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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艷梅:寫在生活和生命深處
——蔡東小說論
更新時間:2018-03-16 來源:張艷梅
孟繁華說:“蔡東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可以期待的文學新力量,而且她是如此健康。”這個判斷令人信服。蔡東的小說創作,時間不短,作品不多,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慢慢寫,寫出真正想表達的,不急不躁,扎實沉穩。近兩三年,蔡東迅速成熟,《往生》《無岸》《福地》《木蘭辭》《凈塵山》《通天橋》《出入》等篇,無論是思考問題的深廣度,還是小說的藝術表現力,皆堪稱驚艷。初讀蔡東,不以為她是80后作家,雖然小說中塑造了一批飽滿鮮活的女性形象,也不以為這些作品,出自一位女孩之手。她的文字,沉郁中不乏空靈,憂憤深廣源自內在的無限悲憫。她的寫作,專注于日常的衣食住行悲歡苦樂,對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小人物的掙扎,表現得力透紙背;在現實生存之上,她更關注他們的精神世界,同情之于理解,謂之慈悲,她寬宥了那些受傷而萎頓的心靈。面對現實,順應,沉湎,逃避,對抗,無外乎就是這幾種選擇。蔡東寫出了各種不同的人生狀態,面對這些人生的困惑和問題,她在思考和追問,作為80后作家,蔡東嚴肅的文學立場和真誠的寫作態度,都讓我們心懷敬意。
一、多視角的現實表達
評價作家作品,我們常會提及魯迅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所說的,寫出靈魂的深,在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人物往往在內心沖突中掙扎痛苦,那種煉獄般的折磨,正是劇烈的社會變動對人內在世界的沖擊。蔡東的視線,在生存、生活和生命三個維度上不斷延展,柴米油鹽自不必說,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困境和倫理困境,同樣是她頗為用心之處。她也會思及死亡和彼岸,對于生死維度下存在困境的考量,超出簡單的現實表達,而滲入了社會學、倫理學和哲學層面的各種思考。
大時代的社會憂思
我們今天面對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蔡東沒有以宏大敘事建構世界整體的意圖,而是選擇從小人物生活世界和心靈世界出發,以不同階層不同處境的人們,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為起點,折射社會生活全貌。碎屑式的俗世生活洶涌而至,沒有多少人能夠做到游刃有余,康蓮、柳萍、楊玫、倩女等人所承受的身心折磨,具有不言而喻的普遍性。孤獨感源于人與人之間的隔絕和對抗,挫敗感來自現實的冷漠和強大,破壞欲皆因內心信仰的缺失。灰色的時代基調,以及各種人物身上攜帶的時代表情,如蛛網一樣,形成總體的日常社會氛圍。沒有歸宿感,價值錯位,缺少自我認同,在蔡東筆下,幾乎沒有傳奇性和戲劇性,她不劍拔弩張,也不過分訴諸于情感,沒有顧影自憐,也不會沉湎于某種負面情緒漫漶,那些艱難時世,那些城南舊事,緩緩道來,鋪陳出一幅人生百態圖卷。
《往生》里的康蓮已垂垂老矣,因公爹纏綿病榻,她只好日夜服侍,體力透支,心力交瘁,不敢輕易放松,常有生不如死之念。《凈塵山》中一表人才的潘舒墨則因事業不順,淪為深圳的城市貧民,在一次以炫耀成功為目的的同學會上,潘舒墨和張倩女這兩個不同意義上的“失敗者”走到了一起。《無岸》中寫到,“城市用乳白色歐式別墅、高層花園社區、老舊的多層、小產權統建樓、城中村的出租間、亂搭建的鐵皮簡易房、公園長椅和橋洞——高效而精確地實現了人以群分。它能令你感覺無比尊榮,當然,它也總有辦法,最大程度地令你覺得自己無比低賤。”