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兒》是中國明史學會會員、青年歷史學者當年明月創作的一部歷史題材小說，因其擁有專業性和創新性書寫的優點，且迎合了當下讀者對“國學熱”“歷史熱”的認可和追崇，自2009年完稿出版后，該書先后斬獲當當網“終身五星級最佳圖書”、“卓越亞馬遜暢銷書大獎”、2007年—2011年度系列暢銷書第一名，并多次獲得“新浪圖書風云榜”最佳圖書等榮譽。小說亦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引起諸多學者從語言特色、思想藝術、小說筆法等方面對文本進行研究。本文嘗試以文史交錯的“文史互證”理論為切入點，論析《明朝那些事兒》第1部中的語言幻覺。

一、歷史的文學性與文學的歷史性

“對歷史而言，文學不是次等的被動存在物，而是彰顯歷史真正面目的活生生的意義存在體。”[1]182新歷史主義將文學視作一個符號象征系統，這一系統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界限來解讀歷史，并賦予某一特定歷史時刻的事件觀念層面上的意義。蒙特洛斯把這種文史的互相交錯分為“歷史的文學性”與“文學的歷史性”兩個方面,“歷史的文學性”即歷史需要被文學選擇性地闡釋，“批評主體根本不可能接觸到一個所謂全面而真實的歷史，或在生活中體驗到歷史的連貫性，如果沒有社會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作為解讀媒介的話，我們根本沒有進入歷史奧秘的可能性。”[1]185“文學的歷史性”即“個人體驗的文學表達總是具有特殊的歷史性，總是能表現出社會與物質之間的某種矛盾現象。這些現象見諸所有的書寫模式中，不僅包括批評家研究的作品，而且也包括研究作品的文本環境。書寫模式中的歷史的、社會的、物質的情景，構成了所謂的文學的歷史性氛圍。”[1]185《明朝那些事兒》作為兼備明史的文學性和小說的歷史性的文本，正身陷這種文學與歷史的雙重幻覺中。當年明月是明史研究者，創作時堅持“忠于歷史”的原則，他在“引子”中這樣寫道，“要說明的是，這篇文章是描寫正史的，資料來源包括《明實錄》《明通鑒》《明史》《明史紀事本末》等二十余種明代史料和筆記雜談，雖然用了很多流行文學的描寫手法和表現手法，但文中絕大部分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甚至人物的對話都是有史料來源的。”[2]7他甚至在文中好幾處對話后面附上“注意，這個是實數”[2]47“深入漠北，無所得，遽班師，何以復命。”[2]244“詔內外獄無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法司。”[2]273之類的說明或原句來標示文本的“正史”屬性。除了以真實的史料為原料外，當年明月的創作亦輔之以小說的筆法和對人物心理的主觀分析，由此又產生種種想象和虛構。這種將歷史考據與小說的審美想象結合起來的寫作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梁啟超所提倡的“以小說來證史”的“文史互證”的研究范疇。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里提出，“須知作小說者無論騁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筆敘事，總不能脫離其所處之環境，不知不覺遂將當時社會背景寫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3]如神話小說《山海經》雖有荒誕虛妄之嫌，其真實的歷史性卻不容小覷，史學家們確能從中挖掘許多貴重而神秘的史料；再如曹雪芹的《紅樓夢》文本故事雖屬虛構，但卻能反映康雍乾盛世及當時上層社會的文化生活狀態，其對貴族官僚大家庭盛衰歷史的描寫，也揭示了封建社會日趨腐敗和衰落的危機。明史學家出身的當年明月亦將《明朝那些事兒》定位為“意義增殖”的文本，欲通過小說的筆調來滿足讀者閱讀的審美體驗，進而讓讀者達到接近歷史本相的目的：了解明朝重要人物的命運、揭露官場政治謎團、理清當時政治經濟制度的演變等。《百家講壇》主講人毛佩琦更是在小說的序中給予了文本很高的評價：“明月的寫作不僅筆鋒活潑幽默，而且加進了自己的感悟，這就拉近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也拉近了古人與今人的距離。布帛菽粟，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古人原無異于今人，真能深入古人的情境和內心，歷史就活了起來。”[2]5

