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關小姐》充分展現了最先受到西方自由平等觀念影響的中國女性在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大環境中“吃螃蟹”的后果，揭示了實現女性解放道路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民國時期存在著一大批受到中西文化夾擊的女性，第二媒介時代中也同樣不乏類似這樣處境的女性群體。由男性書寫的傳統文化體系中存在著對于女性的歧視性因素仍未根除，“女××”和“××女”等被炒作出來嘩眾取寵、混淆視聽的虛假概念依然流行。在夾縫中生存的女性要實現真正意義的解放，出路在于積極推進兩性的和諧發展。網絡作為女性受歧視、丑化的重災區，網絡輿論亟需受到有效引導和管控，新媒體的輿論引導力亟需得到正確發揮，基于網絡的新型輿論引導機制亟待建立。

關鍵詞：西關小姐；中西文化；女性解放；第二媒介時代；網絡輿論

引言?

“西關小姐”是廣府文化的明珠，她們身上記錄了廣州二十世紀的滄桑巨變，是二十世紀廣州都市生活的重要參與者；她們參與了中國二十世紀的重大革命事件，經歷了中國二十世紀女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和發展。目前，學術界對西關小姐這個群體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探討西關小姐身上包含的二十世紀文學主題——女權，如陳繼蘭《〈西關小姐〉女權思想探析》[]。第二，通過探討與西關小姐生活密切相關的現代性元素——百貨大樓、電影院和學校，研究現代性的構建問題，如黃柏莉《都市文化的現代性想象——以西關小姐為個案的考察》[]。第三，以西關小姐的形象（服飾）的切入點，剖析近代嶺南文化的變遷，如王莉莎《“西關小姐”——近代嶺南風尚變遷中的女性形象》[]、《髻香人影：近代服飾變遷中的嶺南女性新形象——以西關小姐為例》[]。第四，研究如何通過西關小姐、西關風情來打造區域旅游品牌，如孫九霞、陳冬婕《事件重構文化符號的人類學解讀——以“西關小姐”評選活動為例》[]。但總的來說，相對于“西關小姐”本身的地位與價值，目前學術界對西關小姐的研究力度是不相匹配的。西關小姐見證了廣州乃至中國的滄桑巨變卻少被正史提及，這是令人遺憾的事情。特別是作為一群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女性，西關小姐的遭遇及其在中西文化的夾縫中嘗試女性解放的努力，對當今及未來的女性解放事業都具有重大啟發意義。另一方面當今社會已經進入波斯特所說的以互聯網的出現為主要分水嶺的“第二媒介時代”[]，女性與媒介之間的互動關系更為凸顯，關于“媒介與女性”的研究業已成為傳播研究與女性研究之間的交叉學科[]。因此，本文將從對梁鳳蓮小說《西關小姐》的文本分析入手，采取小切口、深挖掘的方式，深入分析西關小姐這一群體的認識價值并進而探討第二媒介時代中女性的生存處境與解放道路問題。

一、?誰是“西關小姐”?

“西關小姐”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她們的芳蹤可追溯到“十三行”時期。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來，清廷關閉江、浙、閩三地口岸，僅保留了粵海關，指定廣州為唯一對外貿易口岸，即“一口通商”，并延續了83年之久。[]2這樣的歷史機遇使得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一口通商”之后的百年間，平均每年60多艘巨大的商船，載著來自世界各國的貿易商與當時最前沿、最吃香的商品，嘯聚于黃埔古港。[8]2在這里完成各項報關手續后貨物再進入西關“十三行”交易。于是在西關這片地方逐漸聚集了一些巨商富賈以及有功名、有身份的人士。那時廣州的潘、盧、伍、葉四大富商家族，以及狀元、榜眼、探花，無一例外都住在西關。西關小姐就是這些巨商富賈家的千金。富貴人家多聚于西關，當地的文化教育事業自然也相應發展起來了。獨攬了中國對外貿易經營權的十三行，在發展經濟對外交往的同時，也使得西關地區的中外文化交流也異常活躍。一艘艘的商船，除了帶來西方商品，也給廣州帶來了西方的思想文化。

