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信”與“疑”開始

?□李德南

前段時間，《長江文藝評論》雜志的蔡家園先生來信，說他正在策劃做一期“作為批評家的小說家”專輯，囑咐我參與并談談個人的寫作觀。于我而言，在這個題目下談個人的寫作觀，實在是有些壓力，需要提振勇氣的。因為它意味著，參與者首先是批評家，其批評家的身份是得到認可的，此外還得寫小說并且寫得不差，忽略批評家之名亦能以小說家的身份立足于世。對于我，敢于談論它的勇氣的最大來源，其實在于這個話題還有另一重意義：文學批評與小說創作之于我，或許都不成熟，我未必稱得上“家”，然而它們對于理解“我之所以為我”，尤其是精神層面的我，都是不可或缺的。

以前與友人對話時，我曾經說過，我是以文學批評來表達我的“信”，以小說創作來表達我的“疑”。現在想來，這種區分并不是絕對的。我曾經寫過一篇短篇，叫《為什么我不可以游泳》，主要是寫一對雙胞胎兄弟，在他們的父母去辦離婚手續的時候，獨自到家里的游泳池去學習游泳，哥哥勇勇因為救弟弟猛猛而死去，備受驚嚇的猛猛則因此產生認知障礙，有一段時間無法很好地認識自己，也無法很好地認識世界。在小說中，猛猛最終恢復正常了，不過他的父母并沒有。孩子的父母，其實仍在正常與瘋癲之間。這篇小說所敘之事是殘酷的，色調是暗沉的，然而也并非毫無亮色。人生的不確定性，對死亡的恐懼，以及由此而來的虛無感，種種可歸屬于“疑”的范疇的所在，大概是這篇小說的主要構成；“信”的成分，則在于它肯定了親情的意義：哥哥為了救弟弟可以死，父母親對孩子的愛可以為孩子克服認知障礙而起到關鍵的作用。這些筆墨，大概是有些溫情的。

從對個體生命的建構的層面來說，小說創作對我的意義可以說并不大。我甚至設想，如果我只寫小說，一路寫下來，我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令人反感的人，一個有許多怪癖卻不自知的人。我感到慶幸的是，因為機緣巧合，我走向了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這些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擴大了我的閱讀范圍，使得我不局限于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而是對宗教、哲學、藝術和歷史等領域的著作也有所關注。雖然我離我所渴望成為的人文主義者還有很大的距離，但是必須承認，這種閱讀教化了我，給了我的生命很多有益的養分，也使得我能夠相對全面、相對客觀地去理解人之為人，以及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如果我一直寫小說，我會有很濃的厭世的情緒。可是如今，對生活，對工作，我時常有一種喜悅，甚至是感激。這種喜悅和感激，并不在于我完成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樣的成績，而是在于，經過這幾年的誤打誤撞，我感覺我可以開始了。我已經找到了我想走的路，如果我能有足夠的耐心和意志，我想我可以沿著這條路持續走下去。

這兩年，我的精力主要還是集中在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上。然而，我也不時有一種提筆寫小說的沖動。在我的電腦里，其實有一個專門的文件夾，里面的種種，都與小說創作有關：讓我特別感興趣的小說的題目，吸引我的意象和人物的形象，一些有趣的片段……我不知道大概什么時候才能有足夠的時間來動筆把心中的作品寫出來，并且是否有能力寫得讓自己滿意，讓讀者滿意。然而，這種“準備著”的狀態，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讓我保持著一種看的努力：不只是從批評家的角度來看，來思考，同時也從作家的角度來看，來思考。也正是因為對小說的這種強烈興趣，這些年我在批評實踐中最為重視的，其實還是小說。我在文學批評中重點關注的問題，與我在小說創作中遇到的問題是息息相關的。這種切身性，我不知道對我的文學批評是一種成全還是限制，但是我目前還是樂于保持這種狀態。當我有一天真的從批評中抽身而出，更多地回到小說創作，我也期待，這些年的批評活動對作為小說作者的我會有所促進。

博物文化寫作的當代使命?