客觀而言，當年明月確實兼備文史皆通的學術修養和文史溝通的研究能力，然而《明朝那些事兒》中文史互證的寫作模式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歷史與文學的范式差異，從而使文本陷入了語言的幻覺中。正如王陽提出：“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視角關系在性質上屬不同類型，不可互相轉換。歷史敘事要求在實證性和客觀規律性的基礎上建立史實‘真實性’的分辨尺度, 而文學僅在形象性和直觀感性的前提下談論‘本質’的‘真實性’標準。兩者之間關于‘真實’概念存在著本質的差異,因而在使用范式方面不可通約。”[4]文學中所闡釋的歷史情境往往不是歷史真相，這亦是文史互證方法的局限所在。私以為，最好的方式或許是讓歷史的歸歷史，讓文學的歸文學，如將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的《三國志》看作歷史讀本，將元末明初羅貫中以其為史料支撐所著的《三國演義》看作文學讀本。

畢竟歷史言說與言說歷史不同。人們言說歷史，千言萬語，各持己見，滔滔不絕，文學言說歷史，故事與人物粉墨登場，最終卻不過是語言的狂歡與語言后的空虛。如中國原始的神話傳說和歌謠，最初都只是在人們勞動的過程中口頭流傳，多因時代久遠、口耳相傳導致內容或形式的變異，最終經過漫長的時間用文字記下的一鱗半爪已經難以認定為其原貌。所以，只有建立在史實與史筆（實事求是的筆法）的基礎上的史識，才能真正洞察歷史。然而，當所有歷史都成為文學之后，文學也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屬于歷史的文學部分。文學想超越歷史，最終亦超越不了歷史。此外，歷史本身的言說就是不言說，大音希聲，以歷史事件與人物來展示，以沉默來默默承認，或者以沉默來冷冷嘲笑。

二、想以戲謔化的語言來重建歷史，但歷史拒絕重建

與正襟危坐、刻板莊重的史書典籍不同，當年明月在對明朝近三百年歷史的書寫中投入了不少個人的心靈體驗，同時賦予詼諧風趣的筆法，迎合了網絡文學的趣味性，亦成就了文本：《明朝那些事兒》最初在天涯社區“煮酒論史”板塊連載時就頗受讀者喜愛，曾創下2000萬的點擊率紀錄，出版后又銷量過千萬，幾年間成為人盡皆知的“時髦書”（所獲榮譽在此不再贅述）。然而，當年明月對歷史本相如此通俗化的解讀，卻不可避免地使文本出現語言的幻覺的第二個方面：想以戲謔化的語言來重建歷史，但歷史拒絕重建。

其一，語言口語化改變不了歷史的沉重。在《明朝那些事兒》中，當年明月采用了許多趣味橫生的口語化語言，以此來消除文本的莊重，可這樣的書寫卻僅僅能夠拉近與讀者的閱讀距離，根本無法改變文字背后沉重的歷史。如“朱元璋從小吃苦耐勞，小伙子身體棒，精神勁兒足，飯量大，一頓能扒好幾碗，他不但是鐵人賽的冠軍級選手，估計練過長跑，耐力還很強，在他看來，把丞相趕回家，也不過是多干點活，自己累點，也沒什么。于是歷史上就留下了勞模朱元璋的光輝事跡。”[2]194乍一看是作者對朱元璋心系國家的調侃式贊美，其實卻是朱元璋為了獨攬政權，步步為營，最終廢除丞相制度后不得不啃的“苦果”。而這一皇帝和丞相之間權利制衡關系的解除，又是以諸多生命的犧牲為代價的。除了處死胡惟庸三族以外，朱元璋還利用“胡惟庸案件”，將專橫跋扈或對專制制度有威脅的文武官員、士族地主都陸續列為胡黨處死或抄家。朱元璋甚至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誅殺曾功居第一的韓國公李善長三族七十余人。“從洪武十三年（1380）案發，連續查了好幾年，被殺者超過一萬人。”[2]191? ? ??

