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時候，我執迷于寫作，想寫一部長篇小說，以無邊的想象來虛構一個家族的歷史。這部小說是從第一人稱展開敘述的，敘述者和我本人的年齡相似，經歷也有重合之處。當然，小說里的情節主要是虛構的，虛構與現實間的吊詭或轉化則令我感到玄妙，從此對虛構懷有敬畏之心。比如說，我在小說中寫到敘述者“我”大學本科后讀研究生，考取了科技哲學專業。安排這個情節時，我其實不太懂得什么是科技哲學，只是讀一本哲學概論時知道有這個學科，覺得很酷，就讓小說中的“我”去讀了。在虛構之夜，我仿佛擁有上帝般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隨意安排人物的命運。這讓我覺得很痛快。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是，一年后，因為種種巧合，我真的讀了這個專業。由此，針對“我”的虛構成了我的現實。

也是在2006年，我還寫了這樣一份個人簡介：“李德南，男，生于1983年，喜歡音樂、電影、網球，因為完全沒有可能成為Chris Martin那樣的歌手或Tom Hanks那樣的演員，只好選擇寫作。他的一位老師安慰說：‘同樣是可以自由發揮的行當。’最近他才明白，寫作對自己是一種必需。米蘭·昆德拉的這句話，貫穿在他過去與將來的寫作當中：‘為了醫治我們自身的可悲，比較常見的藥方是愛。’”

如今舊事重提，真是百感交集。就說這份有些煽情的簡介，作為當事人，我從中讀到的信息或記憶挺多的。比方說，能夠這么自我調侃，說明我當年也曾經年輕過。另外，當時我其實并沒有多么想成為Chris Martin那樣的歌手或Tom Hanks這樣的演員，簡介里這么寫是因為我想以迂回的方式表達我的不滿：在一個娛樂逐漸興起并成為社會生活的主要部分的年代，明星夢是大多數人的夢想。而這后來成了我的另一部長篇小說《遍地傷花》的主題。事實上，我那時候選擇寫作并沒有這么濃烈的悲壯感，有點夸大其詞了。不過，成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或批評家，也壓根就不在那時候的我的計劃之內。而現在，這越來越成為我不可或缺的個人身份，也是我想要努力獲得因而不會有認同危機的身份。看來時間真的可以改變很多，哪怕只是十年，這中間的變化也足以令人覺得唏噓。

我還想起剛上大學本科時，對專業是沒有什么概念的，選擇上很隨意，考研究生時倒是想過要讀文學，但機緣巧合，還是去了上海大學哲學系，去讀玄之又玄的科技哲學專業。從本科到碩士，更多是路在選擇我，而不是我在選擇路。如今回頭看，我真該感謝這命定之路。

有朋友曾經問過我，碩士讀哲學的經歷對我后來做文學研究與批評有沒有幫助。我覺得是有的。甚至可以說，我這幾年所做的工作，看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都離不開這一經歷。

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需要廣闊的知識，也正因如此，中文系的學術訓練更重視廣博而非專深。中文系的學生又多少有些才氣，才氣對創作來說非常重要，舍此絕無可能成為大作家；可是對于學術研究來說，過于倚重才氣不是好事。喜歡文學的人容易有才子幻覺、才女幻覺，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才能，但又通常不是所期許的那么大，畢竟天縱之才只是少數。學術研究需要做很多實證的工作，也需要有周密的思辨能力，需要有對問題反復推敲、持續打量的耐心，需要費心費時了解相關問題的學術傳統。若有太多才子或才女幻覺，便可能會輕視上述功夫，難以一一完成上述步驟。讀哲學那三年對我的幫助首先在于，我較早克服了才子幻覺。課堂上，老師們喜歡講柏拉圖，講康德、黑格爾，講海德格爾，講相對論，講真理的不同“范式”……接觸的都是大哲學家、大問題，這時候便發現，個人在認知上如此貧乏，不足以與大師們對話，甚至要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都必須得謙遜，肯下苦功才行。這個過程，打壓了我的自大，有時也矯枉過正，讓我很不自信。

碩士三年對我很重要的一點還在于，這期間讀的很多哲學著作，后來成為了我從事文學批評的重要資源，尤其是在我的博士論文《“我”與“世界”的現象學：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當中。

