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與聚攏

——論張梅的創作

□易水寒? 張穎賢

●張梅簡介

張梅，女，廣州出生，廣州成長。當過工人、出版社編輯、雜志主編、專業作家。1988年開始文學創作,作品以描寫當代城市人精神狀態的中短篇小說為主。出版有《張梅自選集》，中短篇小說集《女人·游戲·下午茶》《酒后的愛情觀》，長篇小說《破碎的激情》《游戲太太團》，散文集《暗香浮動》《口水》《夜色依然舊》《我所依戀的廣州》等二十種著作。獲中國第九屆莊重文文學獎、中國女性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等各種文學獎項以及中國電視金鷹獎。曾任《廣州文藝》雜志主編、廣州市文學創作研究所所長、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院長，現任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創作面涉獵廣泛，除小說、散文外，還有話劇、電影、電視劇的編劇，如電影《周漁的火車》編劇，話劇《這里的天空》，電視劇《非常公民》《大江沉重》等的編劇；2003年至2014年，任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院長期間，主編和出版了十幾本文學著作，如《紅棉花開》《廣州記憶》《廢墟上的神話》《運動員村的故事》《廣州文學大觀》等。

《破碎的激情》：掙扎于欲望與惶惑之間

柏拉圖的《斐德諾篇》中有這樣一個神話故事：奧林匹斯的諸神每天駕著馬車駛向蒼穹，而人的靈魂尾隨其后。蒼穹的頂端是真理的居所，只有到那里，人的靈魂才能觀照到真實世界的永恒秩序。可惜，尾隨諸神之后的靈魂對永恒存在的觀照只有那么短暫的一瞬，此后他們就墜落在大地上而同真理分離，僅只保留著對這分離的真理的模糊記憶。墜落到塵世中的靈魂最大愿望和孜孜以求的，就是重新長出翅膀飛升到天穹，達至靈魂的永恒的居所。

數千年來，世人都在企求找尋永恒的天國。即便天國茫然，退一步，也要營造出一個完美的“人間天國”，以求靈魂的安穩與安居。然而，當人們驀地發現，天國消逝了——天空里除了星塵和星光，就是無盡的虛空，人間天國也坍塌了——大地處處顯露出斑駁的本色和殘破的影像。于是，人的靈魂，無處皈依，無以呵護，“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只是一粒游蕩的灰塵”（《隨風飄蕩的日子》），就成為現代人的宿命。

張梅就是在這種語境中牽手她的繆斯的。

理想主義的激情破碎之后，人何以立命、安身？在價值消失、意義式微、虛無主義彌漫的時代，人何以生存？這是橫亙在世人面前的問題。

發表于上世紀末的《破碎的激情》，不僅是張梅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上世紀80年代自詡為“不屑于陳腐而追求真理的人”，他們集合在一起聚會，念詩，辦雜志，立志成為“社會的前驅”。但“新觀念如泛濫的洪水，把我們腳下堅實的土地沖垮了”，他們所追求的“意義”以及他們所追求意義的激情也隨之碎裂。在一切都是破碎的感覺和感受中，這群一度曾“痛恨市民的庸俗和無理想”的思想精英終于投身于庸俗和無理想的市民之中：圣德與“皮囊”開公關公司，黛玲經營美容院，子辛混跡于各種夜總會而“和廣大的三陪小姐結成了良好的關系”……他們終由純粹的精神蛻變為純粹的物質：或者終日為孔方兄忙碌，或者如寄生蟲一般擠滿桑拿浴館，或者為一夜偷歡努力積攢激情而又屢屢失落，或者在毒品的麻醉中沉醉于麻醉后的世界，一句話，他們后來躬行的都是他們先前所反對的。在《破碎的激情》中，我們不僅“看”到了那個時代理想主義的高昂和激情，也“聽”到激情碎裂的聲響，更“觸摸”到理想疲軟和激情破碎后在滾滾紅塵中穿行，于滔滔黃潮（金黃色）中弄潮的“精英們”的“成功”、倦怠與無奈。

