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申霞艷：1974年生，湖南衡陽人，文學博士，教授。1992-1999年就讀中山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2007年獲中山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花城》雜志編輯、副編審，現任教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長期致力于當代文學評論、期刊研究，著有《消費、記憶與敘事——新世紀文學研究》；在《文藝研究》《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等CSSCI來源刊物發表論文40多篇，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等選刊選本轉載。曾獲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等獎項。曾被《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文藝爭鳴》“新生代批評家”、《文藝新觀察》“新批評家”推出。

一、革新求變的傳統

談粵派批評是讓我們重新面對腳下這片具體的土地。我想這個問題包括歷史和未來兩個層面。

在高科技支持的全球化時代，地域文化的意義正在逐漸喪失。丹納曾經說時代、地域、種族是影響文藝的三要素。地域在農業文明時代對文學的意義會更重要，比如桐城派、公安派之類在古代文學史上留名，“三曹”“三蘇”到今天依然赫赫有名。從世界歷史范圍來看地域的意義正在式微，流動性日漸加強。

隨著“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傳統文化、“國學”開始大行其道。古典傳統當然重要，但我們不能忘記“五四”時期曾經對傳統進行了仔細的清理和剝離。古典傳統文化的“三綱五常”中“三綱”是等級制度的思想基礎，值得好好辨析和批評。“五四”新傳統也是我們今天要繼承的重要傳統，甚至是比古代傳統更為重要的傳統。

今天，伴隨著傳統的復興，糟粕可能也容易卷土重來。我曾經去廣東美術館看過一次展覽，此后打消了再去看展覽的念頭。在廣東美術館的大廳里正在展覽的是用潮州瓷器做的《二十四孝圖》，當時有一個媽媽在給旁邊三四歲的孩子講解。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博物館大廳里展出的是《二十四孝圖》，這對我個人具體經驗和情感上的沖擊是挺大的。關于二十四孝，魯迅專門寫過文章進行批判。伯林告訴我們很多正面價值之間是彼此沖突的，當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如何選擇？當我們談民族文化復興時，如果一下子就回到“二十四孝”這樣的傳統的“怪圈”中，這忽略了“五四”帶給我們的現代價值，這是要引起我們文化人警惕的。

對于廣東，我以為最重要的傳統是“睜開眼睛看世界”、是“舍身求法”的責任感。以康、梁為代表的改革、啟蒙、更新、創造的傳統是一片恒久的沃土。近代中國一定意義上是從廣東走向世界的。從黑格爾對文明的劃分來說，沿海代表著相對游牧文明、農業文明更為高級的海洋文明，“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意義已經彰顯，文化意義尚待繼續發掘。近代以來，廣東的地緣優勢讓一批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比如容閎是第一位去美國留學的；黃遵憲放棄“高考”前往日本，提出“我手寫我口”的理論來修正當時舊體詩的道路。像這樣的人在嶺南有一大批，見識了世界的真相之后迫切要求改變國家落后的局面。康有為的托古改制雖然沒有最終成功，但他對儒家傳統的改造，對“天下大同”夢想的闡述接續了西方烏托邦的傳統，在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價值。與康有為分道揚鑣之后的梁啟超更值得重視，他的《小說與群治》是振聾發聵的時代號角，讓大家重新認識文學的重要功能。他提出的一系列“革命”的口號影響廣大，讓在“鐵屋子”中昏睡的人們慢慢蘇醒。這些時代的先覺者們為整個民族的啟蒙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時代，對自己時代的問題、對民族精神的更新有一種關切。這可能是“粵派批評”最為重要的資源。