□陳超群

在本期廣東省文學創作專業培訓班上，大概我是唯一一個從事博物文化寫作的學員。說起博物文化寫作，同期來的很多同學都不太了解，以為是個新概念、新流派。這并不奇怪，博物文化寫作當前還是個小眾的寫作，但它并不是一個新東西，而是延續了古老傳統、肩負著當代使命的寫作。

博物文化寫作，是一種對花草樹木、鳥獸魚蟲進行觀察記錄，對其本源進行考求，并將人的生活和對生命的思考融入其中的寫作。博物，在西方叫自然史或自然哲學，有著悠久的歷史，亞里士多德、達芬奇、達爾文、梭羅都是偉大的博物學家。西方一般稱博物文化寫作為“自然文學”，吉爾伯特·懷特的《博物志》、法布爾的《昆蟲記》、梭羅的《瓦爾登湖》都是杰出的代表。中國也有著源遠流長的博物學傳統，酈道元、沈括、李時珍、徐霞客都是博物學家，《山海經》《南方草木狀》是經典博物學作品，在更廣闊文學領域，從《詩經》，到漢賦、唐詩、宋詞，以及《紅樓夢》，即便非專為博物而作，也皆是草木蔥蘢、萬物有情。文學來源于生活，古人“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 文學作品映照了人與自然的息息相關、生生不息。

然而，隨著近現代科學主義的盛行和學科分化，博物的傳統逐漸邊緣化，人們越來越局限于自身學科框架內，同時，現代人普遍自困于鋼筋混凝土中，離自然越來越遠，于是，文學寫作往往缺乏對自然萬物細致入微的體察，日益失去鮮活性。也許，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一種博物傳統的回歸，用北京大學劉華杰教授的話說，“感受四季冷暖，通曉草木鳥獸，才會產生博大精深的思想，文采飛揚的篇章”。

在本次培訓班上，周建平老師講了題為“文化軟實力與文藝使命——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講話精神”的講座，不僅為全體創作人員指明了方向，也對博物文化寫作給予了很大的鼓勵。習總書記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要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當下，全球生態環境問題嚴峻，惡化的環境讓人們在一味追求發展的道路上意識到了反思，并逐漸嘗試用行動與環境“重修舊好”。人與自然如何才能和諧相處成為重大的時代命題，對于這個命題的解答，科技手段和政策治理固然重要，而從文化層面來說，博物文化對現代的反思精神及其追求的“天人合一”或許具有更長遠的意義。走出人與自然關系的困境，本質上需要一場人們認知和生活方式的革命，博物文化傳播無疑能在潛移默化中推動這場革命。所以，博物文化寫作絕非拈花惹草的休閑，而是對時代使命有著強烈自覺的寫作。

好的文學作品不僅有文學與審美的價值，還有社會的價值，正如培訓班上張宇航老師在“生活與創作”講座中說的，文學創作“要給社會一些有價值的交流”。是的，文學創作者應該有這樣的勇氣與擔當。好的博物文學作品也正是如此，如吉爾伯特·懷特在田園生活中融入的生態哲學價值觀對世人影響深遠；梭羅《瓦爾登湖》提倡的“生活極其簡樸而精神極其豐盈”為無數迷惘的人提供了人生指南。我國當今也出現了一些博物學文化倡導者和寫作者，如劉華杰、田松、南兆旭等，他們帶動了博物學文化在我國的發展，正影響著更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態觀。我非常榮幸也能成為其中一員，隨筆集《一城草木》已出版。