倦怠與無奈是一時的，其后是更瘋狂的放縱和放浪。“我們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質，我們都愛物質文明，我們都不作繭自縛”（《孀居的喜寶》），可以說是上世紀80年代后的時代宣言。理想主義被視為棄履，物質主義、感性主義就會恣意妄行，靈魂無力飛升，那就墮入本能的黑暗，讓力比多從身體本能深處升騰并噴薄而出。張梅的作品真實描述和紀錄了那個時代。如在《蝴蝶和蜜蜂的舞會》中，放蕩迷人的姍姍，愛慕虛榮的翠翠，從純真步入墮落的白萍萍，憂郁聰明的齊靖四位青春少女，其共同興趣就是“性趣”，為此，她們化各式各樣的妝，出入各種各類的尋歡場所，看電影、吃宵夜、野餐、游泳、調情、做愛，在赤裸裸的欲海中盡情揮灑青春的激情和熱力；小說《女人·游戲·下午茶》中，珊珊、絲絲、珠珠們為了不在現實世界被現實淹沒窒息，將方保羅們視作救命的稻草而拼命地撥弄愛與欲的游戲……

既然靈魂從天庭墜落地上后再回天堂無望，那么干脆就讓靈魂再度墜落，在本能或力比多的勃發中使靈魂安寧。然而，張梅明白，本能的領域非靈魂的得救之地。或者說，放縱力比多，靈魂非但得不到拯救，而且還有被本能中無邊的黑暗窒息的危險。我們看到，在張梅筆下，放浪和放縱沒有出路——白萍萍們 “突然醒悟到自己的生活中并沒有愛情”，姍姍們只能掙扎于欲望與惶惑之間……

《區別于大眾情感的情感》：虛無中尋找藉于安身的責任

女性是感性的，張梅作品中的女性藉其敏感的感性享受其滿足和快樂。然而，感性的特質是不長久，瞬時的滿足和快樂過后，又是更悠長的無聊和痛苦，就像張梅的《保齡球館13號線》中的那個男人：開始他對打保齡球感到神秘，繼而新鮮，然而在“對這個玩藝感到不再新鮮，厭倦再次襲擊他的心頭”。打球如此，感情如此：“他于是想到他的愛情也是一次性的，發給了許多渴望愛情的女人”，任何感性的快樂和滿足都不能克服虛無，于是就一次次追逐更新鮮更刺激。換言之，感性的快樂和滿足只是緩解和應對虛無的緩沖劑和潤滑劑，它總是與虛無相伴同行的。張梅說：“我的精神狀況一直是虛無的，有人說我是散淡，其實更準確地來說是虛無”（張梅《區別于大眾情感的情感》），我想這是張梅真實的感受，也是感性的本性使然。

其實，靈魂是靈性的，感官享樂是物性的，靈性的東西需要靈性的東西來滋養。在張梅的作品中，也有為靈魂尋找靈性出口的努力——無論是《搖搖擺擺的春天》的草鳴身上的靈性和她對萬物有靈的感受，還是《酒店大堂》中“她”“三個光頭和尚，背著酒囊在一條崎嶇的山道上拍手唱歌”的夢境和他的繪畫的神秘契合，都可以被看作張梅對感性突破的嘗試和努力，盡管這種靈性的東西仍在神秘之中而無法在她筆下的文學世界中澄明。

與張梅神秘的靈性探尋的無果相較，張梅的創作生涯中有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富有啟發性的尋求人生出路和拯救的方式，這就是《破碎的激情》中的拯救方式。具體而言，是破碎的激情中米蘭和保羅的得救方式。

保羅，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靠一副漂亮的面孔混跡于女人之間吃軟飯的發型師。然而，他對自己和不同的女人不斷地做愛的惆悵和煩躁的襲擊下，他“渴望此時此刻有一種神來之手來幫助他結束自己毫無意義的生命”。然而在他發現女友米蘭患有精神分裂癥之后，保羅的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他拒絕將米蘭送往精神病醫院的建議，執意要親自悉心地照顧米蘭。正是責任和責任感使保羅恢復了對生活的感覺，感覺到了對生活的滿足，感覺到了生命和生活的寧靜。