改革開放就是從經濟到文化等各個方面積極融入世界，努力與世界對話、交流，促進彼此的更新。今天，由于高科技的支撐，我們與遠在他方的朋友的聯系可能比隔壁鄰居多得多，我們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鄰居姓啥，微信圈建立新的身份認同。各種資訊、資料和信息給生活增添了巨大的便利，同時，認識時代也隨之變得更為困難。我們的思想因為信息過于頻繁的沖擊而變得懈怠。我們很難穿透現象的迷霧去直接面對這個時代真正的問題。梁啟超所謂的“新民”在不同的時代里有不同的意義，魯迅所提的主奴結構到今天依然在靈魂深處宰制我們，等級思想的辮子依然殘留在我們精神世界。所以，“新民”在今天依然必要。“新”就是要讓整個民族在精神上直立起來、強大起來，讓人們具有主體性，去追求更加富庶、更有尊嚴的生活，去為整個民族國家創造更自由、民主和開放的環境，去創造更高的文明。

二、埋頭苦干的漸悟精神

從地緣來說，我們親近南宗的頓悟。頓悟的確非常吸引人，超凡脫俗，相信人的靈性、自性，相信人的潔凈和初心，尤其是相信人的自覺和自制力，甚至今天提倡的審美標準“真、善、美”多少都可以隱蔽地通向此。對于漸悟我們多多少少有點輕視，覺得老調重彈，低估了人的靈性和天賦。我不想分辨南北宗、漸悟頓悟之優劣。我缺乏慧根，需要警惕迷人的頓悟隱含的迷圖，頓悟是一種省略敘述和簡單化，直接給出一個光輝燦爛的結果，而這中間的艱難的抵達過程被省略號替代了，這多么吻合我們對不勞而獲的渴望。而漸悟強調的修行在今天也許更具實踐意義，我們的身體和靈魂都是需要審視的，如伯恩斯坦所言：“我們永遠也不要低估我們基本沖動和本能的力量和能量，也不要低估精神矛盾的深度。我們永遠不要自欺欺人地認為我們的本能性破壞能力可以被完全馴服或控制住。我們永遠也不要忘了，所有不可預期的偶然狀況都可能釋放‘野蠻的’攻擊性和毀滅性能量。”[ 【美】理查德 J 伯恩斯坦：《根本惡》，王欽、朱康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95頁]古人說要“一日三省吾身”也是這個意思。漫長的實踐、反思才能訓練出可靠的直覺，漸悟的累積也許是頓悟的基礎。

在今天這個消費社會，我們不能不重新回頭分辨人，尤其是人的欲望和貪婪，一方面欲望永遠尋求滿足，另一方面，欲望制造新的欲望。“雙十一”所產生的數字奇跡即是明證，我們一起購買了多少我們一輩子也用不上的東西，購買的沖動和行為已經與實用和理性脫節。數據的經濟意義自然是巨大的，但是背后彰顯著我們無邊無際的欲望。欲望為什么如此依賴購物？是否意味著內心力量的疲軟和意志的脆弱？我們的存在感建立在物的堆砌和包圍的基礎上，這是多么不可靠的基礎，隨時可能坍塌的基礎。消費時代，大寫的欲望像氣球一樣不斷膨脹。我們都假裝氣球必定爆炸的明天永遠不會來。我們對未來閉上了眼睛。

嚴肅的批評首先要面對自身的黑暗，人心的復雜，并以形象的方式將其呈現，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二十世紀以來現代主義文學最大的成果。批評有責任去面對它并與它共存，像面對光明一樣。二十世紀每個轉折時代我們都在反復談論“人的文學”，如“五四”時期周作人的《人的文學》，50年代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80年代關于人道主義的大討論。文學的核心是表達人的復雜性、豐富性、立體性，“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惡與圣之間并無想象的銅墻鐵壁，必須參透這種滲透糾葛的關系，才能寫出真實的人。伯林提出多元價值的不同通約性值得我們珍視。當我們談論地域文化既要重視地域的獨特價值，同時也要看到現代社會的流動性，看到百川歸海的整體圖景，就是說我們談論粵派批評的同時一定要看到嶺南文化對中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吸收、接納，同時這種地域文化對大的中華文明的融入。

