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不管時代多么浮躁，總有人執著于自己的喜愛，幾十年如一日，洪流沖不走。朱燕玲就是這樣的人。1985年從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到心向往之的《花城》雜志，三十多年來，她像是一位守城人，默默地守護著《花城》，孜孜不倦地為別人做嫁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平凡而又令人動容。本文選自《亞太經濟時報》2018年3月1日第五版。

亞太經濟時報：您是南京人，讀書在南京，怎么想到來廣州進《花城》雜志的？

朱燕玲：《花城》雜志1979年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創刊，一出生就帶有非常強烈的開放色彩，一直延續至今。當時，《花城》與《收獲》、《當代》、《十月》并稱為雜志的“四大名旦”。《花城》雜志是“花旦”，與那三家雜志老成莊重的風格相比，它帶有一種青春氣息。雜志在創刊時，從欄目設置上就與北方雜志有很多不同。《花城》依托廣東與港澳距離近這一地利優勢，與很多港澳臺作家來往頻繁，開辦了一個港臺文學欄目，開始介紹國外現代派作家的寫作手法、觀念以及國際上的寫作流派，這在當時都是聞所未聞的。《花城》雜志一直以來都是非常朝氣蓬勃的。

我于1985年來到《花城》雜志。現在想來，應該屬于第一批毛遂自薦來的。我從南京大學畢業，本應被分配到江蘇省社科院，但我不太想做研究，而且非常向往廣東開放的氣息，希望能去廣東工作。我就寫了一封信給《花城》，大概一兩頁紙。后來我得知當時編輯部在辦公室大聲朗讀了我的信后，領導覺得我這個人還不錯。之后主編范漢生來南京看望作家喬雪竹，順便來見我，見面后他覺得我確實不錯，又到南京大學了解我的情況。南大老師也極力推薦我，說我寫東西挺好還會畫畫，于是他就決定要我。

亞太經濟時報：作為《花城》雜志第六代掌門人，您認為您和前五代有哪些不同？

朱燕玲：我是在80年代改革開放的語境和環境下長大的，之前在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就讀，1981年在南京大學上大學。南大是一所非常具有傳統思想的學校，比較有獨立的思想意識。所以我不好“兩口”，即口語化、口號式的東西，除了看中文學的藝術品質之外，還比較看中文學所承載的社會責任。或者這是我與田瑛主編的一些不同吧，他可能比較看中形式化的東西。

堅守三大法寶

關注現實 藝術第一

亞太經濟時報：《花城》走過了近40年的路程，在市場的沖擊、打磨和錘煉中，始終堅守著一個個文學的垛口。你們是怎么堅持的？堅持著什么？

朱燕玲：我們堅持兩條，一是現實，二是藝術。雜志的風格與各個主編的不同指導思想有很大關系，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特點，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對現實的關注。最早的李士非和范漢生時期，雜志是非常介入現實的。一直到80年代末，杜漸坤任隨筆主編后，也比較重視現實文學。那時報告文學是《花城》的主打欄目，作家趙瑜的《太行山斷裂》、李衛星的《中國體育界》等報告文學都獲了獎。

90年代初，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很多雜志紛紛改刊，以獲得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純文學開始走下神壇，《花城》卻始終比較淡定。很多人覺得奇怪，位于廣東這樣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周圍經濟信息應該特別多，為什么《花城》雜志反而無動于衷呢？甚至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沒有朝氣的表現。現在回過頭看，其實這是我們雜志的一種堅持，我們有自己的想法，文學就是文學。正因為我們處于經濟發達地區，這種經濟生活是一種常態，正如文學也是一種常態一樣，我們可以始終保持一種淡定的心態，堅持前輩們倡導的“藝術第一”，保證藝術品質。

先鋒文學 實驗寫作

亞太經濟時報：進入90年代，先鋒文學開始轉型，《花城》卻全神貫注關注先鋒文學。為什么？你們怎么理解先鋒的意義？

朱燕玲：1992年，田瑛對雜志做了一些調整，開始側重先鋒文學。有人說花城后知后覺，《收獲》早在80年代后期就已經推出先鋒文學，比如孫甘露、格非、余華等作家，而到90年代初這些作家都要開始轉型的時候，《花城》才來搞先鋒文學，我們因此被很多人戲稱為“后先鋒文學”。這時報告文學欄目已經停掉，田瑛的策略是《花城》只談文本，不談其他。

