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國華獲得第八屆冰心散文獎單篇獎后，記者對其進行了專訪。

記者：請談一談您的這篇獲獎作品吧，看名字就知道跟寶安有關。

王國華：是的，《我不認識鐵崗村的人》是我寫的深圳系列中的一篇。最先刊發在2017年第12期的《讀者·原創版》和《海燕》雜志上。

最近兩年，我一直在持續地寫一個深圳系列。以散文（非虛構）方式呈現，短則兩三千字，長則一萬多字。我來深圳快八年了，感覺已逐漸和這個城市融為一體。最初那幾年，我對深圳抱著一點神秘感，加上一點點戒備心理，還有一些不適應并說服自己去適應的心理，各種心理摻雜在一起。某種意義上，我更像一個深圳的客人，對它不遠不近，因此也沒法描述它。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這個城市越來越了解，越來越愛，感覺用文字來呈現它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最初我給這個系列命名為“在寶安”，就寫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文友李雙魚聽說后告訴我，他也寫過“在寶安”，作家晉東南好像也在寫。我說，這是好事，大家都寫身邊人、身邊事，互為補充，“寶安”的見光率越來越高，這就是我們為這個地域做的貢獻。

我先后寫了西鄉河、寶安公園、城中村、街頭小店，越寫越需要外延，像漣漪一樣一圈一圈擴散開來，逐漸成了深圳系列。現在寫了十多萬字，年內將由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出版，暫定名為《街巷志——深圳體溫》。

記者：為什么要寫這樣一個系列？

王國華：在這個城市待的時間長了，有點百味雜陳的感覺。我看到了深圳的活力、旺盛的生命力。跟內地城市比，它更講規則，各種服務更好。同時我也看到了它的浮夸、焦躁以及概念化。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賦予它一些東西。比如深圳缺少憂傷，憂傷是一種高貴的情緒，我能否通過自己的文字賦予其憂傷？因為經濟的發展，某些深圳人的優越感似乎越來越強，我能否通過自己的文字讓這種優越感變得優雅一些？當然，這樣想可能有些不自量力，但我愿意做這種嘗試，也愿意看到更多的文友一起做這件事。

接下來我會往縱深寫，也許會越寫越難。但沒關系，做好自己就行了。本土作家謝宏先生曾善意地提醒我，這種單一性寫作，對文學創作也許不是什么好事，因為此前有人已經這樣做過，并沒什么反響。我很認同他的觀點。不過，我還是想繼續寫下去，直到撞到自己的天花板。畢竟現在還處在熱情之中，這種熱情以后自動消失也未可知。而文友們的提醒和鞭策將為我做好自己提供更多的養分。

記者：請談一談您的個人創作歷程吧。

王國華：寫作其實是分圈子的，詩歌圈、散文圈、小說圈、雜文圈、讀書圈等。我上學時一直是校園詩人，大學畢業之后，發現寫詩不能掙錢，不能養家，而那時生活壓力非常大，娶妻生子，養老人，這是非常現實的考慮，就開始寫一些隨筆和雜文。最初我寫的都是一些所謂青春美文，感悟類的隨筆。因為容易刊發，發表量很大，在國內報刊幾乎天天見報，也有了一點小小的名氣。每年的《讀者》《青年文摘》《意林》等雜志上都會出現易水寒和王國華這六個字。

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左右，生活相對安定了，那時候開始大量閱讀，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野史筆記之類的，至少讀了一二百本吧；另一方面是民國期間的作家作品。其實，閱讀的過程也是研究的過程。這期間混的主要是“雜文圈”和“讀書圈”。

我到深圳來之后，寫作上出現了一段迷茫期，不知道應該寫什么。這時候生活更加安定了，也沒有什么生活壓力。我身邊有大量的詩人，像樊子、阿翔、遠人、居一等。我和他們耳鬢廝磨，在同一個飯桌上吃飯，寫詩的心就被慢慢找回來了。

在寫詩的同時，更多精力是寫散文。一個現實的原因就是，我報文學創作職稱，報的是散文系列。在這里我想分享一個想法：很多貌似高尚的走向，可能源于一個非常世俗的由頭。我記得作家陳再見談到初心問題的時候，也講了類似的原因。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在創作上是用心的、執著的、癡迷的。相反，一個世俗的原因，讓我們的追逐有了具體的目標，有了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個過程，是美好的、舒暢的、樂在其中的。

記者：獲得這個獎項對您意味著什么？接下來還有什么打算？

王國華：獲得這樣一個大獎當然高興。頒獎當天我曾發了個微信，“在這里要鄭重感謝一下：感謝文壇前輩們的提攜和獎掖，感謝文友們兄弟般的幫助和鞭策，感謝先后供職過的幾個單位領導們的包容和關照，尤其要感謝親人無私的愛與支持。我會一如既往地努力。”這些感謝都是發自肺腑的。寫作的道路上，感覺好人都讓我碰上了。

當然，我更要感謝中國散文學會，感謝冰心散文獎評委會，感謝各位組織者。以前，我也零零星星地獲過一些獎項，但這個獎項更具權威性。不過，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文本說話。獎項、職稱之類的，有時候可能是負累，甚至影響到作家的寫作。所以我希望盡量減少獎項對我負面影響的同時，希望它給我另一個層面的意義，即從此之后，我寫下的每一個文字，是否對得起“冰心散文獎獲得者”這個稱呼。我會用更高的要求來完成自己的文本，用更高的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