆是童話，所唱的皆是贊美詩。后來，隨著猜疑的出現，人神關系的斷裂，原本是兩個孩子的亞當和夏娃，迅速成為兩個大人，故事從此興起。

二、童話跟寓言的關系。我在《童話之書》里講述過一個“從童話世界到寓言世界”的小故事：

世界剛剛創造出來的時候，是有過一個短暫的童話世界。

有一天，有一樣東西掉在人們中間，引起了注意，它圓圓的，有四條結實的短腿，但嘴里發出老鼠的吱吱聲，它會偷偷溜進人們的心里，興風作浪。它的名字叫做“懷疑”。

有一天，甲看見乙從窗外經過時往屋子里看了一眼，便想：這小子是不是想入屋打劫？而丙看見丁的手上有一個大蘋果，心想：這個蘋果如果給我吃會不會更好呢？于是，也不問一聲，丙就動手去搶丁手上的蘋果，放進自己的嘴里。丁疑惑不解，一股屈辱之情從心底升起，他決定報復，他跑到丙的家里，把他的梨子、桔子和雞蛋全搬回自己的家里。

于是，兩個人扭打起來。兩個人的戰爭爆發了。

很快，丙和丁的親戚戊、己、庚、辛、壬、癸等人也加進來；然后，東街和西街的人也加進來；最后，整個世界也加進來了。人們相互掠奪，相互殘殺，變得貪婪、血腥、殘暴，啼哭聲此起彼伏。

故事開始變得慘烈。

人們給這個世界起了一個新的名字，叫“寓言世界”，因為這個世界寄托了他們種種的憂愁、哀思、悔恨和驕傲，同時也表達人們的某種希望： 尋找故事的寓意，確定生存的依據，從而獲得幸福。

可以說，《童話之書》講述了一個童話在寓言世界里的故事，“童話”“寓言”和“故事”在書里各有所指。我覺得《紅樓夢》也是如此。大觀園內是一個童話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有一群天真未泯的孩子。而大觀園外是一個寓言世界，它的主人是大人和老人，他們追求享樂的幸福（而非美好的幸福，這點后面會提及），結果是：寓言世界都把童話世界重重包圍了，《紅樓夢》里的第七十四回抄撿大觀園，便標志著童話世界的破滅。

什么是寓言世界？我把作為文體的寓言的某些特點運用到社會中，如通過一個相對簡單的故事對人們進行說教，也就是通過某種力量（權力）把某些意義灌輸給人們。在我看來，意義是人類為了填補人神關系的斷裂所造成的虛空而發明出來的。但是，孩子需要意義嗎？這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人們需要生活得有意義，但意義并非最高的境界。借用禪宗的三重境界來說：參禪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禪有悟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禪中徹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兒童是第一層，人們獲得意義是第二層，而重新成為孩子是第三層，在這第三層境界里，萬事萬物恢復了本來的光芒和趣味，這層境界我認為就是真正的童話世界，是一種返璞歸真，也即是老子所說的“復歸嬰孩”。

童話世界為什么會變成寓言世界，人為什么需要意義，十分耐人尋味，富有啟發性。

三、童話跟故事的關系。沒有人不喜歡故事，但人為什么會那么喜歡故事，我認為是有深意的，是生存論的問題，也是為了填補人神關系的斷裂所造成的虛空而發明出來。

在《童話之書》里，故事的興起，是人為了謀求自身的精彩。換言之，故事的目的是為了取悅人，卻不一定是為了讓人的心靈變得更美好。如《三國演義》里，常山趙子龍殺入敵群，取敵首級，如探囊取物。這樣的故事精彩不精彩？非常精彩！但是，如果你不幸站到敵陣中去，恐怕你就不會這樣說了。我想，如果讓《三個強盜》的作者溫格爾和《豆蔻鎮的居民和強盜》的作者埃格納來重寫《水滸傳》，會怎么樣呢？一定會很有趣，很善良，很美好。

童話當然也注重故事，但童話的首要目的是為了讓人的心靈變得更美好，像“床前明月光”一樣清澈。正是這一點，克服了故事的恩怨情仇。童話之所以為童話，是因為它有一種偉大的單純。

四、孩子到底是什么？從“童話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孩子到底是什么”，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孩子到底是什么”決定了“童話到底是什么”。

“孩子”這個概念，在古今中外的哲學史和宗教史上有非常廣泛而深刻的意思。如尼采在《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第一章第一節，提出了精神的三種變形：精神怎樣變為負重的駱駝（在塵世中，唯有背負著重擔，才有可能獲得幸福）、駱駝怎樣變為勇猛的獅子（這個獅子否定一切，摧毀一切，其實就是尼采提出的“超人”）、獅子怎樣變為純潔的孩子。孩子為最高的層面。但遺憾的是，在成為孩子之前，尼采成了一個瘋子。

