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任何人的背景及其個性，無疑都是硬幣的兩面。作為一個城市的個體來看，人與城的關系，就是在城市的變化當中觀看人的命運、人性的嬗變。

◎中國的城市化是一種突進式的特殊模式，讓人突然找不著北了，正是基于之前長時期演化的結果——補償、反芻、不知所措，這就需要寫作中慢慢消化。

◎一些人為城市文明與物欲所累就還鄉，返回生命的原點、精神的家園，留下一些什么原鄉人的感慨；一旦復原了、離開了，他們那種“汪洋中的一條船”的身份似乎隨之消失。

◎我們用鄉村和城市文學這兩個框架去框的時候會發現，最優秀的作家，你是沒辦法用這兩個框把他框住的。

◎一個好的作家他應該像預言家一樣，即使不能預言未來，起碼爭取能夠很好地、準確地表達我們的生存境遇、我們這一代人的思考。

■本期嘉賓

馬拉：廣東互聯光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CEO

阮波：中山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王不了：三鑫雙語學校研發評價中心副主任

寫作與自身的成長資源

馬拉：我先介紹一下，中間這位是中山電子科技大學的阮波教授，旁邊的是青年作家王不了，我叫馬拉。我們今天聊的話題是城市與鄉村如何作為文學表達的經驗。當我們談到城市文學和鄉村文學，似乎它是對立的兩極。阮波教授，我想問一下，從學理上講，城市文學應該怎樣去認識它？

阮波：城市文學這個話題可能先要從城市文化開始，它應該是和城市文化共同生成的，最近十幾年提得比較多，確切說應該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漸為人熟悉的一個概念，隨著經濟發展、城市化的推進，城市文學和城市文化共同進入到我們的視野與話題中來。我國城市文明的進程可能跟西方有一定的時間差，歐美的城市文學相對較早，西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促成了西方城市的發展，因而他們對城市的認知應該更久、更多樣也相對成熟。就目前而言，中國的城市文化或城市文學可能還在一個生成的過程中。

馬拉：在深入談論這個話題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各自的成長背景。不了，你年輕，你先來，給我們介紹一下你的成長背景。

王不了：我們今天談的是鄉村和城市，我覺得我可能兩頭都不搭。我生活在一個小縣城，算是有點城市經驗吧。我媽媽來自農村，所以我也有一點點鄉村的經驗。但是我待的那個小縣城灰不溜秋的，所以我一般叫它“灰城”，我都不好意思說它是“城市”，我一般自稱是“城鄉結合部青年”。我對于城市的生存狀態和典型的鄉村生活狀態，可能都是一個旁觀者，因為我本身生活就是在一個非常小的縣城，它既有城市的雛形，又保留了很多鄉村生活的形態。

馬拉：城市和鄉村在你的寫作中有沒有具體地體現出來？

王不了：對我來講，我沒有有意識地想去體現鄉村或城市。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比如讀書時寫作文，一般到初中、高中開始懂得一點所謂的拿分技巧以后，很多農村的同學會說“我是農民的兒子”，馬上給我的感覺會有一種道德上的先天優勢，也有一些人會說他是“工人的小孩”，而對于我來講就比較尷尬，因為我父母也是工人出身，但很早就已經下崗經商了。所以，碰到這樣的情況，就像我剛才講的，我始終有一種疏離的感覺。我那座灰城，說它是城市吧，好像顯得比較土，而當我回到鄉村，那些親戚朋友又會在我面前自稱為“鄉下人”。如果回過頭來看我自己寫的東西，所謂鄉村和城市的印記，我覺得兩方面都比較淡。

馬拉：我看你的散文，很多時候確實看不出背景，感覺城市不像城市，農村不像農村，有一種小鎮的感覺。

阮波：實際上那也是他的優勢。任何人的背景及其個性，無疑都是硬幣的兩面。作為鄉村結合部的成長來說，城市和鄉村的某些特點你都體會到了。

馬拉：阮波有豐富的城市生活經驗，我看過你的小說，你寫的可能更多的是城市男女之間的情感，當你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是不是有一種明顯的城市意識在里面？

阮波：我得承認沒有你們那么豐富的經歷。我從小到大就是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小時候是在桂林城，住在桂林南站的上海路；后來讀書是在北京的海淀區；然后到了廣東中山，一直在機關或大學里工作，純粹是一個在中國城市發展氛圍里長大的人。

馬拉：我們現在梳理一下，你的作品中主要是以哪條線來寫的？

阮波：不同的文體也不太一樣。我的評論，一般以現當代作品的評析為主；小說就像你說的，主要是以情感為主題，就是講故事，所以情感的東西比較多；散文的范圍比較寬廣，可能是方方面面，旅行、家人、飲食、生死，包括對世界任何一個小小細節的感受。