米蘭，這個苦命的女人，飽受生活的折磨，先是以“嗜睡癥”——一睡幾天幾夜不醒來逃避現實，其后又被無聊的生活折磨成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幸運的是她患上“精神分裂癥”而成為保羅的“負擔”的同時，這種“負擔”竟成為治療保羅焦慮的“良藥”；而治好米蘭病的良藥也同樣是自己生命的“重負”和責任――米蘭收養了八個孤兒，在對這八個孤兒的照顧中，米蘭的病也奇跡般地好了起來，她的精神也煥發起來，不僅嗜睡癥痊愈了，而且精神分裂癥也不見了。

在一切意義和價值都消逝和消失之后，生命飄忽得像一根羽毛，那么給生命添一點重量吧——一點責任，一點負擔，讓生命錨定于責任，安定而安寧。生活本來沒有意義，生命本來不具有重量，那么就給生活創造些微的意義，給生命增加些微的重量，即便這些意義和重量沒有終極得救的允諾，沒有獨步永恒的希望，沒有終極關懷的價值，也沒有宏大或整體的意義 。

真理崩塌、價值消失、意義式微、虛無主義彌漫的時代，人還可以藉責任安身。這于文學實在缺少浪漫，但卻對生命和人生有極大的益處。就筆者有限的視域所及，這是張梅對中國新文學的獨特貢獻。

“每個時代，每種文化，每個習俗，每項傳統都有自己的風格，都各有溫柔與嚴峻、甜美與殘暴兩個方面。各自都認為某些苦難是理所當然的事，各自都容忍某些惡習。只有在兩個時代交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交錯時期，生活才成為苦難，成為地獄……歷史上有這樣的時期，整整一代人陷入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兩種生活方式之中，對他們來說，任何天然之理、任何道德、任何安全清白之感都喪失殆盡”（黑塞《荒原狼》）。張梅無疑就陷入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兩種生活方式之中，對她而言，生活成為苦難。她必須尋求并展現新的生存方式，張梅尋找到的是：理想主義的大激情破碎了，一個個重新聚攏的小激情何處去？張梅作品凸顯的，是女性所能感受到的一個個小快樂；而張梅作品最能給人啟迪的，是責任，是責任的重量！

《女人如衣裳》：小快樂支撐著大人生

余華的《活著》因描述富貴一家在磨難痛苦中活著的艱難和堅韌而感動了無數人。其實，在艱難困苦中活著固然不易，但富足安逸的生活更顯其難，特別是在理想主義激情破碎的時代。吃穿住行性，“無一事須牽掛”（《酒店大堂》），都沒有問題，但沒有問題可能是最大的問題——這問題不在物質，而是精神，或者說靈魂。精神或靈魂，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所在。生活沒有目標，激情沒有方向，靈魂無處棲身，這些是比物質的貧困更貧困，比肉體的痛苦更痛苦的事情——它是會把人逼瘋的。“誰能為我們這些不合規范的人找到出路？”（《蝴蝶和蜜蜂的舞會》）張梅不能不對她筆下人物惶恐而絕望的呼救聲作出回應，她必須拼命尋找那些使人賴以生存的東西。

對于一般人來說，既然在潛意識的黑暗中沉淪如螻蟻不可忍受，那么就仰望天穹:或步檻外，在吃齋供佛或聆聽圣詩中尋求庇護和安慰；或跳出紅塵，在南山籬菊中縱浪大化，和光同塵。即便明知天穹破碎，也可以強裝歡顏，幻想天堂的完滿以自欺，或欺人。但張梅既不愿自欺，也不愿歁人。換言之，她尋求出路的路徑，既沒有入地（本能），也沒有上天（宗教），而是在與人朝夕廝磨的社會人生，魯迅曾反復強調“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魯迅《一覺》），我想這也應該是張梅找尋的出發點。換言之，張梅執著的是現世，是紅塵，她作品中的人物是在現世中撫弄現世，在紅塵中把玩紅塵，并在這種撫弄和把玩中使生命浸潤溫暖和厚實。用張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在你去掉幻想的激情后，世界正如它的本來面目向你招手。形形色色的人生和欲望以各種形式表現在你面前，當你深入進去，你會感到溫暖和生動。”（《區別于大眾情感的情感》）

張梅感到生動和溫暖的人生和欲望有哪些呢？

這座城里的人，不管大人還是小孩，不管男人還是女人，生活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飲茶。（《老城紀事》）