再如“那舉人怎么才能當官呢？很簡單，當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機會了。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參加某位官員的追悼會，看到某些人在門口探頭探腦，面露喜色，要不是和這家有仇，那一般就都是舉人。現在大家知道為什么范進同志考中舉人后會發瘋吧，換了你也可能會瘋的。”[2]164“在說下一關之前，我們要介紹一下科舉考試的考場，當時的考場可不是今天光線明亮的教室，還有一大堆家長在外面抱著西瓜等你。明代考試的考場叫做貢院，其實從結構環境來看，可以稱其為牢房。貢院里有上萬間房間（大家可以估計一下錄取率），都是單間。有人可能覺得單間很好，別忙，我來介紹一下這是個什么樣的單間，這種單間叫做號房，長五尺，寬四尺，高八尺……考生在進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帶書具和燈具進去，每人發給三支蠟燭，進去后，號門馬上關閉上鎖，考生就在里面答題，晚上也在里面休息，但由于房間太小，考生只能蜷縮著睡覺，真是要多難受就有多難受。”[2]164這兩段話出現在作者介紹明朝科舉制度的部分，雖以詼諧幽默的口語化語言呈現，卻也掩蓋不了讀書人為仕途備考之枯燥，生存之艱辛，條件之惡劣等史實。明朝的科舉考試分為三級，分別是院試、鄉試和會試，通過會試的精英有機會參與殿試，最后榜上有名的三甲才會被派任低級的官職。然而歷經千辛萬苦走到這一步，后來朱元璋又給學子們設置了一道最困難的關卡：八股。八股文擁有三大限制：形式限制、思想限制、出題限制，書寫難度極高。諸多弊端亦導致許多選出來的英才都只是于現實社會無用的“書呆子”，“著名的明朝學者宋濂形容過八股選出來的某些人才‘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活脫脫一副白癡面孔。”[2]171八股文的推行甚至是阻礙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因，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就曾痛斥：“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5]

其二，語言現代化改變不了歷史的過去。《明朝那些事兒》中不乏用現代的文化詮釋古代的內容，首先是現代表格的運用，如小說開頭用檔案和漫畫的形式介紹主人公朱元璋的血型、學歷、家庭出生、生卒年、社會關系、座右銘等基本信息，有趣的是朱元璋生平的主要事跡以他在大山之下俯視一只小獅子的模樣為背景圖，似乎象征著他的神威英武和對皇權的志在必得；第106頁，作者用圖表從起因、陣營、結果三個方面來對鄱陽湖之戰進行戰況分析。如此，朱元璋和陳友諒為何決戰，朱營為何以區區二十萬兵力導致擁有六十萬兵力的陳營全面崩潰，以及朱元璋在軍事領導上有什么天賦等問題的答案便一目了然；再如第151頁，作者附上六幅圖，分別對應六個年級來標明“名將是怎樣煉成的”，從理論學習到實操訓練再到心智的鍛煉，最終得出了“所以名將之路是一條艱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為”[2]154的結論；還有第166頁，作者用表格介紹明朝嚴苛的科舉制度、第195頁用圖表對比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后各大機構權力的變化、第257頁用表格概述藍玉案的始末等等。這些以圖表進行說明的寫作形式使讀者在閱讀時能更為直觀地聯想起文字背后的歷史形象和情境，同時更易理解小說中錯綜復雜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給讀者的閱讀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

此外，小說中還有不少現代語言的運用，加強了歷史的現場感。如“在游方的生活中，朱重八只能走路，沒有順風車可搭，是名副其實的旅行”[2]18,“順風車”“旅行”等現代用語有助于讀者體會朱重八化緣之艱辛；再如作者在介紹朱元璋廢除丞相后設立的“內閣大學士”一職時，“他們無孔不入，無所不管，他們不但管理國家大事，還管理皇帝的私事，他們不準皇帝隨意騎馬游玩(正德)，不準皇帝吃偉哥(隆慶)，不準皇帝選擇自己的繼承人(萬歷)……朱元璋來到歷史的商店，想要買一塊肥皂，歷史辯證法卻強行搭配給他一卷手紙。”[2]196在這段話中，作者將皇帝出巡改為“騎馬游玩”，熱衷春藥說成“吃偉哥”，“商店”“肥皂”“卷手紙”等今詞古用的寫作策略更是直接拉近了讀者與歷史的距離，令人在忍俊不禁中讀懂歷史；還有“在戰斗電影中，到這個時候，經常會出現以下的場景：一個戰士滿臉憤怒的表情，對部隊的指揮官（一般是排長或連長）喊道：‘連長，打吧！’另一個戰士也跑上來，喊道：‘打吧！連長！’眾人合：‘連長，下命令吧！’這時鏡頭推向連長的臉，給出特寫，連長的臉上顯現出沉著的表情，然后在房間里踱了幾個圈，用沉穩的語氣說道：‘同志們，不能打！’劇情的發展告訴我們，連長總是對的。這并不是開玩笑，當時的藍玉就面臨著連長的選擇。”[2]243當年明月在此直接采用戰斗電影中會出現的橋段，生動形象地反映了藍玉在糧食缺乏和水源殆盡的困境下思考軍隊是否前進的痛苦和猶豫。另，小說中還融入了“公務員”[2]33、“股份”[2]35、“黃金旅游景點”[2]39、“城市戶口”[2]281等充滿語言張力的現代用語，代替了古代晦澀難懂的詞語或事物，使得文本更顯活潑和通俗易懂。