在這種環境影響成長起來的西關小姐，不同于廣州乃至中國其它地方的女性，她們是中國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一批女性。由于有了與男子同樣受教育的機會并且最早接受歐風美雨的洗禮，她們以群體的形象集中體現了時代前進的潮流，代表著廣州乃至中國女性解放的先聲。與此同時，西關小姐又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群體。她們家庭富足無需出來工作，所以日常生活多限于庭院深閨之中。西關民居以“西關大屋”為代表，一般門庭寬闊，多開間、多進深、帶青云巷，庭院兼備，層樓復閣，是封建大家庭的理想家園。西關小姐可以在屋里練習蓮花步等儀態舉止，可在家習文、繡花、弈棋、練琴、跳繩、踢毽子，還可在花園里觀魚、賞花等等。[]嚴謹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巷里學風，都造就了西關小姐骨子里的傳統女性特點。她們是在中西結合背景下成長的一代女性，深諳中國文化又汲取西方文化的營養。“與勤勞樸實的客家婦女相比，她們多了幾分求新善變的精神和追求事業的理想情懷。與同時代引領女性時尚潮流的上海名媛相比，她們多了幾分宜家宜室的傳統氣息；多了幾分革新的突破精神與自我追求的覺醒意識。”[3]33《西關小姐》的主人公若荷就是其中的代表。她的成長底色中有著時代的烙印。

二、若荷的抑郁

《西關小姐》以廣州近代百年來的滄桑巨變為背景，講述了若荷一生所經歷的悲歡離合。若荷家境殷實、父母開明，可以同時接受到中西方的文化教育。作為一個西關小姐，“若荷深諳中國文化又如饑似渴地汲取西方文化，既固守祖業又與時俱進，既頑強不屈又逢事變通”[]5。按理說，若荷的生活本應是有滋有味的，然而恰恰是中西教育、中西文化的碰撞，讓若荷陷入走不出泥沼，尤其在愛情和婚姻方面，抑郁哀傷。?

從學童時開始若荷就受到西人先生在愛情上的啟蒙。當時年紀尚小的她就問蘇絲太太：“現在這個世道，是不是兩個人真心相愛了，是真真正正地好了，就會得到祝福，除了你們的上帝的祝福，父母親友都會祝福，是這樣嗎？自作主張會不會違反我們這里的倫理規矩？不是說什么都是父母說了算嗎？特別是女孩子。”[10]78這段話表明這個西關小姐向往蘇絲太太故事中的自由戀愛，但是又怕違背傳統倫理規矩會受到父母和周圍人的指指點點。這段話出現在這里，為若荷接下來的人生命運埋下了伏筆。“特別是女孩子”這句話更有深意。作者似乎暗示同樣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教育的青年男女，當他們都對傳統包辦婚姻進行反叛時，女孩子會比男孩子受更重的傷。有著這樣的教育背景，若荷在遇到劉可風之后便遵從自己的意志，大方表達自己對他的感情。在一次次的社會活動中，他們逐漸接近，最后靈與肉交融在一起。當若荷和劉可風的事情到了必須讓家長知道的時候，劉家以這場婚姻會直接影響到劉家的利益為由棒打鴛鴦。甚至已經受夠了男權社會“三妻四妾”觀念傷害的劉母給劉可風提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計策：“你先娶了這個，你喜不喜歡隨你便，反正她能給劉家帶來好處，然后你再娶若荷小姐，不就什么事都安排妥當了嗎？”[10]193可以說，劉可風的母親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在夫權專制下跪安的女奴，更可悲的是她不僅自己甘心為奴，還要把自己的兒子劉可風變成奴役女人的主人，把盧家小姐和若荷拉進夫權制的系統中。她不僅自己“被吃”，而且還要掉過頭來“吃人”；不僅是一個徹頭徹尾喪失女性自我意識的女奴，而且還是一個為虎作倀的女魔。劉可風是接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又親眼目睹母親深受“三妻四妾”的傷害，他不想過父母親那種貌合神離的生活，只想一輩子好好愛一個人。但是劉母告訴他，這是在中國，女人不過是附屬品，中國男人都三妻四妾的，沒必要反叛。與此同時，劉父作為一個在亂世中混跡的商人，認為只有攀上盧家，才有強大的權力后盾確保他的生意財源滾滾。這是處在二十世紀風雨飄搖大環境下西關商人的無奈。在父母的雙重壓力下，作為家中獨子，劉可風無論怎么反抗，都無異于以卵擊石。劉可風是在中西文化夾縫中追求自由戀愛的男人。但是，相比于作為女人的若荷，劉可風所受的創傷只是短暫的。他更多的是悲嘆自己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無法做主，只能妥協于這個鐵硬而冰冷的家庭。時過境遷，他可以再覓新歡，比較容易地重新愛上一個人。然而若荷卻要一輩子背負著“貞潔”問題躲躲閃閃，“貞潔”二字成為若荷的夢魘。