進入新世紀后，以前的先鋒文學作家大多已經回歸到現實主義了，先鋒幾乎沒有了市場，《花城》雜志卻還一直關注先鋒文學和實驗性寫作，這受到很多人的詬病。確實從雜志的來稿數量來講，先鋒文學作品已經大大減少，但我覺得文本探索以及對漢語寫作探索的精神永遠值得鼓勵。我們不能狹隘地理解先鋒，認為它只是形式上的一種東西，其實它更是一種藝術姿態，是一種更包容的心態，是一種更加深入的思考。先鋒文學不等于古怪，它是一種“創新性的寫作”，先鋒精神應該永遠不死。

我接手《花城》雜志后，還是提倡先鋒精神，也更關注文學界的最新動態，為讀者展示眾多名家的最新動態。比如2018年第一期我們刊登了莫言的兩篇最新短篇小說《詩人金希普》、《表弟寧賽葉》以及一組詩歌《雨中漫步的猛虎》。對雜志來說，我們只是為其提供一個展示作品的平臺，至于好壞，讀者自行評價。但從市場反響來說，還是不錯的。很多網站進行了轉載，網友也在下面紛紛留言，大多是肯定的，大家覺得莫言在努力做一種嘗試和改變，而不是局限在長篇小說寫作上。也有人覺得不好，猜測莫言回歸現實主義，是否和現階段的倡導有關。我認為對于莫言這樣一個大家，不會說市場倡導什么，他就去寫什么，他只是在試圖做一些改變。這種改變其實就是“先鋒精神”的一種體現，我們不要因循守舊，在思想深度或形式上都要有所突破，這也是我們所期望的。

刊登后還發生了一件比較有趣的事。有一位莫言的山東老鄉作者在豆瓣上寫了一篇小說《圍堵莫言》，講述了莫言過年回老家后粉絲去各個地方圍堵莫言的故事，他還把《花城》雜志及莫言最新作品的兩個主人公金希普、寧賽葉也寫入了小說中，寫得非常生動。我覺得這篇作品很接地氣，文學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我們強調文學的專業性，但專業的并不一定就要遠離人民大眾，它也可以與人民大眾結合得很好。

關注新人 發現新人

亞太經濟時報：在先鋒文學包括文本實驗上，《花城》雜志推出的最成功的作品或作家有哪些？

朱燕玲：比如北村、呂新、林白、陳染等一批先鋒或后先鋒作家。北村大概十幾年前在雜志發過一篇長篇，2016年又和呂新一起發表了長篇作品，反響都不錯。還有我們一直比較關注的殘雪，基本每年都會刊登她的作品，她在國外的影響力比較大，獲得了很多獎。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重大的舉措就是挖掘新人，將新的梯隊補充進來。有很多其他期刊不能發表的作品往往在我們這兒才得以發表，這也是《花城》包容性的一種重要體現。《花城》一方面支持文學形式上的探索，另一方面不唯名人是瞻，很多新人都是在這里被挖掘出來的。前些年《花城》推出一個不定期欄目“花城出發”，目的是為了培養新人，這不單單指年齡上的新人，還有些可能三四十歲一直堅持寫作卻在文學界沒有什么名氣的作家。雖然現在文學界有點浮躁，但中國之大，還是有很多安心寫作的人，比如呂新，平時連講話都有點結巴，卻一直不緊不慢地堅持寫作。我們就是要為這些安心寫作卻被忽略的人提供一個平臺，讓社會大眾知道這些純粹的作家。

2017年，我們把“花城出發”改成“花城關注”，邀請著名評論家、南京師范大學何平教授擔任主持人，成為一個定期欄目，并擴大版面，更體現了我們主動的姿態。第1期刊登了藏族導演萬瑪才旦的作品，他堅持寫作了好多年，但大眾對他不是很了解。我們雜志推出他的作品后，很多人就開始關注他，由他導演的根據他自己的短篇小說《塔洛》改編成的電影還獲得了金馬獎的提名，是一位非常不錯的作家。