記得報考博士時需要提交一份研究計劃，談談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我定的是從類型學等角度入手來研究中國當代小說敘事倫理的歷史演變。后來之所以沒有繼續做這個題目，主要是因為我還不想過多地做知識學方面的梳理，而是希望找到學問與人生相結合的路徑，讓學術研究可以成為“生命的學問”。當然，像洪子誠、陳思和、陳平原這樣的大學者在文學史研究中也可以融入個人的生命關懷，他們的思與言，總有許多“壓在紙背的心情”在。我向往這種境界，卻自知還無法抵達，只好以更直接的方式來面對生命的問題。

于是便開始考慮換題目，改為研究史鐵生。我者與他者，“我”與“世界”，生與死，病患與存在，有限與無限，寫作與生命，信仰與意義……在史鐵生的著作中，對這些重要問題的探討隨處可見，無日或忘。想要了解“生命的學問”，讀史鐵生的著作，也包括讀他這個人，不失為有效的路徑。然而，我要開展的畢竟是學術研究，要寫作的是博士論文而不是心靈雞湯式的感悟，因而必須嚴格地在學術傳統的基礎上來進行提問或重新提問，把無效的、無意義的問題剔除在外。我曾想過從思想史、文學史、敘事學等角度來切入，做文獻綜述時卻發現不少學者已寫下非常精彩的文章，無須重復。之所以堅持做這個題目，是因為我注意到，從哲學的角度入手，依然有很大的言說空間。也可以說，這同樣是研究史鐵生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幾乎所有人讀史鐵生的作品時都會注意到，他身上有非常鮮明的哲學氣質。孫郁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經說過，史鐵生所走的是一條“通往哲學的路”。這是非常有洞見的。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就整體而言，史鐵生的哲學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哲學？老莊哲學？存在主義哲學？這些關聯都有，但似乎不是最重要的。我隱隱覺得，史鐵生所走的，是一條“通往現象學的路”。借助現象學的視角，我們可以很好地理解并重構史鐵生的思想整體，讓其思想脈絡變得清晰可見。更令我感到興奮的是，史鐵生在作品中也明確地表示要“從哲學現象學上來看”問題，并且先后引用過海德格爾、圖姆斯、巴什拉、薩特等現象學哲學家的觀點，鄧曉芒、趙毅衡、周國平等學者也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史鐵生的思想與海德格爾、胡塞爾等現象學哲學家的思想有“家族相似”的特點。然而，他們從此一角度對史鐵生所進行的解讀，只涉及史鐵生的《務虛筆記》等個別文本，帶有鮮明的“直觀”成分，整體的闡釋與深入的論證仍是缺乏的。既然如此，就有了學術傳統，也有了開展研究的空間。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發現從現象學的角度入手，史鐵生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原來有這么清晰的脈絡，其內在邏輯又是這么的緊密。

在完成論文后再來做這樣那樣的歸納，似乎是非常輕松的事。形成結論的過程，卻是由一次又一次艱難的追問與言說構成的。在碩士階段，我所讀的專業是科技哲學，對現象學和解釋學就很感興趣，碩士論文主要是研究海德格爾的科學哲學思想。在動筆寫博士論文之前，我已經有了一些方法論上的準備。然而，為了能夠更好地打開這一課題的討論空間，我不得不再次閱讀胡塞爾、海德格爾、蒂里希、舍勒、梅洛-龐蒂、威廉?詹姆斯、舒茨、圖姆斯等人的現象學著作，也包括在不少議題上能夠與現象學哲學家形成對話關系的查爾斯?泰勒、麥金太爾等思想家的著作，以求有充足的思想資源。寫作論文的過程，實際上成了一個感性與理性不斷交織、沖突、平衡的過程，也是在否定與肯定這兩極之間不斷自我搏斗的過程。隨著論文工作的持續展開，我心中那因探詢生命之基本問題而燃起的火焰并未熄滅，卻也逐漸變得隱秘。我固然沒有完全把自我排斥在外，然而，論文所呈現出來的形態，也許已是理性多于感性。

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我的目標也有所擴展。我既希望通過梳理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來了解“生命的學問”，試圖以現象學作為主要的思想資源來照亮史鐵生的思想整體，同時也嘗試通過這次寫作實踐來探索人文主義現象學究竟在何種程度上能夠與文學研究相結合。這些目標合在一起，也許是過于龐大了，并不是一部篇幅不算太長的著作所能實現的。這次以專著的形式出版，不過是讓一個階段的探索和思考暫時落定。此時此刻，我又想起了海德格爾的話：思想是在一條道路上的行進，是“在途中”。我曾經把個人的第一本文學評論集命名為《途中之鏡》，寫史鐵生的著作對于我來說依然只是一面途中之鏡。