然而，歷史作為形而上的存在，是無法復制或改變的。《明朝那些事兒》固然通過許多現代化色彩語言的運用來破除歷史的神秘性，亦呈現了一定的歷史真相，或歷史的“再創造”，但這僅僅停留在“描寫”歷史的表層，而非回到過去“改變”或“重建”歷史。

三、想把歷史寫得好看，但歷史本身并不好看

“我寫文章有個習慣，由于早年讀了太多學究書，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實歷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歷史都可以寫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2]7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兒》的“序”中寫了自己的創作愿望：將歷史寫得好看。現今學者們對這部小說的解讀也多從“好看”入手，如趙勇的《“好看”的秘密——<明朝那些事兒>的文本分析》指出，小說“好看”的秘密正在于它“以化重為輕、化難為易、化陳腐典籍為話語奇觀等方式制造出一種名副其實的‘悅’讀‘笑’果”[6]；孫小超的《<明朝那些事兒>幽默風格成因探析》提出“小說的幽默風格，主要是通過情節選擇和修辭手段的運用實現的，而這種嘗試，使歷史有了更好的表現形式，為人們輕松獲取知識提供了方便”[7]；萬昭瑩、葉玉的《通俗史論中的小說筆法——以<明朝那些事兒>為例》[8]從“現代詼諧歷史”“通俗平民寫史”和“心靈成長寫史”三個方面分析當年明月將文本寫得好看和精彩的原因。然而筆者認為，《明朝那些事兒》既然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我們在關注其小說筆調的“文學性”是否精彩之余，也不應該忽略文本背后的歷史本身并不好看的事實。

首先，《明朝那些事兒》并不和平，文本中穿插著許多血腥殘暴的戰爭。這些戰爭作為權力擁有者爭奪江山的籌碼，產生的頻率和規模可謂是“喪心病狂”，由此導致多少家庭支離破碎？又有多少士兵命喪黃泉？答案自然是數不勝數。回到文本：嗜好殺戮的常遇春在打敗陳友諒的軍隊后，大開殺戒，竟連夜將三千俘虜活埋；龍灣之戰后，“漢軍在戰場上留下了兩萬具尸體、七千名俘虜”[2]71；在鄱陽湖之戰中，作者對作戰中的士兵的描寫充滿無奈與凄涼之感，他們本是無辜的普通人，卻被迫蹚進統治者設計的尸山血河中冒險拼命，“數十萬人手持刀劍，拼死廝殺。他們彼此并不認識，也談不上有多大仇恨，但此刻，他們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死神牢牢抓住了每一個人，士兵的慘叫聲和哀號聲讓人聞之膽寒”[2]104；在捕魚兒戰役后，藍玉徹底擊潰北元，“此戰徹底殲滅了北元的武裝力量，俘獲北元皇帝次子地保奴、太子妃并公主內眷等一百余人、王公貴族三千余人、士兵七萬余人，牛羊十余萬頭……”[2]248此外，“尸體堆成山”“拼死廝殺”“全軍覆沒”“損失慘重”“屠城”“十萬大軍僅剩十人”等語句在小說中隨處可見，由此，文字背后血流成河的歷史確實不忍卒讀。

