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南翔，本名相南翔，教授，一級作家，著有《南方的愛》《大學軼事》《前塵》《女人的葵花》《叛逆與飛翔》《綠皮車》《抄家》等十余種；小說作品在北京、廣東、上海等地獲莊重文文學獎、魯迅文藝獎、第十屆上海文學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提名獎等20多個，短篇小說《綠皮車》《老桂家的魚》《特工》《檀香插》分別登上2012年、2013年、2015和2017年“中國小說排行榜”。

何謂尋脈造山？

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是分不開的。只要是中國人，生活在中國，用漢語寫作，那么他的文學作品中，就有中國文化的基因和中國文學傳統的影子。深度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文學傳統在中國文學創作中激發出來的正大氣象，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2017年11月，上海舉辦了一次以“尋脈造山”為主題的大型美術展覽，對東方文明的時代呼應，對近百年動蕩中被邊緣的東方現代藝術的甄別梳理、對當下藝術價值觀的澄清與界定、及未來性的世界展望，作了一次較為全面的梳理。這次展覽在當代美術界引起了廣泛影響和討論，它的歷史時間與學術取向尤其值得人們重視。策展人從容認為：

“尋脈”是回探東方之精神，“造山”則以傳統造化再生為旨意。 “脈”指屬性，人的元氣、天地之本，非實體的先天氣象規律。“造”是藝術者吸收、消化、整理、轉換、重組而藝術的支柱，嚴格來說沒有“造”就沒有藝術！“造山”則以傳統造化再生為旨意。東方性決不是一種狹隘的地域性、民族主義。在全球的未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的利益斗爭可能更多讓位于人類共同生存的考驗，而緩解斗爭后將迎來人與人平和相處的風尚。

上述一段話，簡要地把當下中國藝術傳統的問題點出來了。這實際上也是如何看待當下中國文學傳統的問題。我以為，中國文學語言、敘事藝術、敘事倫理與文學精神，這四者的關系構成中國文學傳統的基本脈絡。

我以著名作家南翔的創作為例，來具體地談論這個問題。

南翔于上世紀70年代初，在南昌鐵路局宜春火車站當一名工人，1978年恢復高考后，考進江西大學中文系，畢業后留校任教，后來便一路成為作家、大學教授、公共文化學者，他的形象在晚清民國的“大師”中可以找到原型。除了十多年組織并主持深圳知名的代表性文化訪談節目《深圳晚八點·周五書友會》，他還積極地做“文化田野調查”，跋山涉水，深入民間，寫下不少膾炙人口的非物質文化系列非虛構散文，如《木匠文叔》《藥師黃文鴻》《女紅倆傳人》等。不過，小說仍然是南翔的“立身之本”，十年前就有一些評論家說過，南翔的小說被嚴重低估！那時，他的文革歷史系列小說“散見于各處”，不，尚未形成規模，2015年小說集《抄家》出版以后，他在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中的形象和地位，就更加清晰可見、確定無疑了。除此之處，南翔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還有那些具有濃厚的“社會問題意識”和“歷史文化意識”的小說，比如民國系列（《前塵——民國系列》）、底層系列（《南方的愛》《女人的葵花》《綠皮車》）、大學系列（《大學軼事》《博士點》《博士后》）、生態系列（《哭泣的白鸛》《鐵殼船》《沉默的袁江》），等等。綜觀這些不同題材的作品，會發現南翔的語言取向與敘事藝術，散發著中國傳統文學的迷人氣息。

文學的最高價值

文學的最高價值，一定是打通了歷史的，當下的，未來的價值。如果說文學即是人學，那么，文學最高價值，是書寫“共同的人”，從“人”而來，為“人”而生。即使是社會問題小說，也應該有這個“最高價值”的追求。南翔的小說所到之處，最后的落腳點都在普世價值的人，比如人的悲憫、人的情感、人的處境、人的矛盾、人的疑問等。正如南翔自己所說，小說的價值標高，應該牢牢訂立在普世的文化尺度上，這樣既可避免重蹈文學史上隨風轉向、緊跟任務、圖解政治的覆轍，亦可避免“問題小說”之弊。批評家陳勁松在評論南翔的小說時也認為，南翔的作品始終堅守著對社會的深刻洞察和悉心體味，在悲憫情懷的審美傾向中有著飽滿的藝術張力；堅持多種敘事策略的探索并注重挖掘小說的情感質素；對世俗倫理和生活欲望進行精神結構的同時強化小說的語言功能。