傳統文化說四十而不惑，那是建立在物質匱乏的農業文明時代，人的欲望被外部環境局限在一定的范圍內。而今天的中年難免要面對意義危機，時代發展太迅猛讓我們目不暇接、力不從心。童年、少年時我們童心尚在，我們面對世界有驚奇的能力、愛的能力，這種驚奇是接近頓悟派的，一朵花、一根草、一只蝸牛都可能帶給我們生命的欣喜、由衷的微笑，感覺本身是可以產生意義的，由此我們個體生命與天地萬物聯系在一起，有效地驅除了孤獨和黑暗。可是，隨著年齡的漸長，我們與故鄉、土地和世界的關系越來越松散，越來越容易成為一具裝著欲望的皮囊。德國漢學家顧彬的垃圾論我并不認可，但他曾經在他的文學史中說我們什么都要，而且現在就要。這句話從厚厚的書本跳脫出來扎根我心，讓我吃驚，消費社會的基礎建立在“人心不足蛇吞象”之上。

三、個體的修為

我剛進高校工作時常常要上公郵去看單位的工作要求和課題申請表。那時，我就感到一種惘惘的威脅，感覺這些表格正在構成可怕的黑洞足以將自己吸入，我非常擔心自己被黑洞吸進去，變成一個黑點。依據頓悟，我如果對自己的欲望、美德和節制力有足夠的信心，那么這種恐懼就不會存在，不會構成困擾。事實上我發現自己無力免俗。正是對個人經驗的審視讓我意識到必須時時自省，同時意識到自省力量的微弱。

從今天的現實來看，要完全依賴自己內部的覺悟去抵御外部的刺激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我們想倚靠南宗的頓悟，而不是靠日復一日的修習、實踐、拂拭去抵御滾滾紅塵，我對自性的突然洞開是持懷疑態度的。批評的艱難很大程度建立在與內部世界的搏斗的基礎上，這種難度一點也不亞于與外部世界的交道。我們必須每天打理好自己的身體、情緒，照看好自己內心的黑洞和無邊的欲望，才有可能在持續的實踐過程中獲得光明。將個人的根須扎進現實的土壤中，個人愈伸向高處，根則愈扎進深處。

粵派批評直接面對的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社會現實，廣東作為前沿陣地再度影響整個中國，90年代深化經濟改革同樣是從南方開始的。如果說近代主要是廣東上流社會與世界層面的接觸，那么改革開放還包括一個廣東與內地各個層次的交流，既吸引了高層次的科技文化人才，也吸引了底層沒受多少教育的打工者。春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人流潮，春節期間無論是高鐵還是普通火車票均一票難求，這是一個非常深廣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以我的家鄉湖南為例，70年代后出生的人幾乎沒有沒到過廣東的，甚至有很多人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在廣東度過，“雙城記”的故事在這批人身上變種上演。他們像候鳥一樣按節氣飛翔，也將自己的口音、飲食文化和民風習俗帶到廣東。多種多樣的聲音參與進來拓展粵文化的邊界。

“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今天的廣東已成為全國最大的人口大省，56個民族的人群居于此。省會廣州不僅不排斥少數民族，而且不排斥非洲的小朋友。這都是南粵具有親和力的明證。我從1992年來中山大學讀書然后就再也沒有長時段離開廣州。我也親眼見證了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廣東的巨變。深圳不僅是改革開放的奇跡，也堪稱人類歷史上巨大的奇跡，一個現代化大都市在一個漁村的基地上拔地而起；東莞也非常迅速地完成了現代化的轉變過程，這充分說明開放、自由對于發展的重要意義。開放、自由也是文化輝煌的保證。我們時常忍不住要懷想盛唐氣象。盛唐之盛來自“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指國運良好，恰巧是溫暖時期，人和則與開放的政策密不可分。當時的長安堪稱今日的紐約，能夠胸懷天下，匯聚八方賓客。當時的文人胸懷天下，一種由衷的大氣、豪放自胸臆流淌紙上。他們自由奔放的精神和獨立清潔的人格鑄就了唐詩的璀璨。