在與劉可風有了肌膚之親后，雖然基督徒鮑斯基告訴若荷這是因為她太愛劉可風的緣故，讓她不必自責，但若荷也逃不過用男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單向要求的貞潔觀念來懲罰自己。她幾次三番地認為自己是個壞女孩，自己失貞了。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上，若荷在傳統世俗觀念的重重威逼下把女人追求性愛自由等同于輕浮了。女性主義認為女人和男人一樣擁有性愛的自由，和誰談戀愛以及和誰發生性關系都是女人自己的意志決定的。這有別于輕浮。如果若荷真的是水性楊花的輕浮女子，就不會如祥林嫂一樣，飽受“貞操”、“名節”這樣問題的煎熬。

男權社會把女人物化為自己的附屬品，男人為了使女人能純粹屬于自己，于是就單向度規定了女人必須要保有貞操。受了西方教育的若荷走出了追求自由戀愛的關鍵一步，但是卻走不出傳統男權社會對女性規定的貞操要求。西式教育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錯位折磨得若荷喘不過氣來，這是她一輩子都如此抑郁的關鍵因素。追求自由戀愛的西關小姐注定要成為時代烈焰中的炮灰，越有激情就毀滅得越徹底。

其實，若荷也可以嫁給劉可風當小妾，這也算給自己的名節以及與劉可風的愛情、未出生的兒子一個比較好的交代。只是受過西方教育的若荷和劉可風都信奉愛情是獨一無二的，不可能容許第三者的插入。值得一提的是，對愛情的忠貞，對一夫一妻的現代婚姻制度的推崇，恰恰是“西關小姐”與同時代的摩登女郎“上海小姐”之間的一個明顯區別。上海小姐“并不是把名譽視為第二生命，而是把名色視第二生命的……在上海談戀愛，不過是這么一回事：男的給女的一種金錢的物質，女的則給男的一種肉感的誘力”[]，她們“把‘貞操’看得‘不值錢’……主張‘面首’越多越好，以便‘多多選擇’”[]。西關小姐與上海小姐之間的區別，也正是若荷與王琦瑤（《長恨歌》）之間的區別。

與此同時，盡管若荷渴望忠于她和劉可風的愛情，但父親并不愿女兒被那種封建家庭和社會關系的泥淖污染，他希望女兒過一種清爽、有自尊的生活。所以父親決定讓她逃離這個陰影，為她安排了和伙計楊均宏的婚姻。雖然父母親并不阻撓若荷與劉可風的愛情，但是他們最終也從家業的利益和他們所理解的若荷的終身幸福出發，為她包辦了一場婚姻。某種程度上說，無論是劉家還是若荷家，都毀滅了子女的婚姻，雙方父母的行徑，殊途同歸。已把愛情透支了的若荷心力交瘁，此時的她只想好好守住父親的心血，已淪為替祖業奔走的肉身。但是，楊均宏在若荷家當了那么長時間的伙計，不可能不知道若荷和劉可風的事情。按男權社會的規則，若荷是一個失貞了的女人。楊均宏自然難以接受一個不純粹屬于自己的女人，他要報復，瘋狂地報復若荷家。[10]288-290若荷只能挺住，挺著大肚子去把日日鬼混的楊均宏帶回家，然后寬恕一切，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孩子即將出生，父親一生的心血也需要她守住。此時的廣州政治上風雨飄搖、時局動蕩，文化上新舊對決、中西碰撞，劉可風、若荷等這群時代之子，在夾縫中苦苦找尋自己的出路。“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171搬動桌子、改裝火爐尚且如此，何況是挑戰世人的觀念？因此，這群時代之子注定要成為時代烈焰的灰燼。用若荷的表哥周貽的話來說就是：“現在的狀態是很讓人難受的，我們學到了一些新的觀念，卻沒有辦法在現實中使用，大多停留在接受而不是實踐上，純屬于附庸風雅。”[10]145現實的阻撓力量太過強大，無論這些青年男女怎么有激情有決心，最后只能向現實妥協。