我們常常把胭脂在臉上橫著掃豎著掃，我們用蜜絲佛陀的定妝粉，用金魚牌粉條，又用南韓的仙女牌濕粉。（《蝴蝶和蜜蜂的舞會》）

他們在夜里打牌，喝酒，唱卡拉OK，在新開的臺灣牛肉面館直至通宵達旦。

……紫色唇膏，黑色甲油，U2最新時裝……吃飯、跳舞、打保齡球。（《隨風飄蕩的日子》）

在張梅的作品中，還有很多作品在描述欲望和人生的生動與溫暖：慶幸自己是生存在這樣一個南方都會而不是某個北方清冷的城市，更不是鄉村，在寒冷的冬天仍然有熱鬧的大排檔可以解除她們內心寂寞的南方都會女性（《冬天的大排檔》）；小女人之間處處別苗頭，爭高低的心理——絲襪是否緊貼皮膚，臉上的雀斑是否被粉蓋住，是否涂了適合的口紅和香水，是否吸引年輕男人的視線（《烏鴉與麻雀》）等等，所有這些，都使人感覺到生命的實在與質感。

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張梅展示的世界的“本來面目”基本上都是女性世界的“本來面目”。不錯，張梅聚焦的主要是女性的生活，描寫的主要是女性的心理情感，感受到的主要是女性的快樂與煩惱，自然，她找尋的出路主要是為女性尋找的出路。女性是感性的動物，她們能在感性中感受和體驗到生活和世界的實在與真實。

在我看來，張梅對女性世界的展示和描述最突出的，是女人與衣服的關系：

在成年女人看來，沒有什么比買衣服更使人快樂的事情了。那些層出不窮的時裝，是我們生活的奮斗目標。你愛生活嗎？那你就買時裝吧。（《女人如衣裳》）

這是女人與衣服的宣言。

女性愛逛服裝店，愛買衣服，愛穿漂亮的衣服，為配搭衣服而絞盡腦汁，為衣服茶不思飯不想等等，在張梅筆下，衣服的重要性對女人來說無以復加，衣服可以說是女人的代名詞。不錯，張梅小說的題目就叫《女人如衣裳》。女人在衣服中體會到的愉快與快樂，同時也是體會到世界的充實與厚度。

在這里，比較一下張梅和張愛玲的創作，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張梅人物世界的特質。張愛玲說：“懷著對大背景的失望，享受著每一個小快樂。”我想這是張梅非常贊同的，也是她們創作的相通之處。張梅和張愛玲的不同是：1）張愛玲聚焦的女人談戀愛的“談”，張梅最突出的特點是女人穿衣服的“穿”——對張梅而言，女人最大的小快樂是衣服；2）張愛玲人物的世界是無情感的世界，在那個世界里不是計算，就是算計，甚至連潛意識或無意識領域都是透明的，所以她的文字顯得晶瑩剔透；而張梅的小說中的人物，則仍充滿著親情、愛情、友情，至少是對親情、愛情、友情的企盼，所以她的文字使人感到親切和溫暖。

張梅也有一些作品，寫騎樓、木屐、青石板（《老城紀事》），寫“平淡無奇的城市在我們面前鴉雀無聲，就如一幕放大了的無聲電影中的一個風景”（《暴雨將至》），寫“有一天坐著出租車走過二環路，一樹一樹的桃紅色的榆葉梅開著一簇簇的花在窗兩旁飛馳而過，而陽光透過車窗照在你的臉上，你就在異地的鮮花和陽光中打盹，那種感覺真好呀”（《花季》）等等，在城市別樣的趣味和風景中感受著的也是一些小小的快樂，這是對女性獨特小快樂的豐富與補充。

“懷著享樂心情的人是善良的，是不會憤世疾俗的。”“不管這是高度的智慧還是最簡單的天真幼稚，誰能盡情享受瞬間的快樂，誰總是生活在現在，不瞻前顧后，誰能這樣親切地評價路邊的每一朵紅花，評價每個小小的、瞬間的價值，那么生活就不能損害他一絲一毫。”（黑塞《荒原狼》） 黑塞如是說。

（作者簡介：易水寒，男，汕頭大學文學院教授；張穎賢，汕頭大學文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