作為經濟大省和人口大省的廣東，如何騰飛為文化大省、批評大省？這的確是一個擺在我們文藝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課題。一方面，經濟投入并不能立即轉化為文化產出；另一方面文化的生產、發展和傳播都需要經濟支持。以深圳在經濟和文學方面的良性發展來參照，我以為開放、自由是振興粵派批評的首要條件！最可怕的是小富即安、自我滿足和裹足不前，而這一點也許正是嶺南長期偏安一隅的地域特點容易形成的思想弊端。

四、寫作的紀律

以二十世紀占優勢地位的小說為例，整個廣東來說最弱的是長篇小說，擅長的是中短篇，很多種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已經位于全國的第一梯隊。對于這種不平衡狀況很多人會追溯南北差異，比如氣候、文化傳統。在我看來，這就像短跑和馬拉松的區別。短篇偏靈感才情，長篇依賴生活經驗。南方由于天氣炎熱，加上生活節奏飛快，人就很難靜下心來寫長篇。所謂熱鬧，冷靜，從詞組最初的構造也可以看出環境之別，熱就鬧，要冷才能靜下來。短篇可以片段化，可以靠頓悟，“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一個念閃過可能敷衍成一個短篇；而長篇則此路不通，必須有深厚的積累，必須靠漸悟，關于主題、人物、環境展開漫長的構思，觀察、臨摹、搜集材料、養育人物、不斷與人物交談……一天一小點地往前推進。短跑可以靠鉚足一口氣往前沖鋒，馬拉松不行，光憑意念根本無法支撐下去，必須日復一日地艱苦地訓練。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得說南方的氣候的確不如北方適合。北方有漫長的冬天，大雪封門，北風呼嘯，在家讀書寫作或許能夠產生心靈的溫暖。而南方的冬天依然暖陽高照，花兒含情，呼喚人出去曬太陽、爬山、喝酒、宵夜，能夠安坐在家里寫作的時間就大打折扣。很多有卓越才華的寫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呈現后勁不足甚至在文學馬拉松賽道上失蹤的情況。安逸富足、熱氣騰騰的生活容易讓人淪陷。寫作是如此孤獨，長篇尤其，簡直就是一場漫長的修行，其所需要的種種條件對生活在南方的作家們是個莫大的考驗。

我相信很多作家的電腦里都曾經存下了一個或者一系列類似《百年孤獨》般的經典開篇，但是他們沒有下文了，他們靜靜地躺在電腦里，像被打入冷宮的妃子再也沒被主人臨幸。近年來，大學非常興盛的一門寫作課叫“創意寫作”。這個概念的廣為流傳就是由于大家希望破解寫作的秘密，為了降低天才論的神秘性而重新將寫作分解為可操作的一門技藝。在翻譯介紹進來的系列叢書中，許多西方作家首先告誡心存寫作夢的青年的就是要讓寫作紀律化。比如《成為作家》一書基本上就是在談論寫作紀律，要么定量寫作如每天寫一千字，要么定時寫作每天雷打不動地寫幾個小時，總之就是要排斥靈感寫作，因為靈感的降臨是不大可靠的。還有很多書介紹的是如何從一個概念、一個夢想衍生出一個句子，一個情節到一個小說或劇本。這樣的方法實在太多太多。我們需要做的是安靜地坐下來，每天往電腦里敲字，然后在有足夠把握的地方停筆以確保明天能夠繼續下去。這是經驗之談。我們不要指望正在寫的這個作品可以獲諾貝爾獎，也不要指望這個作品能夠窮盡我們的一生。作為職業，我們指望自己在不斷的寫作過程中進步，包括寫作技藝和理解世界兩個部分。寫作是再次親歷人生，在不斷提高表達技術的同時深入認識自己的內部世界和理解周遭的社會現實。我們可以在寫作中慢慢與自身沉重的肉身、浮躁的時代拉開距離，將自己與時代對象化，將我與“自我”切割開來進行打量以完成與經驗化寫作道別。寫作過程首先意味著艱苦的技巧磨練乃至詞句的如琢如磨，如何將一棵草寫真，如何將一朵花寫活，如何通過比喻將一種只可意味難以言傳的感覺清晰地傳遞出來，如何賦予一個固化的日常詞匯以活潑潑的生命氣息……這都是要經過艱難訓練才能獲得的寫作技巧。如果我們一心信奉頓悟，就意味坐在家空想等候靈感光臨，任思緒千軍萬馬翻騰縱橫可能會一事無成。寫作的問題必須通過寫作過程來解決。思緒無止境、無邏輯，像云朵一樣居無定所，寫作則以文學的內部邏輯關系去規劃它，組織成一個可以理解的世界。