一座現代化大都市,一個以物質主義和精致的利己主義為成功標志的時代,讓小說主人公柳萍,也讓無數的普通人,從人道主義者迅速成長為批判現實主義者。柳萍為了房子,不斷接受“受辱訓練”,直到喪失任何恥辱感。她很清楚,何主任正是她希冀成為的那種人,精力旺盛,志存高遠,時代的典型人物,生活的強者和寵兒,有自己的位置,有中長期的規劃,回首人生時很好寫總結。即使在女兒眼里,她也不像個還有夢的人,她簡直就是夢的反義詞。生活,讓這些沒有跟上時代步伐,沒有走在聚光燈下的人們,與心中夢想徹底告別。《福地》中有個細節,男人在院子里迎著男賓,女眷在里屋候著女賓,主人公傅源看著這一切,沒有親人逝去的強烈悲傷感,這讓我們想起加繆的《局外人》和洪峰的《奔喪》。傅源沉迷于繁瑣的葬禮環節,深切地感覺到自己已經衰老。“正如小時候討厭吃花椒,嫌它麻嘴,現在卻渴望花椒的辛烈蓬勃,他需要被麻,一麻就存在了。”聊聊數語寫出生活的麻木艱辛。蔡東小說中的人物,更喜歡儀式感和細節化的生活,大約是對這個空洞潦草、大而無當的時代的一種反抗吧。《出入》中的林軍和楊玫夫婦,被生活重重圍困,有著強烈的挫敗感。這里面,不涉及積極生活的話題,蔡東意在傳達出時代氛圍對個體存在的困擾和折磨,當然,我們也可以把這種狀態看成是存在主義式的表達。《通天橋》也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小說。作品中關于城市發展的思考,關于資本時代不同社會階層利益的觀察,關于各階層生存實態的揭示,以及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意識危機,小說中都有深刻表達。
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蔡東記錄對時代生活沒有反抗能力的弱者,也注視那些貌似社會精英,其實飽受生活傷害的女性,包括張倩女、李燕,楊玫,柳萍等等,這些女性有一定地位或能力,但她們不是真正的成功者,在殘酷的競爭中,她們左沖右突,很難獲得成就感,只是在不斷背離自己。在沒有人看到的光彩照人的背后,邵琴滿臉疲憊和蒼涼,衰老不僅僅是年齡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面對你死我活的社會現實,她們不得不打起精神,說到底,這些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尋求的是通過他人的認可確證自我的存在價值。而且現實利益的獲取,往往是憑借不斷地傷害尊嚴,出賣尊嚴,才能實現。所以,柳萍最終原諒了雙姝對她的漠視和冷遇。也由此可見,蔡東內心對世界的寬厚,以及愛的信賴。??
蔡東還寫到了一些徘徊在出世和入世之間的知識分子。《無岸》的柳萍是大學講師,《木蘭辭》陳江流是職專美術老師,《凈塵山》張亭軒是高中音樂老師,《無岸》中的童家羽,四十歲時開始練瑜伽,他的處事哲學是四字真言,“無欲則剛”。這些知識分子或是流連于文學藝術,或是逃遁于宗教自然,面對現實生活,他們是一群多余人形象。蔡東說:“驚慌失措的我們,平庸惡俗的我們,是否從未放棄過對閑情逸致和傳統貴族生活的敬重?是否明知有詐,明知會幻滅,也不憚于全身心地親近擁抱,甘之若飴地上這個當。”她說:“我也欣賞那些孱弱失意的中年男人,比如《無岸》中的童家羽,《凈塵山》中的張亭軒,《木蘭辭》里的陳江流,我喜歡他們未蒙塵時的潔凈,我期盼他們別再勉強自己。”從這段自述中,我們不難看出蔡東的文化理想和向往的生活方式。陳江流等人,看起來無用,不合時宜,沒有戰斗力,在斗爭哲學極其強大的文化傳統里,這些自動邊緣化的人,其實無路可走。正因為無路可走,才讓我們停下腳步,思考腳下的路去向何處。當然,對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蔡東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以及預設的立場。