當前我國的博物文化寫作主要有自然觀察筆記、自然感悟隨筆、圖譜手冊、國外博物學著作翻譯幾大類，正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青睞。但博物文化寫作難度大、周期長，既需要文學素養，又需要科學素養，更需要一雙純凈深邃的發現之眼和一顆回歸自然的赤子之心，創作出好的博物文化作品實屬不易。我要摒除浮躁，不斷提高修養，將知識、情感、社會價值融入到創作中去，真正創作出有思想深度的、無愧于時代的作品，踐行博物文化寫作的當代使命。

如何成為一個“理想作家”

?□丁燕

很多作家會發出這樣的感嘆：到哪里去尋找一個“理想讀者”？他們認為自己籍籍無名，是因為作品沒有找到“理想讀者”。但我卻持不同觀點：當下的緊迫問題，不是指責讀者不夠理想，實際上是作家不夠“理想”。如果作家們大多以“理想作家”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自然會培育并感召出一大批“理想讀者”。

結合自己的創作，我認為“理想作家”的首要條件是在內心中確立自己的角色。很多所謂的“作家”，已是名存實亡，因為他們的主要時間不是用來創作。也許他們在青年時代有過一、兩篇出彩的作品，但之后，他們的心思漸漸偏離了寫作，沉湎于其他，所以實際上，他們空有“作家”之名，而無“作家”之實。我一直在內心中警告自己——確定“作家”角色的唯有作品。作品稀少而單薄，很難支撐起“作家”的名號。?

其次，作家要合理地安排時間。因為我在內心中確定了自己的理想角色，故，我將最黃金的時間來完成最困難的事情。自2010年到達廣東，七年來我堅持早晨4點起床寫作，無論春秋。持續的寫作必須有固定的時間做保證。若一個人只是偶爾、閑散、順便地進行創作，因其缺乏時間的投入而難成大器。

再次，做一名“理想作家”，要懂得調整寫作與閱讀之間的關系。寫作是輸出，是消耗，是釋放。幾乎所有的作家在經過大體量創作后，都會身心疲憊，感覺自己被掏空了。這個時候必須要用閱讀來“進補”。很難想象一個不怎么讀書的作家，怎么寫出好作品；同時，一個什么書都讀的作家也是可疑的。作家要有自己的“閱讀譜系”，就像一個人慣于從自己吃著舒服的食物中獲取營養。

第四，經過了立志、實踐、反復探索后，一個“理想作家”便要進入“風格化”狀態：你要有獨屬于自己的特點。這一點非常難。像大多數的人對自己的評價有所偏差般，作家很難一下子就正確地判斷出自己的特點。我曾生活在新疆，閱讀著充滿陽剛氣息的作品長大，我也曾希望自己能寫出如“拓荒者”般雄渾的作品，直至我到達嶺南，在蕉風椰雨的環境中浸淫許久，我才發現了屬于我的陰性氣質。當我意識到刻意追求宏大敘事已損害了自己時，我終于明白了獨屬于我的風格。我希望我的文字是豐沛而絢麗的，語調是濃稠而綿密的，希望自己寫出陽光下陰影里的細節，呈現出小人物心頭的狂瀾。終于，在確立了風格后，我寫下了《工廠女孩》和《工廠男孩》。

第五，當一個作家終于通過獨屬于他的敘述被讀者認知時，另一種生活會撲面而來——各種獲獎、各類采風、各地講座。也許此刻，才是真正考驗這個作家是“理想”還是“不理想”的時候。大多數“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作家，終于敵不過種種誘惑，日復一日地平庸下去。他們不僅三五年拿不出一點像樣的作品，連精神上都陷入萎鈍。然而，總有那樣一些作家，心懷遠大理想，不為外界所動，苦行僧般堅持創作。這樣一些少數者，最終成為了“理想作家”。古今中外，能留在文學史上的，大多是這種類型的作家。

所以，我希望以“理想作家”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我知道，像我這樣出生在偏遠地區，又沒在名校經名師指點的寫作者，本身就有很多缺陷。我努力以勤奮寫作、認真閱讀來彌補，但終和那些出身名門、少年才俊者有一定距離。然而，我從不因此懷疑自己的選擇。契訶夫說，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我只愿自己認真地、誠懇地、盡最大努力地進入創作，寫出獨屬于自己的作品。哪怕它們是一些狗尾巴草，在文學的百花園中，它們也曾成長過。

文學像一個圣誕老人，永遠是“索一奉十，索百奉千”。我深知自己付給文學的太少太少，而收獲的卻太多太多。感恩文學，讓人更有尊嚴地生活在大地上。? ?