我做關于史鐵生的研究，還有其他很多作家的研究，通常是從思想層面入手。我的許多篇幅較長的文章，所著力的都是思想層面的探究。而在一些篇幅較短的文章時，我則在談問題的同時，也適當進行文體方面的嘗試。

這一類文章零散地發表后，又相對集中地收入《有風自南》這本書當中。在編選時，我有意選取篇幅大多不長、都在五千字以內的文章。它們都屬隨筆體或準隨筆體。在寫作篇幅較長的學術文章尤其是專著時，我力求用清晰、準確的學術語言來表達，甚至會刻意回避詩性語言。因為詩性語言是有彈性的，它的無限，既能帶來思想的擴展，也可能成為思想表達的障礙。詩性語言也是美的，能給人帶來無可替代的愉悅。在學術文章中使用詩性語言，理想的時刻，是能夠以美啟真；不理想時，則會讓語言進入空轉的狀態，甚至會造成思想的癱瘓——如此，美則美矣，卻終歸是一種蒼白的美。長文所需要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都是巨大的，一旦失敗，代價也非常巨大。因此，我更多是在寫作短文的時刻，接受這種美和無限的誘惑。我同時希望，這些短文中能有些個人的性情與偏好，在文體方面也能稍稍做些不同的嘗試。至于這種做法得當與否，這些嘗試孰好孰壞，真正有評判權的，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讀者諸君。

在寫作不同的文章時，我會有不同的想要達成的目標。若問對批評的根本追求，我想說，我所向往的，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批評。

何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批評？要而言之，就是希望批評能成為安身立命的一種方式。從世俗的層面來說，是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批評家，以此為職業。人生在世，大多數人是需要有某種職業來安身的，我也不例外。從事某種職業，又多少會對一個的思維方式所有框定。這種框定，對于一個人來說，既可能是限制，也可能是成全。我做批評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也對種種限制和限度有所體會，但是我還是樂于以此作為我的工作。其深層的動力在于，批評本身可以是體面的精神事業，我也希望以此作為志業。

向往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批評，更為根本的，則是希望批評的工作本身和生活是有直接關聯的，和存在的意義是有直接關聯的。這種關聯又包括許多個方面，比如說，圍繞著批評而展開的閱讀、思考和言說，能夠有益于生活，有益于生命。這大抵是屬于“立命”的層面了。我始終覺得，批評需要在知識學和存在學兩個層面做到融會貫通。批評不只是一種純粹知識學式的思辨活動，不只是從知識到知識，從學術到學術，從紙上到紙上。寫作批評文章，并不是在知識學層面上足夠完備就可以止步了。相反，批評應該與個人生命、與時代相貫通，需要回應生命的與時代的問題。批評并不是純粹的玄思，而是如法國哲學家阿多所說的，是一種精神修煉或精神參悟的方式。精神修煉并非只是獲得信息或知識，而是包含著批評家的自我或內在生命的養成與建立。因此，批評家既要有求真意志，又要有意義意志。

對于我個人來說，從批評而來的最為內在的愉悅，就在于它可以成為一種精神參悟的方式。而想要讓批評有益于生活，首先是要解釋清楚什么構成了我們的生活，活得怎樣，進而追問，如何才能活得更好。在寫作批評文章時，我經常攜帶著這樣一種意圖。這種追問，既聯結著他人，是公共的，又關乎個人，是私人的。文字的發表和結集出版，自然要面向公眾，這兩年我卻越來越希望，它們在面向公眾的同時，也能帶有更多的私人意義。這大概是因為，面對變動不居、日益加速的世界，面對生活本身，面對個人，比之于從前，我的疑惑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所面對的問題也更有難度了。歲月會賦予我們某種智慧，但與此同時，它也會向我們持續發問，并要求我們具備更多的智慧。人可能越活越清明，也可能越活越茫然，或是在清明和茫然之間持續打轉。

不管如何，我都希望我能保持擁有求真意志和意義意志——意志并不直接就是能力或現實，而只是堅韌的意愿。不管如何，我都希望自己以后在不同階段都能寫些文章，即使沒有大的社會意義，更不可能不朽，也不妨作為個人生命的記錄，以便回望來路時能夠找到些許路標。

2017年11月5日

《長江文藝評論》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