《綠皮車》這篇小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南翔通過那意味深長的文字，講述了發生在城鄉一列破舊的綠皮車上的一些“雞毛蒜皮”的日常小事，展現了底層老百姓是如何在艱辛的生活中互助互愛，如何張開“禮存于野”的純樸鄉村景象。在南翔筆下，綠皮車儼然一份超越了時空的感情，更是內心無法割舍的永久記憶，是一個時代的印記，也是現代生活的暖爐。小說沒有跌宕起伏險象環生的故事情節，但讀完之后，一股暖流升騰而起。這篇小說之所以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就是在狂飚突進的時代，綠皮車中“慢”的生活姿態與扶老攜幼、榮辱與共的人性光輝，正是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善”，律動著人類本真的普世道德情懷。

另一篇極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老桂家的魚》。這篇小說影響非常廣泛，原載《上海文學》2013年第8期，后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先后轉載，收入多個年度小說選本。2013-2014年均入選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也獲得第十屆《上海文學》獎。一篇短短的小說倍受社會關注，里面一定有一些普遍的問題，牽引著讀者和評者的視角。小說主人公老桂為了改變貧困命運和擺脫體制束縛，離開鄉村從農民變成疍民（以船為家的水上居民），隨著城市化的加速、陸地交通的完善和自然環境的惡化，他先后從事的水上運輸業和捕漁業，都沒能解決他一家人的溫飽問題而危懸于生存的邊緣，加上身患尿毒癥，更讓老桂雪上加霜。但是南翔筆下的老桂，既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自我放棄與墮落，而是頑強地面對生活的挑戰，以自己真誠與堅忍的人生態度，維護個體生命的尊嚴。曾身患絕癥、退休之后在菜地里找到寄托的潘家嬸嬸，對老桂投以深切的關懷。

《老桂家的魚》揭示了以老桂為典型的底層人民的現實境遇與艱難人生，深刻地體察了這一階層的艱難與尊嚴，傳遞了情感的溫度、人性的關懷以及強烈的生命意識。正如南翔在接受《深圳商報》訪談時說到的那樣，“諾貝爾文學獎就是獎勵給人美好理想憧憬的東西。生活中有很多的辛酸、無奈、悲苦、惆悵，更需要文學來紓解，因為文學不管是人物，故事，或主題，都集中于在現實和未來之間打通了一個通道，給讀者一種憧憬、一種想象、一種假定。文學作品欲喚醒人們的自覺意識，喚醒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喚醒大家對悲苦者、弱勢群體的悲憫，這些是我最想表述的。”?

喚醒自覺，喚醒情感，喚醒悲憫之心，是南翔小說的魅力所在。即使他寫生態小說，也念茲在茲。比如《哭泣的白鸛》《鐵殼船》《沉默的袁江》《消失的養蜂人》等，不僅是“悲天”，也更是“憫人”。當中國生態問題成為一個緊迫的社會問題之時，南翔就寫出了《哭泣的白鸛》這篇小說，引起了廣泛關注。這篇小說與陸川的電影《可可西里》聯系起來，就更加意味深長。《可可西里》中剝羊皮的馬占林一家人，他說自己是所有人里剝羊子皮剝得最快最好的，剝一張皮五塊錢，他以前是放牛，放羊的，草原變成了荒漠，人都沒有吃的了，只好把牛羊全賣了，受雇于人剝羊子。他們被藏羚羊保護站反盜獵小隊抓住后，本來要槍斃，但最后巡山隊長日泰還是放了他們。怎么放？就是《可可西里》的文學最高價值。——暴風雪快要來臨，日泰經過復雜的內心斗爭，最后決定讓他們自己走，實際上就是聽天由命！走出可可西里的時候，馬占林快哭了，說自己老了，走不出去了。然后一行人在風雪里走，有人倒下了，另外的人就把倒下那個人的衣服扒了自己用。最后，日泰隊長被盜獵頭子用槍打死時，站在邊上的馬占林猶豫了很久，心情非常復雜，五味雜陳。——這些人的現實處境與心靈處境的交織，打開了生態小說中對“共同的人”的宏闊敘事。馬占林一樣的人，放在可可西里是馬占林，放在大興安嶺還是馬占林，放在黃河長江邊上，仍然是馬占林。在《哭泣的白鸛》中，也有一個“馬占林”和巡山隊長“日泰”，那就是“飛天拐”和“鵝頭”。這篇小說直面鄱陽湖愈加惡化的生態環境，控訴了不法分子用捕獵、毒害甚至炸藥等殘酷手段，對鄱陽湖上的珍稀鳥類動物進行迫害的泯滅良心的行徑。同時，也把“飛天拐”和“鵝頭”之間相互體恤關懷也展現得淋漓盡致，相應地，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人性生態的矛盾與融合，也在南翔的筆下清晰呈現出來。