在這里，孩子和兒童是有差別的。兒童是一個生理概念，人不能重新成為一個兒童，人卻可以重新成為一個孩子。那孩子到底是什么？尼采也有一個界定，他認為孩子就是一種神圣的肯定。我非常認同。

我對孩子也有一個界定：孩子指的是最初的人，也就是有一顆溫柔、謙卑、寬恕、忍耐的心，他對事物有著直接的喜愛，而非僅僅擁有一個概念。他可能是一個弱者，不會對別人造成攻擊。他可能90歲，也可能只有8歲。這樣的孩子或許并不完美，他們不一定高大、英俊、美麗、勇敢、聰明，相反可能矮小、丑陋、愚昧、懦弱，但是他們溫順，謙卑，相互信任，相互關心，懂得寬恕。我認為，在童話里，寬恕比正義更重要。

此外，我還想增加一個“適度的理性”，因為目前的現實是一個寓言世界，充滿了懷疑、欺騙、暴力和苦難，如果我們稍有不慎，便會麻煩纏身。因此，我呼喚“適度的理性”。如果信仰缺乏理性，是很可怕的。但又無需太多，適度即可。理性太多的話，味同嚼蠟。我希望我們能做一個清醒時做夢的夢想家。

這樣一個孩子，如果再有一些趣味，那么他說出來的話，我認為都可以稱之為童話。

五、童話與哲學的關系。好的童話，自然會呈現某種程度的哲理和詩意。而我認為，童話本身就是一種最高的哲學，從而超越了哲學的范疇。

哲學通過概念認識世界，清晰明了，但概念始終隔了一層難以捅破的紙，不夠親切與喜悅。譬如，柏拉圖認為，世界上有三張桌子：一張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桌子，我們可以坐在它旁邊吃飯，喝茶，寫作業，但這張桌子會磨損，會毀壞，因此不是完美的；所以，柏拉圖認為還有第二張桌子——一張理念中的桌子，這張桌子不高不矮不大不小不黑不白，一切恰到好處，它不會磨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桌子都是對它的模仿，遺憾的是，我們無法看見它，無法坐在它旁邊吃飯，喝茶，寫作業。它只存在于理念之中。第三張桌子則是畫家畫的桌子，但這張桌子只是對前面第一張桌子的模仿，一種對影像的模仿。

我認為還有第四張桌子。這張桌子在日常中隨處可見，它會磨損，但我們喜歡它，可以體察到它的歡樂與憂傷，它也是有生命的，有故事的，有尊嚴的，有靈性的。那么，這樣的桌子是由什么做成呢？意大利詩人、童話作家羅大里發現了這個秘密，寫了一首詩《需要什么》：“做一張桌子，／需要木頭；／要有木頭，／需要大樹；／要有大樹，／需要種子；／要有種子，／需要果實；／要有果實，／需要花朵；／做一張桌子，／需要花一朵。”請看，這樣一張桌子，原來是由一朵花做成的。

這第四張桌子，由花朵做成的桌子，其實是把前面三張桌子的壁壘打通后，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張桌子。這是一張真正的桌子。而這張桌子，用哲學的眼睛是看不見的，只有張開詩歌和童話的眼睛才能看見。

六、童話與現實的關系。童話是單純的，現實是復雜的，那么，單純的童話有處理復雜現實的能力嗎？我區分“現實”和“真實”。我很喜歡溫格爾先生的《三個強盜》，它講述三個兇惡的強盜，有一天搶來了一個小女孩，帶回了山洞。第二天小女孩醒來，問三個強盜這些金銀財寶有什么用，這三個強盜竟回答不出來。于是，三個強盜決定用搶來的財寶買了一座城堡，把所有走丟的、不快樂的和沒人要的小孩統統找來，讓他們在城堡里幸福地生活。我覺得，這本書是對“強盜”這個詞語的重新解釋和重新命名，也就是說，那三個強盜才是真正的強盜：不搶劫不足以為強盜，不善良有趣不足以為真正。這也意味著：有時候，虛構比現實更接近真實。

童話和現實有密切關系，并不是說童話直接干預、改變現實，而是通過一種童話精神對現實進行內在的轉化。譬如安徒生的童話《老頭子做事總不會錯》，它通過一種童話精神把這兩個糟老頭和糟老太婆進行內在的轉化，讓他們像王子與公主那樣高貴。這里面是因為什么呢？因為相信。我們說相信童話，沒有相信，就沒有童話。太婆相信老頭子做事總不會錯，是相信老頭子無論做什么事情，都會把她老太婆考慮在內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們做什么事情都把別人考慮在內的話，童話就會產生。這很容易，但又十分困難，這便是我們的生存處境。在這樣的生存處境里，寬恕就很重要了。所以我說，在童話世界里，寬恕比正義更重要。