對于寫作者來說,如何看待及如何理解當下中國,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通天橋》中的醫生呼延飛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作為知識分子,他有基本的道德感,遇到社會問題,不會熟視無睹,他站在窗前,站在橋頭,站在墻下,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他希望別人來挑戰那堵高墻,而自己不想成為帶頭反抗秩序和強權的人,最終因為現實利益,他選擇背叛自己的內心,以及原有的陣營,這個徘徊在個人信念和現實誘惑之間的知識分子,幾乎可以看成是知識分子整體的縮影。《木蘭辭》中的大學副教授李燕,茶館老板邵琴,面對生活傷害,他們具有自我修復能力,當然也不乏自省能力,只是蔡東沒有賦予她們自我救贖的力量。蔡東對這些女性的現實處境和心靈世界,開掘得更深。這個世界很廣闊,然而進不能進,退不能退,這種進退維谷的境遇,在張倩女和潘舒墨身上,尤為典型。現實社會到處都是荊棘,那些艱難掙扎的女性,面對生活如履薄冰,蔡東如鯁在喉,落筆之處,飽含了深切的情感。
二、多層面的敘事空間
70后、80后作家寫作,一般空間感較強,因為共時態效應,他們更易于通過空間感知的方式進入意識虛構,建構世界;而對于50后,60后作家,生活對于他們更具有歷時性,他們在寫作中會有意無意地強化時間感,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小敘事與大敘事,小時代與大歷史的差異。當然,這只是我們看取不同代際作家創作的一個視角,并非絕對如此。我們能夠確定的是,不同代際作家雖然此在性一致,但由于文化結構和意識結構差異,面對同樣的社會生活,感受性和判斷力,會存在一定差異。蔡東小說寫出了那種強大的現實籠罩,以及被現實擊敗的人生軌跡,小說主人公大都生活在分裂的世界中,一面是內心的安寧,一面是生活的喧囂,一側是現實的萬丈深淵,一側是理想的千山萬壑。人生的矛盾,人性的矛盾,人格的矛盾,在不同的空間中集中展示,得以強化。
從深圳到留州
留州、深圳是蔡東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空間。深圳敘事在蔡東創作中越來越重要。在時間意義上,留州代表過去,小縣城的生活沉悶庸常,其時間感相對緩慢凝滯;而深圳代表新世界,每個人都急切地追趕飛速發展的節奏,城市的每個角落,都彌漫著唯恐被世界甩在后面的惶恐和焦慮。留州故事和深圳敘事,像兩個遙遙相望的世界。中國,在留州敘事里,如黃昏暮年,沉寂無聊;在深圳敘事里,則像趕路的年輕人步履匆忙。這兩個空間的關聯,不是簡單的互為鏡像。兩個世界,原本就是時代生活的一體兩面,也是鄉土中國的兩幅面孔。就像通天橋的兩岸。現代性大都市,鄉土性小縣城,中間,是漂泊都市的故鄉人,是渴望城市的鄉下人,是回不去的山山水水,是走不出的溝溝坎坎。蔡東在留州和深圳這兩個整體空間意象之中,還寫到了鄉村墓地,幽蘭會所,書房茶社,寺院禪房,醫院病房,酒店包間,私人診所,精神病院等等半封閉的空間,這些空間提供的依然是小場景,背后隱約傳來的則是巨大的時代回聲。
從留州到深圳,精神上、心理上、感情上的無鄉,共同糾結成現代人的漂泊感和疏離感。《福地》中傅源千里還鄉的奔喪之旅,是被內心敲打得千瘡百孔的鄉愁。葬禮上緩慢的節奏和繁瑣的程式對他而言是一種享受。他厭倦一切從簡、刪繁就簡的生活,眷戀活著應有的豐富韻味。這篇小說顯然有兩個維度,一個是人的根性喪失,死了也無法回鄉,呂端曾說把他的骨灰喂鳥。回去的人也焦慮不安,傅源哭不出來,傅安滿臉煩躁,還有兩個城市女性,傅安和傅源的妻子,都找不到生活的滿足感和幸福感。小說結尾,不遠處正在為修公路遷墳,而墓園里碑林沉寂。我們忍不住要問,現代人到底身安何處,心歸何處?《通天橋》中,提及家族,村莊,傳統,祠堂,親情。呼延飛仰視著祠堂,“他們擁有資本,他們還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宗,共享一段光榮的歷史,實在太強大了,他確乎感受到某種強力意志的存在。”這一段文字,我們同樣看得到精神尋根的隱約訴求。對于一個漂泊異鄉、都市奮斗的人,他的宗,他的族,他的根在哪里?“傅源總被同一場夢驚醒。窄窄的竹床上擺放著冰涼干硬的身體,他的魂魄立在竹床旁,焦灼地望著肉身,往哪兒埋呢?”呂端臨終前反復強調:“活著,老墳地讓我知道我從哪里來,走了,老墳地讓我知道我往哪里去。”無法落葉歸根,只能在灰燼中魂歸故里,小說寫出了現代人的永恒悲傷。