在另一部生態小說《鐵殼船》中，南翔同樣以鐵殼船為載體，解剖了人的精神與道德困境之間的關系。城市開發建設帶來了環境污染，鐵殼船成了需要清理的廢品。小說中老人卻無比懷念河清魚歡的年代和凄美動人的歲月，但懷念不能阻止城市化進程的步伐，不能抵消現實中利益的誘惑，于是老人最終成了一個時代的殉葬品。南翔在敘述老人的日常生活和言行，賦予的是寬容的凝視和悲憫的理解，他卻無意對社會陰暗和人性弱點進行臧否式評判，也未做人倫道德上的價值追問，而是平靜地審視這一切，冷靜地看待這一切，由一個日常生活事件，生發出對一種生命狀態的詰問。他只是故事的敘述者與小說的關注者，關注著時代社會的流變播遷與世俗人生的起伏跌宕；關注著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與生命狀態的喜怒哀樂；關注著審美理想的高下與情感狀態的炎涼；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問題與心理深度。我們不難窺見他那開闊的人文視野與深廣的悲憫情懷。（見陳勁松《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南翔小說的敘事策略及其審美品性》）

中國文學精神的歷史寫作

歷史乃中國精神世界之根基。歷史寫作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政治語言與歷史語言會短暫耦合，風云際會，但通常都會掣肘摩擦、刀兵相向。所以對于一個有歷史責任與歷史擔當的作家而言，如何處理文學精神與歷史寫作的關系，既格外迷人，又困境重重。中國精神當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歷來是仁人志士推崇的至高境界，文學精神說到底，也趨于這種境界。孔子的“春秋筆法”或“微言大義”，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魯迅的“國民性批判”，都是我國文學精神的一種體現。“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的春秋筆法，說的就是文學精神在歷史寫作中的策略與旨歸。

南翔的歷史寫作，在深度寫作與難度寫作中，弘揚了中國文學的正大精神。他的深度寫作主要是對歷史題材的重新凝視與深度挖掘，力圖找到歷史的吊詭之處與迷人之處，如小說集《前塵——民國遺事》，可看作是深度寫作的代表。因為是寫民國，而當前我們對民國包括民國以前的歷史題材很多都已經脫敏，才子佳人型、諷喻勸奉型、抨擊時政型小說不斷走進民國社會的視野當中；我們也有岳南的非虛構作品《南渡北歸》及大量相關主題的影視作品，不過，即使如此，民國書寫的難度仍然還是一個亟待突破的問題。而南翔的《前塵——民國遺事》通過文學的深度書寫，聚焦民國時局動蕩、文人交往、商賈較量、人生變幻、情感變遷等頗有傳奇色彩的故事當中。我覺得，從南翔創作歷程來看，《前塵——民國遺事》的深度寫作，為后面的難度寫作吹響了前奏，提供了一種備存。或許他在構思民國遺事的時候，一個更深遠，更宏大，更壯闊的創作計劃，已經悄悄在他的心中醞釀了。這就是南翔的反映六七十年代系列小說。從民國到六七十年代，在歷史時間上得到延續了，在文學精神上象征著起伏。他的這系列小說，是政治語言與歷史語言角斗場，是文學精神的試驗場。在這個角斗場與試驗場中，南翔仍沒有忘記“共同的人”，沒有缺失對于共同的人的悲憫；對時代問題的反思與批判，不是簡單的批判，而是文學式反思。南翔筆下彌漫著的，是中國文化精神最可貴的寬恕、平和與關懷的品格。

我們看《抄家》這本小說集，就更能清楚地理解南翔的敘事倫理了。《抄家》共包含10篇小說，在《我的親歷，然后文學》這篇序里，南翔對開展歷史敘事的緣起，歷史遮蔽的遺憾，時代符號性表現的列舉，以及歷史敘事的重大意義，一一作了說明。這篇序言，是10篇小說的統領，是敘事的基調，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南翔那種“精神的高地與沉重的反思”的歷史敘事，有很大的幫助。我認為，南翔雖然直面特殊時代對個體命運帶來沉重的打擊，但他是在追尋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更多地著重歷史人物的反思、寬恕和懺悔，這在《1975年秋天的那片楓葉》《特工》《伯父的遺愿》《老兵》等小說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同名小說《抄家》，意味非常深遠，我認為這篇小說在我國關于那個年代虛構敘事當中，算得上是扛鼎之作。老師請學生抄家這一開場，既荒誕，又合理，把讀者的視角引入了一個黑色幽默當中；抄家過程中的師生交流與碰撞，既是在“崇惡”的環境中“弘善”，又在“善”中反襯“惡”；抄出母親舊物與衣冠，等于抄出“禮孝”，抄出中華五千年的傳統道德，紅小兵集體狂歡地對“禮孝”肆無忌憚的施辱，對中華文化精神施辱，既是對一個人精神的迫害，更是對民族文化的迫害。這恐怕是南翔文革敘事最精準，最有力量，最耐人尋味的一筆。