馬拉：比如像你的《目擊一代人的成長》等一系列散文？你顯然目擊的是城市孩子的成長，是吧？

阮波：對的，我目擊城市的成長，而不單單是城市生活。當然，作為一個城市的個體來看，人與城的關系，就是在城市的變化當中觀看人的命運、人性的嬗變。

馬拉：我們今天這三個人的組合是比較有意思的。王不了說是城鄉結合部，你這邊是純粹的城市。那么我呢，我小時候的成長是純鄉村背景，也就是說，我在十三四歲前一直過著非常純粹的鄉村生活。像有的人寫的一樣，好像世界都很美好，早上太陽升起，草地豐茂，冬天雪飄，春天自然春暖花開。長大后，生活發生了變化，因為我爸在鐵路上工作，沿著鐵路線搬遷的那種。接著進高中，讀大學，大學畢業之后過的是一種城市的生活。就我自己而言，我曾經寫過非常少的鄉村題材的東西，但都非常臉譜化的。

阮波：我對鄉村的了解不是那種原生態的撒歡式的成長模式，有很多是來自于鄉村題材的小說。應該說中國當代的著名作家集中在鄉村敘述這一塊的實力遠遠強大過對城市主題的敘述。如果說鐵軌是一個特別浪漫的意象，那這兩個母題就像兩條軌道，同向延伸在中國當代的文學史上——一條是城市文學，一條是鄉村文學，遠遠望去其重心是不平衡的，包括與我們同時代的這么多的著名作家中，以“鄉村寫作”出名的比以城市題材出名的作家顯然要多、成就要大。城市小說的寫作，比如王安憶的上海，應該說是對張愛玲的舊上海的一個延續；還有池莉和方方的武漢、葉兆言的南京、劉心武的北京等等。王安憶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從“三戀”開始一直到《長恨歌》，她在城市書寫上一直保持著一個常態。而鄉村題材方面，基本上我們馬上想到的就有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陳忠實的陜西，中國當代文學的早期、中期大部分走的還是鄉村文學的路。包括賈平凹寫《廢都》，他也是寫都市，可是那個廢都（包括書名本身）其實都帶有偏見或妖魔化的東西。他們眼中的城市遠不如鄉村來得淳樸、美好、原生態，所以還可能停留在對城市符號化的想象與學習之中。我們往往會簡單地把物質等同于城市，精神等同于鄉村，由于偏見使得對城市化寫作的定位并不是那么準確，風格沒有相應的多樣化。

馬拉：這個問題是不是跟我們受的教育有關？不了，你是從事教師職業的，那么你從語文課本去分析，是不是我們的語文課本本來也是鄉土教材似的？

王不了：對，你說得很準確。印象中，如果把我們教材上的課文分成鄉村和城市這兩類統計，情況也會跟阮教授講的當代文學的創作現狀一樣，它也絕對是以鄉土為主。另一方面我覺得，同樣是鄉土，早期的，比如魯迅的《故鄉》，很經典的情節就是看社戲，按我們今天的眼光，它絕對是鄉土題材。但是我看這樣的片段，包括看孫犁的一些小說和散文，我覺得一點都不“土”，也沒有那種臉譜化的感覺。可能我們今天談到的鄉村文學或鄉土文學，本身確實帶有剛剛我們講到的臉譜化或主題先行，這種傾向比較明顯。我沒有看到太多個人的更真實的印記，給人感覺這類題材就像類型電影，好像已經有一些先天的寫法或模范。

阮波：有點像集體無意識的暗示。就是我選擇進入某個寫作模式之后就必須這么走。但無論如何，我覺得對于鄉村的述說和描寫相對于城市的敘述還是要成熟很多。

時代境遇與鄉土之心

馬拉：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不光是中國，應該說全世界都在城市化，而且農村人口也在往城市集中。但很奇怪的是，我們整個文學上表現出來的面貌恰恰相反，大家都在城市生活，享受著城市的各種便利，但書寫依然以農村為大方向。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事情。

王不了：馬拉，像你剛剛講的，你自己的童年生活經歷更多是鄉村，但我看你的小說的很多主人公生活背景都是小鎮，而不是鄉村，也不是城市，你是有意的選擇還是無意的巧合？

馬拉：這個是有意的。我很多小說里面會出現一個叫“走馬鎮”的地方，我們小時候生活的那個村叫“走馬村”。我小說里面很多人物的生存狀況，是鄉村或小城氣質的。我接觸到的人以及我理解到的很多事物，他們就是置身于一個小城或者小鎮，我熟悉他們的生活，知道該怎么去表現他們的狀況。但如果讓我筆下的人物進入一種非常時尚化的生活狀況，顯然我是做不了。