從此岸到彼岸
蔡東年紀尚輕,卻深諳都市各種不同的人生感觸和生活態度,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張愛玲。大約對生活看得清楚,筆墨才達致犀利通透吧。無論是藝術化人生,現實性人生,還是想象式人生,都自有其來龍去脈,算是各安其位。不過,人生中種種破碎的感覺始終都在。面對這個日益斷裂的世界,蔡東在尋找一種依托,生命搖搖欲墜,我們的靈魂顛沛流離,四面都是懸崖,水漫金山,無岸可依,一堵高墻,一座橋,我們習慣了固有路徑,這條道路斷絕了,如何去解決?大眾的群氓狀態,是傳統文化基因變異,魯迅式批判,在蔡東筆下復現新意。《通天橋》中那段話:“你們人多,我們反而好辦了,人多是做不成事的。說穿了,只需拿一點小利出來,他用兩根手指虛捏住一點空氣,鬼魅一樣。”人多成不了事,這是對中國文化和國民性的深刻理解。從極權主義到群氓狀態,加上知識分子的犬儒和退卻,構成了當今中國社會思想狀態的整體。而經濟霸權,就是橋上那一堵高墻。橋南橋北兩個世界。橋南有醫院,幼兒園超市,學校,兩個世界之間的橋梁,本來是理想和現實,傳統生活和現代生活之間的通道。為了經濟目標,以無賴的方式,隔絕了兩個世界。老婆婆躺在墻下,年輕人翻墻而過,這個細節,更具深意。從現實的此岸,到理想的彼岸,看起來遙遠,其實不過一墻之隔,只不過庸眾習慣了茍安心態,缺乏挑戰的勇氣和堅持,甚至還有背叛和出賣,那些試圖有所突破的年輕人,因為衣服損毀,手臂受傷,最終放棄。碎玻璃、鐵欄桿的殘酷,最終戰勝了反抗意識。所以,《無岸》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
頗有意味的是,蔡東寫到了一些佛教徒,這些人試圖在宗教意識和大自然中尋求心靈寧靜。宗教意識的出現,超越現實之鄉與想象之境,抵達了心靈彼岸。通天橋——凈塵山——黃石公園——深山寺廟,作為生命和塵世相連之處,是小說敘事的另一空間。《福地》中,“榆樹的枝葉間竄出一只小鳥,是一只紅尾伯勞。他心里一動,眼睛亮了一下。他熟悉這種小巧俊俏的鳥,每到秋冬,深圳溫暖的濕地上就落滿了紅尾伯勞。不可避免地,就在這個瞬間,隔著茫茫山水,他又望見了百齡園里的呂端。”《無岸》中:“黃石,或許就是天堂和塵世的交接點。那里適合光著身子,自在散漫地行走,天水茫茫,天人合一。那里有為寒冬興奮得發抖的真正的狼群、有柔情似水的母熊,有城府深沉的鼠兔,有頭頂鮮綠、后背艷藍、脖頸一圈玫紅的星蜂鳥,用小小的身體同時駕馭著數種妖嬈絢爛的顏色,在陽光下泛起七彩寶石般的光澤。秋季,楓樹和三角葉楊浸透著油畫般濃烈飽和的色彩。當水獺從冰窟里拖出鱒魚時,一只白鶴正秀美地靜立在冰面上,而野牛群從松林深處緩緩走出,色彩、動靜、光影都呈現著自然意義上的完美。”“每次她途經教堂,都萌生了躲進去再也不出來的沖動。”他說:“我一直都在害怕。”她握緊他的手,說:“我也是。”他說:“我希望自己在精子階段就被淘汰,我希望游向卵子的那個不是我,我要是沒被生下來該有多好。”回到生命的自在狀態,是逃避,還是超然,抑或是兼而有之吧。
三、多維度的精神關懷
作家最重要的是對生活有所發現。蔡東不僅關注現實人生,而且深入人生背后,去探究成功者和失敗者內在的精神世界,同情體恤,理解撫慰,在生命倫理意義上,提供了超越存在主義的終極關懷。小說中不乏現實對理想的壓迫,城市對鄉村的覆蓋,物質主義對人性的扭曲,精神世界的錯位與離散,蔡東有生活呈現,也有文化思考,我們看得到她尋找出路的耐心和真誠。現實生活的折磨和缺失,最終都轉化為思想層面的探求。
生命解剖