關于當下文學生態的一點斷想

?□周朝軍

您即將要讀到的是一位八流小說家兼夢想早日奔小康的文學編輯的培訓作業。現在，八流小說家斗膽耽誤您幾分鐘，他將向您匯報兩點近乎幼稚的感想，如您在閱后愿意違心地鼓一下掌，或是配合以面癱式的微笑，八流小說家一定會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確實走了心。另外，需要稍作說明的是，八流小說家習慣了玩弄修辭，在后面的1200字中，他決定放棄修辭，以近乎聊天的語氣，與您分享他的淺見：

在近期的文學創作和編輯工作中，我個人一直反思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純文學作家們一方面保持著狹隘的純文學觀，針對文學的審美口味單一，在很大程度上把期刊體等同于純文學，并想當然地把期刊之外的諸如網絡文學、暢銷書等文學領域指認為非嚴肅的非純文學的。我不否認大部分網絡文學和暢銷圖書的粗制濫造，但面對體量龐大的網絡文學和繁蕪的暢銷書市場，我們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更不能一邊大言不慚地說“我的作品是寫給能看懂的人看的”或者“我的作品是寫給同行看的”，再或者“我的作品是寫給有一點文學素養的人看的”，一邊埋怨廣大讀者不買純文學的賬。換言之，我們不能一邊對所謂的純文學領域之外的作家（作家也好，寫手也罷）嗤之以鼻，一邊又對他者的名利雙收犯起了紅眼病。我們應該思考，是不是我們自以為是的純文學觀存在某些問題？再或者，被我們一再貶低的網絡文學和暢銷圖書到底有沒有價值？有沒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退一步講，即便從純粹的文學性角度出發，我們設定網絡文學、暢銷書是相對遜色的，那網絡文學和暢銷書在廣大讀者中的傳播形式，是不是也值得我們學習？再換一種說法，網絡文學和暢銷圖書占領讀者獲取信息的途徑，是不是值得我們學習？個人認為，純文學作品抵達讀者的方式不應該只是文學期刊及其外圍弱小的相關體系，所謂的純文學作品應該最大限度地溢出所謂的純文學圈子，文學性和可讀性（甚至我們可以直接叫暢銷性）并不是天生對立的，他們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有很多作品取得了成功，比如我常常舉例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比任何一部網絡小說以及任何一部三俗暢銷書都要暢銷。

那么問題又來了，我們的純文學界并沒有給這部小說一個很高的評價，我們的很多純文學作家甚至認為這部書糟糕透了。談到這里，新的問題又跳了出來：什么是文學性？文學性由誰來衡量？衡量文學性的時候是不是也該考慮文學的作用？即便我們否定了《平凡的世界》的文學性，我們誰也不能睜眼說瞎話地否定《平凡的世界》的文學作用——二十年來，它讓千千萬萬的人對生活重燃希望。

說到這里，我自己的思路也有點亂了，問題越說越多，也越說越亂，總之我們不該忽視讀者對文學作品的評判權，如果我們忽視了文學圈之外的所謂的普通讀者，那么所謂的圈內人又憑什么把自己的評判結果強加給他們？所謂的純文學作家們是該反思自己審美的時候了，是該考慮自己到底該寫些什么的時候了，是該考慮自己到底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作家的時候了，是該考慮自己為誰寫作的時候了。

以上就是我培訓后的一點淺見，希望大家多多批評。

全民寫作與純文學寫作的差異?