相比于技巧、方法和詞句的訓練，寫作對思想和價值觀的訓練也許更為根本。現代、啟蒙依然是判斷思想的試金石。馬克思說女性解放的程度是判斷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胡適說判斷一個社會的進步與否看他如何對待婦女兒童等弱小者。我覺得今天這些言論依然有效，我們要判斷一位作家，只要看他的作品中如何講述老人、婦女、兒童的故事，弱者的痛苦能否被有效地呈現？邊緣人是否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同時底層人物、弱小者的人性弱點是否被遮蔽？比如《故鄉》中魯迅既揭示了閏土等農民的悲慘處境，同時也呈現了閏土和豆腐西施精神上的弱點，這在其他作家那里往往被忽視了。作家最后能否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乃至偉大的作家，可能是思想起了關鍵作用。略薩所謂的“文學抱負”在作品中表現為人格、精神、能量，偉大的作品總是能以巨大的情感力量感染我們。中國山水畫崇尚逸品，將之置于神品、能品之上，推崇的是不受現世精神的束縛，推崇的是超越性。這要求一個作家心里要有未來，要有人類文明的進步方向。而把握未來的能力往往建立在對歷史和現實的深邃理解的基礎上。

人的主觀意志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御外部的欠缺。勤能補拙。南方也出現過《三家巷》《白門柳》等一系列優秀的長篇小說；今天同樣有很多有理想的中青年作家正在努力創作長篇。這時，開放、自由、破執顯得特別重要。破執就是要首先在心里驅除南方不適合創作長篇的念頭。全球化就是在不斷共享免費的知識、信息、方法。只要我們愿意努力，想要的資料盡可信手拈來。如果我們想要北方的寒冷，空調機可以切實地幫助我們，電腦技術可以幫我們制造一個冰天雪地的世界。

開放和自由是一體兩面，它們就是文明的標尺。社會文明程度越高，就會越開放、越自由，個人所能把握自己命運的程度也就越高。我們文藝事業的終極目的是解放人，打破一切局限和障壁，促進社會的開放與人的自我實現。通過放眼世界，我們有能力指認社會的黑暗，分辨人性的惡，傳播光明。寫作是為了拓展自由的邊疆，促進社會進步。

作為一個經濟大省，我們常常會在已有的經濟數據面前自我顧盼流連，事實上，當溫飽問題解決之后，我們的精神疑難更加突兀地呈現出來，我們的虛無、空洞、無意義、身份焦慮、捉摸不定等等情緒都在尋找恰當的表達。消費時代，意義、欲望都急待被重新敘述以便安頓我們的居無定所的靈魂。

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繁盛的時代，我們肩負著嶄新的時代使命。我們要用自己艱苦的思考和勞作來參與這個時代，推進這個時代，“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

以此與同行者共勉。

（2017年11月28日首屆廣東省簽約文學評論家簽約儀式上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