阮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事實就是：面臨巨大的社會轉型期，無論是文化意蘊、審美選擇、價值取向都有質的新變。問題就是在這個進程當中沒有足夠與正常的準備去面對新的境遇，從而挖掘城市生活背后的深層心態，去揭示人和城市之間的復雜關系，這興許就是中國城市寫作上的最大瓶頸或局限。

馬拉：其實這個問題，我后來想了一下，我們這一代成熟一點的寫作者，應該40歲上下，他們中很多人都有鄉村背景，這種鄉土意識對他們來說是根深蒂固的，即使他已經置身于一個最繁華、最國際化的城市里，他依然有一顆鄉土之心。

阮波：這種固執在不同的寫作年齡層有不同的表現：50年代的作家像王蒙、張潔，也屬于早期城市文學的一些代表人物，他們向個人經驗轉型的同時也在與更廣闊和復雜的歷史對話；60、70后的作家正好面臨鄉村向城市轉型的歷史階段，他們更多尋求的是內向力的突破，親歷性、思想性和想象力在此碰撞，而且很多所謂的親歷性其實是跟西方學習的一個想象性的結果，在傳統敘事資源的基礎上發酵、在自我宣泄中完成對思想性的反撥。一部分人基于創作的現代性焦慮和面對現實的失望，又念念不忘地回歸思想性等傳統敘事資源策略。上世紀90年代之后出現的城市文學創作熱潮中，很多50、60、70后傳統型作家自動棄權，而80后作家出于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他們從小就生活在城市里面，所以助長80后作家成為了城市寫作的主力。

馬拉：我們現在看80后的作家，他們寫鄉土的相對來說要少一些。

阮波：因為他們整個生活的過程都是跟城市相伴的，鄉村生活經驗與記憶缺失，如再對歷史與傳統文化缺乏足夠的興趣和了解，就更加坐實在城市書寫這方面了。他們的題材包括都市情感、白領職場、青春成長、女性話題、社會底層等等，譬如青春系列的作家其小說改編成電影的也有很多，像郭敬明、韓寒、辛夷塢、笛安等等，盡管其角度各有側重，或者被認為只表現了城市浮華的一面，但他們城市寫作方面的努力與嘗試使其在城市文學中還是占領了相當大的市場份額。

馬拉：對。王老師，現在的學生看不看中國當代文學的東西？假設他們看的話，閱讀和關注的重點主要是在哪一塊？

王不了：就我的了解，初中生的閱讀其實同質化現象非常嚴重。我出去交流，不管是去浙江還是回湖南，還是在廣東這邊，我接觸到的初中生讀得最多的都是些時髦的青春讀物，包括郭敬明的《最小說》系列刊物，還有剛剛阮教授講的那幾位年輕的作家——我們今天討論的當代文學，特別是所謂的純文學，他們在這方面讀得非常少。其實我給學生推薦書目的時候，不會強調是鄉村還是城市。因為我覺得，歸根結底，我們今天討論鄉村和城市這兩種不同類型的題材的寫作，可能還是以這幾十年、頂多是這一百年的時間尺度來討論的，但如果用更廣大的時間尺度來衡量，這種區別可能沒什么意義。比如我們一般不會說哪些唐詩是寫城市生活的，陶淵明作品中有多少比例是寫他的鄉村生活的。我更愿意這樣來劃分：這個東西對于學生來講有沒有價值，或者說白了，這個作品好還是不好，它是優秀的，還是中等的。然后從學生的反饋來看，我教的學生都生活在城鎮，但他們對于真正寫得特別好的，哪怕是所謂寫鄉土的作品，他們也會特別感興趣，比如沈從文的很多東西他們很喜歡。按我們今天討論的尺度，從《邊城》到他那幾部重要的散文集，都應該劃歸到鄉土那一塊，但是他的這些作品一點都不土，而是水靈靈的，拎起來會滴水。

阮波：還是因為中國的城市化是一種突進式的特殊模式，讓人突然找不著北了，正是基于之前長時期演化的結果——補償、反芻、不知所措，這就需要寫作中慢慢消化。包括沈從文，也不能完全稱其為鄉土作家，雖然大家把他歸屬為湘西的鄉土，但他也有北京等大城市的生活經驗。其實他有著與你們相比照的城鄉結合的寫作體驗。

王不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極端一點說，當我們用鄉村和城市文學這兩個框架去框的時候會發現，最優秀的作家，你是沒辦法用這兩個框把他框住的。