□陳再見

全民寫作是最近幾年經常被提及的一個寫作現象，頗有那么一點戰爭時期的“全民皆兵”的意思。乍一看，似乎是個不壞的現象，細思之，卻有一些值得懷疑和思考的空間。姑且不論全民寫作到底和文學有多大關系，單就此種現象背后所折射出來的全民在寫作態度上的輕佻和草率，一定程度上就對文學產生了傷害。寫作或者說文學寫作，在筆者看來，永遠是少數人的“精英”表達，甚至于讀者，也只是少數人的共鳴。那么，全民寫作是一種什么概念呢？在我看來，它是全社會由于技術終端的改革和文字媒介的更新所帶來的口水宣泄，從最開始的博客，到QQ空間，到現在的微信、公眾號，這些平臺正在一步步走向虛擬化和碎片化，背后的操手更加復雜，泥沙俱下，書寫的“莊嚴性”或者說文學的“嚴肅性”正在一步步被破壞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娛樂、消遣、惡搞、炫耀，以及無節制嘩眾取寵，它們雖然披著文學的外衣，卻與文學毫不沾邊，如同家長里短的文字版，江湖走穴的網絡化，心靈雞湯的謠言化，這些都是技術改革所帶來的媒介層面上的繁華假象。

顧建平老師在闡述自媒體時代的文學走向時，有一個觀點我十分贊成。他說，嚴肅化寫作，也即是人們所說的“純文學”“期刊文學”，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成了守舊、僵死、落后的代名詞，甚至還會被人們所嘲諷。不過，社會對“純文學”的認識卻存在偏見，我們一面以崇敬的心理把世界名著擺上書架，現實生活里卻又對“純文學”創作行為缺少應有的尊重。究其原因，無外乎兩種，一是純文學創作并不是全民寫作的消遣式寫作，它是一種有意識的難度寫作，既然是難度寫作，那么就直接給讀者造成了閱讀上的“障礙”；二是因為作者在難度上的設置，沒有迎合市場趣味和社會上大部分讀者的閱讀需求，所以作者難免就要面臨大眾的疏離、排斥，甚至誤解，也就造成了時尚作家風光無限，寫個文句通順的書就可以洛陽紙貴，而純文學作者嘔心瀝血，最終收獲到的讀者除了他自己就是編輯。大環境如此，整個文學域場的式微便是難免的事。例如《天才捕手》里的沃爾夫能遇到那么好的編輯，如今的文學界估計也是鳳毛麟角了。

顧建平老師還提出一點，純文學作為一個概念，實際上背后隱藏著更多的信息，即對文學品質的把關和檢驗，它有一套完整的審稿程序，有編輯的介入，這直接就影響了它面對讀者時的狀態，如卡佛的好多小說，實際上也是他與編輯共同完成的作品。而自媒體，所謂的全民寫作，它們就缺少這一關鍵的環節，網絡并沒有在文學層面上進行檢驗，難免就導致它們呈現粗糙、參差不齊，甚至文字垃圾遍地都是的局面。當然，網絡自媒體也有一些有才華的寫作者，他們本身就具備自我檢驗的能力，純文學平臺也有因為編輯的偏見或者人情關系導致的品質低下的個別現狀。從這個角度看，純文學或者說期刊文學與網絡文學、自媒體的全民寫作之間的區別僅僅也是媒介和檢驗團隊的不同，不過環境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其背后團隊的更新、優化的能力。

當然，我其實也不反對所謂的“全民寫作”，就像我不反對中國的大媽在廣場上跳舞，只要她們不制造噪音，不影響他人的生活，那么一切便是美好和諧的。作為一個敘述和抒情手段，寫作無疑是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與此同時，它也應該是最崇高最嚴肅的方法。寫作者時刻保持敬畏之心，嚴肅對待筆下的每一個字，培養自身的文學檢驗能力，在這個全民寫作的時代，就顯得尤為珍貴了，也值得被讀者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