那些被生活毀掉的女子,那些自我流放的男子,都曾經或者還在試圖尋找愛和依托。蔡東多寫失敗的人,灰色的生活,與現實社會有一定距離,有夢想,卻不能實現,又不甘心,掙扎得身心俱疲,往往是兩敗俱傷。《出入》本意就是聚焦人生狀態,出世還是入世,山腳下就是繁華人間,寺院里是青燈木魚。一出一入,哪個才是真正的自己,那個頭上有疤痕的男人,楊玫,林君,都在尋找自我,最終能否找回自我,還是迷失得更遠,答案在小說中不言自明。寺院里深夜壓抑的哭泣,會所中群魔亂舞的瘋癲狂歡,到底意味著什么,在什么樣的信仰里能找到自己,找回自己,這個世界充滿裂痕,各種傷害習以為常,蔡東仍舊捕捉到了那種來自世界深處的驚愕。《出入》結尾處,基督,玄真,菩薩,同時出現,充滿了魔幻意味,雜色的現實中,什么才是我們的信仰?這個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蒙太奇場景,足以承載任何巨大的迷惑。“燈光幽暗,音樂聲像片片羽毛飄蕩在空中,林軍側耳傾聽,是巴赫的《馬太受難曲》。一個海明威式美髯的外國老者站在高臺上,念念有詞。中國女翻譯穿著金絲絨滾邊的絲緞盤扣旗袍,聲音輕柔舒緩,是催眠的音調和節奏。”而楊玫則仿佛醍醐灌頂脫胎換骨,“人是會進化的,我把自尊心進化沒了!我跟每一個學員都混得很熟,好朋友,交了心的!”那些取悅、攀附、獻媚、鉆營,于生命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傷害。《無岸》中的“受辱訓練”,突顯了權力的威力,主人公自取其辱的游戲,構成了慘烈的反諷,人生還能有更可怕更可悲的現實嗎?這些寧愿犧牲自己生命尊嚴的女性,守護那些看起來無用的男人,其實是守護自己內心對生活理想之境的向往,沒有女人真正喜歡把自己變成武器與這個世界戰斗。小說寫出了物質時代的精神分裂,城市讓人備受摧殘和侮辱。購物天堂與精神病院一路之隔近在咫尺,這一筆真是有著雷霆萬鈞的好。
病象隱喻
生的不甘,死的無奈中,有著存在的最現實與最虛無。張亭軒表面上逃出了生活圍困,對自由和藝術人生充滿向往,卻無法讓自己的精神境界真正超越世俗局限。勞玉壓抑個性活得腳踏實地,看不出當年的浪漫和人生夢想。理性的外表下,一顆心卻隨時渴望出逃。倩女是個成功者。但是代價巨大,暴食癥徹底毀掉了她的人生。然而就像食欲一樣,她對這樣病態的生活欲罷不能。世界無限遼闊,而她無處可逃。這一代年輕人拼命掙扎著追求成功,故鄉留州,回頭可見,卻再也無法真正回去。舒墨是個失敗者。他不甘心回到故鄉小城,深圳,多少人的淘金夢,多少人的理想國,對于舒墨這樣失意的年輕人來說,無異于一場噩夢。這個典型的蟻族,甚至多一件襯衣都沒有。為什么活成這樣?真的沒有別的選擇了嗎?他自問,也問倩女。《無岸》是一個從現實中泅渡的故事,岸在哪里,沒有所謂的彼岸,無邊無際的壓迫感,生出活著的厭倦和恐懼,教堂,瑜伽,凈塵山,大自然,都只是現實人生的臨時避難所,逃跑終究沒有出路。
近三十年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階層斷裂,意識形態破裂及生存感覺撕裂。“這一夜病號不多,呼延飛卻覺得很難熬,那堵墻,分明橫在了他心里。墻是一個生硬的象征,也是一種提醒,一種放大,無論他面對與否,界限始終都在,從未消失。”這堵不斷加高,上面砌進了碎而尖的玻璃,豎起一排兇狠的鐵槍花的墻,那五個翻墻的年輕人,那個磨平碎玻璃的年輕人,那個穿越鐵欄桿的年輕人,對于社會生活,對于當下中國,對于社會秩序,到底意味著什么?因為一堵墻的存在,不僅影響到日常生活,而且影響到人的精神世界。呼延飛覺得自己記憶力衰退,生活習慣被改變。這個短篇小說,讓我想起索爾仁尼琴和帕斯捷爾那克,這么說,并沒有把蔡東與二者相提并論之意,不過是借彼言此而已。那堵墻,讓呼延飛感到虛弱,令他自我虛構的生活失去了繼續虛構的動力。墻像一只手,揭開了一片表面光滑的青石板,石板下面,原來爬滿了蟲子。那么,那些躺在高墻下面的老年婦女,她們在捍衛什么,那個身患絕癥的幕僚師爺,那個過著雙面人生隨大流的老劉,這一切都意味著什么?
李德南說,“在面對社會世界的時候,蔡東是一個批判現實主義者,然而,在面對人的時候,她終歸是一個有悲憫情懷的人文主義者。”這個判斷非常準確。蔡東文學品質純正,精神質地也厚樸,她對生活和生命存在有著難得的獨立思考。她寫人世種種磨難,下筆犀利,撕開生活表面的繁花似錦,恰如裂帛,那種令人心碎的疼痛和無奈,裹挾著些許的掙扎和反抗,真的是驚心動魄;而她的心里,終是有所依祜,生的慰藉與愛的底色,居于污泥濁水之上,那是生命的凈塵山。
作者簡介:張艷梅,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現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