其次，《明朝那些事兒》充滿著貪官們自私貪婪和欺詐謀權的丑惡嘴臉。作者在小說第204頁介紹了官員貪污的方法：折色火耗與淋尖踢斛。“折色火耗”即官府打著熔鍛碎銀的損耗的名義多征賦稅；“淋尖踢斛”即官吏通過踹斛，將倒在地上的谷粒納為糧食運輸中的損耗并當作自己的合法收入的行為。這兩種方法將貪官們絞盡腦汁壓榨錢財的奸詐模樣描繪得淋漓盡致，盡顯人性之險惡。此外，文本還記述了許多貪官腐敗的具體事例：如元至正四年（1344），黃河泛濫，沿岸山東河南幾十萬人淪為難民，除此之外淮河沿岸又遭遇著嚴重瘟疫和旱災，然而面臨這些天災，卻因為政局腐化，賑災物資遭到層層盤剝克扣，“皇帝（元順帝）要下詔賑災，中書省的高級官員們要聯系糧食和銀兩，當然了，自己趁機拿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賑災物品撥到各路（元代地方行政單位），地方長官們再留下點，之后是州、縣，一層一層下來，到老百姓手中就只剩谷殼了。”[2]15導致伏尸處處、餓殍遍野、民眾易子而食的悲慘局面；再如元朝命令沿岸十七萬勞工修河堤時，各級官吏絲毫沒有“父母官”的良善之道，異常興奮的原因居然是“皇帝撥給的修河工錢是可以克扣的，民工的口糧是可以克扣的，反正他們不吃不喝也事不關己，這就是一大筆收入；工程的費用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黃河泛濫也淹不死這些當官的。”[2]23更為諷刺的是，朱元璋雖然嚴厲打擊官場的貪污腐敗現象，并實施了許多刑罰，如凌遲、抽腸、刷洗、閹割、挖膝蓋等，“然而在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藝術前，官員們仍然前‘腐’后繼，活像一群敢死隊，成群結隊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開國以后，貪污不斷，朱元璋殺不盡殺，據統計，因貪污受賄被殺死的官員有幾萬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國十三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掉了。”[2]213官員們“朝獲派，夕腐敗”的人生信條實在令人不解。

再者，朱元璋鞏固皇權的目的，是在諸多殺戮殘暴的冤案輔助之下逐漸達成的。如發生在洪武九年（1376）的空印案，朱元璋將地方計吏持空印文冊至戶部報告財政賬目的做法視作藐視自己皇室權威的行為，竟把所有主印官員處死，副手打一百杖充軍，除此之外，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因“監管不力”而獲罪；再如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貪污案，在朱元璋編的《大誥》中，詳細列舉了郭桓貪污的方式和數量，“最后算出總賬，他和同黨一共貪污了兩千四百多萬石糧食。”[2]221“經過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數官員都成為郭桓的同黨！”[2]221此案以三萬余人的死亡告終。然而如此觸目驚心的貪污數量和人數背后卻存在著許多疑點：其一，當年明朝一年的收入也只有兩千四百多萬石糧食，且“胡惟庸案件”剛剛消停，朱元璋又設立了錦衣衛，郭桓區區一個侍郎從何來的膽量貪污明朝一年的收入？其二，郭桓貪污的同黨之多為何涉及禮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實在令人費解。另，朱元璋的心性越發極端，就連在“胡惟庸案件”和肅貪的背后，也附帶了許多錯殺和冤枉的案例，導致“很多人就此給朱元璋安上了‘屠夫’‘殺人狂’的名字。”[2]225

故此，即使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一反傳統歷史小說的枯燥無味，致力于在沒有背離史實的基礎上把明朝歷史書寫得繪聲繪色，卻始終無法掩蓋精彩的文本背后人物和歷史事件本身并不好看的事實，這便是語言的幻覺的第三個方面。

結　語

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作為網絡小說，試圖以通俗化的現代語言和大眾化的時尚思維來書寫明朝的故事，進而達到還原明朝歷史原貌的效果，并激活讀者了解歷史的興趣。其初衷固然是好的，然而“文學”與“歷史”間的溝通卻是不易的。在諸多史料的充實下，小說雖然具有歷史的厚重感，但這并不代表文本內的虛擬世界已經與歷史的現實世界完全融合。文本內“文史互證”的局限，“想以戲謔化的語言來重建歷史，但歷史拒絕重建”的尷尬，以及“想把歷史寫得好看，但歷史本身并不好看”的沉重，都是語言的幻覺的體現。

參考文獻：

[1]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182-185.

[2]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01:5-281.

[3]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3.

[4]王陽.文史互證的極限[J].文史哲,1999(5):5.

[5]顧炎武.日知錄集釋[M].長沙,岳麓書社,1994:591.

[6]趙勇.“好看”的秘密——《明朝那些事兒》的文本分析[J].文藝爭鳴,2010(5):141.

[7] 孫小超.《明朝那些事兒》幽默風格成因探析[J].新聞愛好者,2009(22):173.

[8] 萬昭瑩,葉玉.通俗史論中的小說筆法——以《明朝那些事兒》為例[J].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11(3):25.

黎保榮, 肇慶學院文學院教授。

張佳麗,廣東技術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