綜上所述，若荷抑郁的原因是她踐行她所受到的教育時被中國傳統世俗觀念壓迫，這兩者之間的碰撞激烈得令她窒息。

三、同是天涯淪落人

——若荷命運的普遍性

《西關小姐》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并非個別現象，除了西關小姐若荷，現代文學中眾多新式女性也一樣無法逃離當時的大環境影響，在中西文化夾縫中委曲求全。《傾城之戀》中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白流蘇，依然無法逃脫“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舊式婚姻模式，之所以運用手段把原本介紹給妹妹的范柳原搶到手，只是因為這樣自己以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半生緣》中的曼楨本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追求獨立自主的女孩，但是最后還是完全妥協于封建宗法制度。《圍城》中孫柔嘉也是在中西文化夾縫中力求突圍又深陷圍城的悲情女性。她是一個大學教師，喜歡方鴻漸，于是通過自己的手段得到方鴻漸，與他步入婚姻殿堂。但是結了婚的孫柔嘉才意識到方鴻漸骨子里是一個傳統的男人，他認可他父親說的女人要在家服侍丈夫和女人不能賺得比男人多的說法。孫柔嘉不喜歡這些封建家庭里面的復雜人際關系和對女性的束縛，婚后她和方鴻漸矛盾不斷。她努力突破傳統包辦婚姻的模式去追求自由戀愛，從一座圍城中突圍而出，卻陷入另一座圍城，陷入中西文化的重重矛盾之中。

若荷、白流蘇、曼楨、孫柔嘉……這群生活在民國的女性，同樣都在中西文化的夾縫中努力求索。接受過西方新式教育的青年男女都產生過《西關小姐》中周貽那樣的困惑——他們所接受、所信仰的東西在現實中無法實踐，因為現實太過強大。然而作為女性，若荷等人更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透不過氣。認識到命運的安排之后，若荷最終接受了時代帶來的悲痛，接受了包辦的婚姻。這批民國女性都遭遇了中西文化的夾擊，同是天涯淪落人。

可以說，《西關小姐》充分展現了最先受到西方男女平等觀念影響的中國女性在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大環境中“吃螃蟹”的后果，它揭示了實現女性解放道路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特別昭示了在儒家女性觀念占統治地位這么長時間的中國里反男權活動越激烈，就越容易成為犧牲品。

四、第二媒介時代的女性之痛與解放之路

“自媒體”、“融媒體”、“全媒體”……，“飛信”、“微信”、“易信”……從中西文化碰撞的民國時期到新媒體技術日新月異的第二媒介時代，盡管時代在變，但《西關小姐》帶給我們的啟示并沒有就此過時。作為西關小姐，若荷是家里的獨生女，相對開明的父母讓她接受教育，允許她參與家里的生意，這些都讓若荷成為了一個迥異于傳統的有主見、有才干的時代新女性。擁有這樣的成長經歷，若荷敢于追求自由戀愛并與劉可風有性愛經歷就不足為奇了。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如此根深蒂固，若荷自然無法罔顧傳統世俗的眼光。她試探性地問母親：“媽媽，要是日后我碰上一個自己喜歡的人，而且非他不嫁，你會成全我幫助我嗎？”[10]172若荷的母親與劉可風的母親不一樣，若荷的母親是一個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傳統夫權專制下女奴身份的人，她與丈夫在生活中、生意上是可以互相商量的伙伴，而不是只能完全聽命于丈夫的女奴。雖說若荷的母親比劉可風的開明很多，但也同樣忌憚世俗的眼光：“看你胡思亂想的，你以為這里是西洋國家啊，雖說現在的時勢也是很開明的，但畢竟老祖宗留下來的那些條條規規就在那，是難以輕易打破的，自選夫婿舊時候也有，但那是例外，需要很多機緣來配合的，弄不好，眾人飛短流長的口水都可以將你淹沒。”[10]173的確也是如此，當若荷穿著自己設計縫制的旗袍和會長馬興華共同出現在戲院時，太太師奶們就開始指指點點，充分施展想象力。她們嫉妒若荷身姿曼妙又有才干，造謠她是被馬興華私養的女人。[10]233-234真的是人言可畏！老一輩人食古不化，令人遺憾的是有的妙齡少女也同樣不思進取，即使接受了西式教育，也依舊把自己的終身幸福寄托在未知的丈夫身上。如若荷的表姐妹倩瑤和倩蓓，把若荷對于愛情、理想的追求視為癡人說夢，言行之中都充滿了對同性的嫉妒，嫉妒女子學校的同學有好的身世，可以嫁得更好的丈夫。倩蓓就認為：“再男女平等，在中國女人又能怎么樣，我們念書就是為了將來有個好的前途，也就是嫁個好人家，這是最明白不過的了。”[10]143-144這些都表明了女性意識已經覺醒的若荷生活在一個霸道強勢的男權社會里，她不僅受到男權書寫的倫理道德壓迫，更為可悲的是，她還受到本該是同盟者的女性的指指點點。飽受這些傳統世俗眼光譴責的若荷陷入自我懷疑之中。