阮波：其實城市寫作也好，鄉村寫作也好，其寫作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就是那種偶爾為之的鄉愁令人起疑。當他們為城市文明與物欲所累就還鄉，返回生命的原點、精神的家園，留下一些什么原鄉人的感慨；一旦復原了、離開了，他們那種“汪洋中的一條船”的身份似乎隨之消失。讀者就會問，既然如此戀鄉，何來離開與感慨？既然要到城市里謀生，又何必做出一副讀者看來“惺惺作態”的樣子？這種想法可能會有一些簡單粗暴，但也不無道理。

城市化與城市書寫

馬拉：我多次跟朋友們舉例子：你在鄉土小說里面很難找到一罐可樂。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寫鄉土小說里的人物要喝東西，他是到水缸里去舀一瓢水，很少有人看到喝可樂。為什么鄉土小說里面就不能有可樂呢？我們去鄉下看看，大把可樂、雪碧啊。但小說里面，一說到可樂，好像可樂是一個非常高端的城市符號一樣，你怎么能讓鄉下人喝可樂呢？似乎這是不合規矩的。所以我們現在表現出來的東西，絕對不是現實的鄉村，而是一種非常頑固的想象，頑固到什么程度呢？好像家里面還得有一條狗。你沒有一條狗，這個鄉村生活還不成立，還得“雞鳴桑樹顛”，最好還有人燒一堆柴，冒點白煙什么的，那才是鄉村。

阮波：社會組織形式已經發生了劇變，它已經不是那種氏族鄉村公社的生存形式了，大家的所有社交模式都已然發生了變化，這種表達就缺乏合理而實在的支撐。部分作家他對傳統敘事資源和過往記憶的那種戀戀不舍，可能更多的是當他面臨現實的心靈與細節覺得失望之時，出于“出淤泥而不染”的心態進行一種思想上的捍衛與撤退。因而沒有觀照到自己當下生存的環境。

馬拉：我覺得他們的那個鄉土其實跟當下是無關的，依然是幾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那個古典的鄉土。我可以大膽地打個賭，兩年之內中國鄉土小說里面，農村青年談戀愛是不會用微信的。因為寫作者覺得，農村青年用微信談戀愛，他特別接受不了。

阮波：也有些作家的轉型值得借鑒。當你從鄉土轉到城市，有點不適應的情況很正常，這里有一個轉變的過程。今天大部分的鄉下青年都到城市里打工了，那我們的文學怎么將視線轉移到農民工或者城市打工一族這種生活的描寫當中去？

馬拉：我覺得，今天的寫作者，就算不是寫作者，只是作為一個普通人，一定要有城市意識。如果沒有一種城市意識，你是很難融入這種向前發展的文明的。

阮波：一些作家在城市書寫或城鄉結合部的一些過渡當中有不錯的嘗試，比如盛可以的《道德頌》，還有繆永寫過《我的生活與你無關》。整體而言，那種意識漸漸在抬頭，大家也注意到了我們更應該關注自己現在當下生存的境遇。王不了在當代作家城市寫作這一塊，你有沒有特別喜歡的作家？

王不了：說起來我就很不好意思，因為當代的作品我讀得非常少，當代的文學作品讀得就更少了。我寧愿把“當代”的邊界往前推，推到沈從文那個時候。他已經超出了“當代”的范疇，只能用“現當代”來囊括。就當代作家來說，剛剛阮教授講到王安憶，我只讀過她的《長恨歌》。我覺得那是對于張愛玲對舊上海寫作的延續，雖然以一個外行人的眼光來看，可能還有一些缺憾，但是我知道她已經非常厲害了。對多數人來說，城市文學的書寫有非常高的難度，而你如果寫鄉村可能相對來講更安全，更得心應手一些。

阮波：文化說起來好像有點大而化之，實際上城市的文化都表現在一些特別細節的東西上：比如王安憶《長恨歌》里面的弄堂，還有《雨沙沙沙》里面的街燈，都是城市里與情感記憶相連的標志性物件與日常生活的表達。如果我們對城市文化的理解是準確的，那么城市文學的寫作就不需要偉大而虛浮的命題，更日常、更人性、更自然，也就能更多地去表現隱藏在城市表面之下的深層的東西。文學的指向必須以現實作為依托。

馬拉：對。既然身處這個時代，既然我們的肉體也在其中，還是要花點時間去研究它。你不能老是處在肉體在而心不在的分裂狀況。以前有一句很牛的話是這么說的：一個好的作家或一個好的哲學家，他應該像預言家一樣。我們即使不能預言未來，起碼爭取能夠很好地、準確地表達我們的生存境遇、我們這一代人思考，這還是有必要的。我們身在其地其時，應該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