還有一位作者陳倉，之前是一位詩人。2012年我們發表了他的《父親進城》，反響很大，很多讀者打電話來說看完后非常感動。他自己也受到很大的鼓舞，沒想到自己原來還有寫小說的才能。后來一發不可收拾，發表了進城系列。他寫的故事非常獨特，受到了熱烈的追捧。

現在很多雜志一提到新人就想到“小鮮肉”，都開了“90后”專欄，但我經過一兩年的思考，覺得如果要持續長期做一個“90后”專欄，我接觸的這些人可能還不足以支撐。并不是說這些年輕作者就一定要多么老成持重，80年代初格非也才20多歲，但他們一出來就給人一種朝氣蓬勃的感覺，反而現在年輕人一出來就老了。可能是由于傳統的文學雜志代表了主流，存在很多固化的東西，很多年輕人認為紙刊比較保守，由于互聯網的興起，他們將作品移到了自媒體。

詩意的花城

亞太經濟時報：《花城》作為一本以小說為主的雜志，詩歌也是非常有名的。作為詩歌欄目一直以來的把控者，請您談談對詩歌的理解，您是怎樣將詩歌欄目搞得有聲有色的？

朱燕玲：《花城》雜志屬于綜合性期刊，我們和專業性的詩歌期刊不同，和其他一些刊登詩歌的綜合性期刊也不同，這些期刊只是將詩歌充當一個補白的功能，而《花城》雜志長期以來堅持刊登長詩。我覺得要向讀者推薦一位詩人的話，一定要較全面，兩三首詩是不足以完整呈現一位詩人的，必須是一組詩或一篇長詩。所以《花城》雜志一直堅持給詩歌較大的版面，這成為一種傳統。此外，我們較其他期刊給詩人的稿費也是比較高的。

我本人在學生時代也寫詩，算是個校園詩人吧，當編輯以后覺得有才的人太多，就沒再寫了。但還是非常喜歡看詩歌，真正好的詩歌確實是非常高的文學形式，按照傳統觀點來講，詩歌和戲劇要高于小說，可以達到更高的境界。

中國作為一個有著詩歌傳統的國家，詩人這個群體一直非常活躍。而這些年以來，詩人的活動空間也不斷擴大，詩人名家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

亞太經濟時報：其他一些期刊編選詩歌的負責人可能換了又換，而《花城》雜志卻一直是由您主持的，那么您認為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紀的詩歌有哪些不同？詩歌的選取是不是也和不同時期堅持的不同理念有關？

朱燕玲：之前《飛天》雜志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欄目叫“大學生詩苑”，我們《花城》雜志也有一個類似的欄目，我最開始是編輯這個的，因此接觸了一大批現在詩壇上的“大牛”，如歐陽江河、駱一禾、李亞偉、王家新等，歐陽江河和李亞偉都獲得過“華語文學傳媒盛典”獎，《花城》雜志算是他們成長的平臺之一。海子那首被詩歌青年反復頌唱的名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也是在《花城》雜志首發的。進入90年代和新世紀后，西川、朵漁、陳東東、韓東、黃禮孩等一大批詩人都在花城上發表作品，可以說如今在中國詩壇上比較活躍的有名氣的詩人都在《花城》上發表過作品。

實際上，詩歌的選取和編者有很大關系，我個人不是特別喜歡完全抒情性的東西或者完全口水話、過于日常化的東西，我選取的詩歌可能會偏于精英化的。有人認為詩歌就是分行寫作，我不太贊同這種觀點，它和散文有很大的區別，還應堅持“以詩言志”。互聯網出現以后，口水化寫作太多了，《花城》雜志作為專業的文學雜志，代表一種專業態度和標準，我們一定要在眾多的作品中選出最好的。從我個人角度來講，如果沒有遇到好的作品我寧愿不發，我還是堅持刊登一些有內涵的東西，要“撿到貝殼，不撿玻璃”。

亞太經濟時報：您在選取詩歌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現一些比較優秀的女詩人？

朱燕玲：余秀華、海男等都是非常優秀的女詩人，今年下半年我們準備發海男大概60首詩歌，因為她就是那類不受世俗干擾安靜寫作的作者。她不光寫詩，還堅持寫小說，一直保持著充沛的創作力。還有榮榮，現任《文學港》雜志的主編，曾經獲得過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