顯而易見，盡管在深層原因上，若荷承受的壓力，來自中西文化的碰撞與錯位，來自傳統世俗文化的束縛；但在表層，其實就四個字——“人言可畏”——來“熟人社會”的輿論壓力。然而，當年若荷所忌憚的蜚短流長，只不過來自親戚朋友、街坊四鄰，傳播范圍有限。若荷畢竟還不是像阮玲玉這樣家喻戶曉的大明星，社會關注度有限，她和劉可風之間的愛情再離經叛道，還遠遠達不到滿城風雨的程度。正如魯迅在《論“人言可畏”》中說的：“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丑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丑聞。上海的街頭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鄰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樂道，但如果對她講甘肅的誰在偷漢，新疆的誰在再嫁，她就不要聽了。”[]盡管如此，來自“熟人社會”有限的輿論壓力，依然可以給當事人若荷造成巨大的殺傷力。那么試想一下，在芝麻綠豆大小的事情，都可以放到網絡上進行直播、引發圍觀的今天，若荷與劉可風的愛情故事，經過“標題黨”的加工，會發酵成一出怎樣的娛樂新聞？“大家閨秀未婚生子，西關小姐為愛狂歡”——這樣的桃色新聞，很難想象，會在微信上創下多少的鏈接數，在網站、論壇上創下多少的點擊量？如果說當年，“人言可畏”這四個字就足以致阮玲玉、若荷等弱女子于死地，那么在以互聯網為標志的第二媒介時代，在“一言不合就XX”的今天，一旦有什么風吹草動，新媒體所產生的輿論威力，又會對當代女性造成怎樣的傷害？當初若荷面對著來自“舌尖上的煩惱”，頭頂“人言可畏”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那么今天的女性，她們的生存處境又如何？

隨著互聯網等新媒體的興起，不知不覺之間，社會上出現了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名詞——“人艱不拆”、“累覺不愛”、“猥瑣發育”……一方面莫名其妙，一方面又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具體到女性身上，盡管也有像“美眉”、“中國大媽”、“白富美”、“女神”等這樣中性詞或褒義詞，更有如“恐龍”、“綠茶婊”、“外圍女”、“黑木耳”等等不堪入目的詞匯，有如“芙蓉姐姐”、“鳳姐”等被別有用心地包裝、炒作出來的惡俗女性形象，其中充斥著赤裸裸的語言暴力和性別歧視。很明顯，盡管“男女平等”在中國早已被寫進憲法并定為基本國策，但是女性解放之路依然并非一馬平川。法律制度上的平等或許可以達到權利的平等，而結果的平等還需要不斷爭取，尤其是在網絡上。