敘事倫理與小說傳統

小說如何表征一個時代，取決于那個時代如何存活于小說當中，而關鍵的問題是在滾滾的時間洪流中，人與社會、歷史、自然環境等的相互關系的處理。作家在力圖展現這種關系的時候，總會顯現出某種立場與情懷，這便構成小說原初的敘事倫理。那么南翔是如何在小說中建立自己的價值標高，構筑獨特的敘事倫理的呢？

總括起來，我認為主要有五點。

首先是南翔的創作具有歷史意識。他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去還原歷史，除了拒絕書寫“歷史虛無主義”之外，而且直面個體的悲慘命運，書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書寫人類永恒的情感與精神。在《1975年秋天的那片楓葉》、《特工》、《伯父的遺愿》、《老兵》等小說中，南翔在追尋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更多地著重書寫歷史人物的反思、寬恕和懺悔。這在同類題材的創作中，顯得彌足珍貴。

其次是具有社會問題意識。一方面，他直面種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如生態惡化問題、學術腐敗問題、城市化進程中的底層生存問題、家庭倫理問題等等。另一方面，他在“問題”中發現“人”，描述人的具體表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作家的偉大之處，除了書寫偉大的題材，宏闊的歷史，他還應關照身邊的社會，身邊的問題和身邊的人，成為“問題發現者”，西方20世紀以來的現當代小說，無不如此。南翔的歷史為什么寫得那么好？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投身于廣闊的社會當中，持續關注社會問題，以心印心，真實地捕捉“問題”中的人的具體表情。

再者，南翔的創作飽含“溫情喚醒”的人文關懷。如果以一個關鍵詞來概括南翔小說敘述倫理的話，我認為“溫情喚醒”最為妥帖。“喚醒”即有距離，又有溫度；既有“我者”的獨立姿態，又能讓“他者”煥發強大的主體性力量。著名歌唱家龔琳娜在談論她演唱《靜夜思》這首詩時說，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偉大在于它字里行間傳遞的情感，而文字或歌聲，在“傳遞”中“喚醒”這種情感。南翔小說的“喚醒”，建立在他對中國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的基礎上，他采取一種頗為“中國化”方式，介入心靈，介入現實，不激不厲，風規自遠。總之，南翔的“溫情喚醒”，很好地體現了深沉含蓄、和合溫良、反求諸己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

四是在創作層面，南翔的敘事倫理的構建訴諸于他那澄明的古典敘事藝術。南翔的小說語言，整體是真切的，溫良的，平和的，豐腴的，特別是細節的溫度和力量，分外飽滿。不管是生態敘事、底層敘事，還是文革敘事、非遺敘事，南翔運用的都是文化蘊含豐富、生命力強、流淌著溫度的漢語言，是一種人文性極強的創作面貌，是與中國傳統文學語言一脈相承的。南翔的敘事，胸中有丘壑有氣象，從容而且平和，展現了大時空的氣度。著名評論家胡平認為，“南翔寫作上有著理論上的自覺性，作品充滿現代感，對事件和現象作出深刻的剖析。敘事上學者般的冷靜，波瀾不驚，表現出自然、謙和、豁達的氣派。”南翔的創作大體如此，但我還要加上一句，南翔寫人，總能在起承轉合中順勢而為，寫出深深的感情和悲情，而且沒有任何隔閡與斷裂。

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南翔的寫作是“尊靈魂寫作”。著名評論家謝有順在《小說的敘事倫理》中談到，“經過一段時間的模仿、借鑒之后，如何才能講述真正的中國經驗，讓中國人的生活洋溢出本土的味道，并找到能接續傳統資源的中國話語，這一度成了當代作家普遍的焦慮。或許是為這種焦慮所驅使，不少作家近年都有一種回退到中國傳統中尋找新的敘事資源的沖動，他們書寫中國的世道人心、人情之美，并吸收中國的文章之道、民間語言、古白話小說語言的神髓，以求創造出既傳統又現代的文體意識和語言風格。這種后退式的敘事轉向，同樣可以看作是現代性的事件。”南翔的敘事取向就是后退式的敘事，但他并不是轉向，而是一開始就如此，一開始就“尊靈魂寫作”，“以自己獨有的路徑，孤絕地理解生命，塑造靈魂，呈現心靈世界，為個體的存在作證，并通過一種語言探索不斷地建構起新的敘事地圖和敘事倫理。”（見謝有順《小說中的心事 一次對以小說為天地立心的集中探討》）

南翔的文學創作，連通著歷史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學精神的源泉，他的文學敘事，一如“尋脈造山”，以中國文學精神之根脈，探尋審視歷史文化的“斷層”與現代社會的“問題”，重塑文化精神，或者為這種文化精神提供一種可靠的基準，從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學的現代表達，成為有價值的創作。

（廖令鵬，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寶安評論家學會副主席、秘書長，睦鄰文學獎評委，青年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