七、美好與快樂。這兩個概念有重疊的地方，但也有本質的區別。有的美好很快樂，有的快樂很美好；但是，有的快樂很丑陋，有的美好很沉重。就自身而言，快樂來自感官的滿足，是一種快感；而美好來自靈魂上的愉悅，很恬靜。前者可以輕易獲得，后者則可能要付出艱苦的勞動才能得到。

在《童話之書》里，我用古希臘神話中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來探討這個問題：大約三千年前，宙斯的兒子赫拉克勒斯在一棵樹下遇到了兩位女子，她們分別代表美好的幸福和享樂的幸福。享樂的幸福說，她可以領赫拉克勒斯走上一條最舒適的生活道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不用從事任何勞動，沒有任何煩惱，但人們卻給她起個綽號叫“邪惡”。而美好的幸福則說：“在這個世上，神明賜予的一切美好東西，沒有一樣不是經過辛苦努力才獲得的；你如果希望獲得神的寵愛，那么你首先應該敬奉他們；你要得到朋友們的愛戴，那么就該為他們做好事；如果你想身體強健，那么你就得使身體成為心靈的仆人。而享樂的幸福只會使你的身體脆弱不堪，心里沒有智慧。我帶給你的生活雖然沉重，卻很美好。”

我相信，美好和快樂都是幸福，童話和孩子追尋的是美好的幸福。

八、童話的藝術。童話是幻想文學嗎？我不這樣認為。幻想是童話的一個重要特征，但不能因此把童話稱為幻想文學。“幻想文學”這一稱謂本身包含了一種價值判斷：幻想是假的。但是，童話是真的。準確的命名可以喚醒事物中沉睡的力量。我認為童話的概念比幻想文學的概念要寬廣得多，深厚得多，美麗得多，因此，我呼吁幻想文學重回童話的名下。

童話遵循兒童邏輯。兒童邏輯充盈著鮮明而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是一種詩性邏輯，與成人的概念性邏輯不同。比如：“媽媽把雞蛋打破了，小紅說：‘快看，雞蛋里流出了一個金黃的太陽！’”蛋黃和太陽都是圓圓的，都是金黃的，小紅一下就發現了這兩者的詩性聯系。童話并不需要鋼鐵一般的事實，它在探尋一種未經歷史、文化沾染的可能性，那是一種兒童式的可能性。不過，它是真的。如舒比格的《小女孩與死神》，做功課那么重要，居然可以延緩死神的腳步，而死神居然又那么憨厚，陪小女孩做功課，在小女孩長大的同時自己卻變得更老了。然而，這是真的。

童話可以是一個完整的故事，譬如《去年的樹》《永遠講不完的故事》《老頭子做事總不會錯》《我親愛的甜橙樹》等這些形式不同、風格多樣的故事。

童話也不一定要是一個完整的故事。譬如這個：“洋蔥、蘿卜和西紅柿, 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這種東西。 它們認為那是一種空想。南瓜不說話，默默地生長著。”寥寥數語，包含著一個巨大的故事，勝過千言萬語。

總而言之，我認為，童話是一種想把大海裝進杯子里的藝術，而孩子們也有這樣的胸襟。

九、童話到底給誰看？我認為世界上有三類人：0—99歲的大人、0—99歲的老人和0—99歲的孩子。童話的使命，是讓0—99歲的大人和0—99歲的老人，重新成為0—99歲的孩子。這便是童話的救贖。魯迅先生說：“救救孩子。”而我更想說：“救救大人。”

因此，童話不僅是一個文學問題，它是一種本源性的精神，它是對世界的重新解釋和重新命名。

世界為什么需要重新命名？因為世界已過于老邁。經過歷史和文化的沾染，世界變得太復雜了，世間萬物也蒙上厚厚的隱喻的塵埃，失去了本來面目，世界如何才能重新煥發生機？當政客和哲學家無能為力的時候，我想，我們需要孩子的單純、熱情以及重新命名世間萬物的智慧和勇氣。

我想起米切爾·恩德的《永遠講不完的故事》：幻想王國正在毀滅，因為我們把幻想視為謊言，天真女皇生命垂危，只有一個人間的小孩為她起一個新的名字，她和幻想王國方能得救。我覺得這個橋段好極了：唯有回到單純的源頭，才能因應繁復的事象。

在這個層面上，我認為存在一種與傳統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童話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