2007年“網易女人”曾推出“捉傷害女性的蟲子”的特別策劃活動[]，號召“給傷害女性的廣告、影視、網絡、報紙‘捉蟲子’”。在網絡領域有傷害女性最深的三大“毒蟲”：一是“女性永遠只有艷照、性虐待”，二是“女性形象暗藏色情指向”，三是“誤導社會輿論，給女性的發展制造障礙”。其中第三條“毒蟲”最為隱蔽，具體而言，指的是“類似‘女博士屬第三性’的怪論，《女博士遭遇情感困惑》、《女博士沒人敢娶》、《女博士的苦惱愛情》、《女博士的情感失落》的信息充斥網絡……”“毒蟲三”表面上沒有像“毒蟲一”和“毒蟲二”那樣露骨地將女性當作男性的玩物，但殺傷力卻相當驚人。其中所傳達的信息無非是“女子無才便是德”、“才華敵不過顏值”、“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陳詞濫調。博士群體在中國本來就是知識界的精英，能成為女博士的更是女性群體中佼佼者。她們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受到現代文明的洗禮，卻身處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國，頭頂上的男權主義幽靈陰魂不散。正因為自身的出類拔萃，時時刻刻被推到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就連純屬個人隱私的戀愛婚姻也成為世人茶余飯后津津樂道的談資。今天的女博士，她們的背景、境遇和當年的西關小姐若荷何其相似？她們之所以被輿論戲謔為“第三性”或“第三種人”，在有意無意之間被認為是另類甚至是“不正常”的群體，甚至還被稱為“滅絕師太”，只因為她們如若荷一般，有思想、有個性、有能力、有主張，不愿意被收編進入男權話語體系之中，不愿意淪為男權社會的犧牲品，不愿意重蹈千百年來無數中國女性走過的血淚之路。推而廣之，當今網絡輿論中的女強人、女漢子、女大學生、剩女等女性群體的處境，本質上和女博士和若荷是一樣的。她們獨立、堅強、有才干，不需要依靠男人來獲得生存和安全的保障，不屑于臣服于男人的腳下，不愿意只是充當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那么男權社會就只好排斥、丑化進而拋棄她們——女博士成了“滅絕師太”，女大學生成了無知無識、上當受騙的高危人群，職業女性成了令人望而卻步的鐵娘子、女強人、女漢子，沒有固定伴侶的大齡女性成了與“剩飯”、“剩菜”同列的“剩女”……總之，男權文化讓你不得好死。可以說，無論是“女××”還是“××女”，更多的是些在第二媒介時代，被別有用心地炒作出來，嘩眾取寵、混淆視聽的虛假概念。從“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從舌尖走向指尖，走向微信“朋友圈”，當代女性依然生存在夾縫之中，而且她們所承受的壓力正以幾何級數，爆炸性增長。

很明顯，航母下水、神舟上天、GPD躍居世界第二……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并不必然代表女性地位的顯著提高。在夾縫中生存的女性要實現真正意義的解放，出路在于積極推進兩性的和諧發展。什么時候兩性和諧了，被打入另冊的“女××”和“××女”也就自然消失了，女性也就解放了。相反只要社會上尤其是網絡上針對女性的歧視現象一日不根除，《西關小姐》中暴露的問題就一日值得我們反思。

兩性和諧、女性解放的道路還很漫長，需要我們不斷去總結和探索。當務之急，網絡作為女性受歧視和丑化的重災區，網絡輿論亟需受到有效引導和管控，新媒體的輿論引導力亟需得到正確發揮，基于網絡的新型輿論引導機制亟待建立。譚天在《新媒體新論》[]、褚亞玲在《新媒體輿論引導力研究》[]都對“互聯網治理”、“新媒體監管”、“新媒體輿論引導”等問題提出精辟見解，借得思考和借鑒。

西風東漸，使西關小姐不再只是知道“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成為“鐵屋子”里“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她們雖然需要“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11]441。女性解放這是一個向傳統挑戰的過程，漫長而曲折，處在第二媒介時代的我們，需要勇敢和堅定！

?結語

若荷代表了西關小姐這個受到中西文化夾擊的特殊群體。她們的生活方式似乎很摩登，但其實仍生活在以傳統文化為內核的大環境中。她們受到西方新式教育并嘗試運用于實踐，但是她們的實踐難容于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這是若荷一生抑郁的原因。《西關小姐》充分展現了最先受到西方男女平等觀念影響的中國女性在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大環境中“吃螃蟹”的后果，它揭示了實現女性解放道路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這是該書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民國時期存在著一大批受到中西文化夾擊的女性，第二媒介時代也同樣不乏類似這樣處境的女性群體，由男性書寫的傳統文化體系中存在著對女性歧視的因素，直到今天仍舊尚未根除，“女××”和“××女”等被炒作出來嘩眾取寵、混淆視聽的虛假概念依然流行。在夾縫中生存的女性要實現真正意義的解放，出路在于積極推進兩性的和諧發展。網絡作為女性受歧視、丑化的重災區，網絡輿論亟需受到有效引導和管控，新媒體的輿論引導力亟需得到正確發揮，基于網絡的新型輿論引導機制亟待建立。

作者簡介：

許峰，廣東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從事都市文學與都市文化、創意寫作等方面的研究。

楊敏霞，廣東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2015級本科生。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7年一般項目“基于媒介融合的文學生活研究”（17BZW069）；廣州市社科規劃辦2017年共建項目“‘原住民’與‘新客家’的廣州都市書寫比較研究”；同時受廣州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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