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我想要的一天”，是打開蔡東藝術世界之門的一句咒語，推門而入，小徑幽深，小徑盡頭的每一個幽暗房間里，都燃著一息微弱的燭火。蔡東的寫作有扎實的生活細節，也有巨大的外延空間，內心生活的出世傾向與世俗世界的喧嘩躁動形成張力。本文通過對蔡東作品的細致閱讀，從城市、女性、不忍之心等角度張開論述，有效地辨析出當下青年寫作的另一幅畫相：在主流價值之外，為更高序列的價值開辟空間。

關鍵詞：蔡東 價值 城市文學

你不喜歡的每一天不是你的

你僅僅度過了它。

無論你過著什么樣的沒有喜悅的生活，

你都沒有生活。?

——佩索阿

沿著佩索阿的詩，我們走進女作家蔡東“想要的一天”，這一天并不神奇，沒有天崩地裂，也沒有海誓山盟，這是普通莫過的一天——“只要是自己的時間，她就能輕易地感受到寧靜和幸福。她能聞見柑皮的香氣，發現各種小物件的精致之處，漂亮的紐扣，皮革上均勻的走線，鞋子里布印著的含蓄隱秘的花朵，一個閑極無聊的人才有心境體味的種種細碎的美妙。”[ 蔡東：《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9 頁。] “蝸居”家中，享受閑暇，與自我為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個卑微的向往即可通向幸福，同時也可能讓光鮮的都市家庭秩序崩塌。蔡東以精微的洞察力察覺到消費社會與古老家族倫理的規訓與真切的幸福感相系相悖，在通往精神困局的入口處開鑿她的小說世界。蔡東的寫作逆流而向普羅米修斯“被縛”的困境。

一、城市讓我們歷盡滄桑

深圳是真正現代意義的城市。其他大城市都被各式各樣的傳統、前現代歷史和現實深深地糾纏，他們各自帶著沉重的腳鐐，很難跳出現代的輕盈之舞。而深圳是個沒有歷史負擔的城市，正有可能集現代精神之大成，闖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它在文化領域的一舉一動除了現實意義之外還有某種示范、預言意義。打工文學、底層文學這兩個命名都是從深圳孕育起來的。我并不贊成這種表層的命名，這都太權宜了。但我仍從打工、底層的字眼中看到社會的劇烈分化、斷層帶來的文學分化。這種階層之間的差距也許比空間距離嚴峻得多。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我們可能過截然不同的生活，高樓大廈阻擋了城中村的陽光，城市的灰暗、污垢、罪都被小心翼翼地藏在旮旯里，偶爾顯形則讓人心驚，城市的垃圾被小心翼翼地運到偏遠處，大家對此緘口沉默。無論城市包藏了多少惡，但城市給我們提供了歡樂、希望和意義及其想象，甚至還夾雜著道不明的自由感，所謂“大隱隱于市”。正是這種現代想象驅使我們離鄉背井，搭乘飛機、高鐵、巴士一切交通工具山長水遠地來到城市，然后蝸居，通過電話、電視、網絡等通訊工具與故鄉和遠方聯系。

斯賓格勒通過對歐洲歷史的考察發出論斷：“世界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農民是沒有歷史的”[ [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吳瓊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二卷第83-84頁。]，“如果說文化早期階段的特點便是城市從鄉村中誕生出來，晚期階段的特點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斗爭，那么，文明時段的特點是城市戰勝鄉村，由此而使自己擺脫土地的控制，但最后必然走向自身的毀滅。城市是無根的，對宇宙事物是無感覺的，它不可變更地把自己委身于石頭和理智主義……”[ [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吳瓊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二卷第95頁。]中國目前正處在城市戰勝鄉村的文明時段。

改革開放以來，文學濃縮為一個嘹亮的時代主題：進城！路遙的《人生》、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劉慶邦的《到城里去》、賈平凹的《高興》、李佩甫的《生命冊》、方方的《涂志強的個人悲傷》、東西的《篡改的命》等等，都在講述中國式進城故事：或悲壯或卑屈。城市已經像卡夫卡筆下的《城堡》不得其門。歷時三十多年的文學講述中，城鄉壁壘越發森嚴，城、鄉的二元對立的模式日趨堅固。不同的是八十年代我們站立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們仍可退居田園牧歌、青山綠水之中。今天的鄉村已經破敗凋敝，我們只能流浪，我們都成了“流放者”，我們都“在路上”，山河和人民都在改變。就是在這種困境中，蔡東直面時代的難題，直面城市的壓制和解放性的雙重力量，直面消費給人的自由其表和屈辱其里。在溫飽解決后的大城市，幸福指數卻沒有上升？蔡東從這代人的精神難題開始她不同凡響的書寫。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確定了資本積累的原罪，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晶，城市也連帶著這種原罪。馬克思認為價值存在于商品中凝結的人類勞動，而西美爾的《貨幣哲學》則認為價值存在于主、客體分離的距離之中，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使事物的價格與具體的勞動分離，人們傾向于量而不是質，傾向于事物的抽象以及勞動的非人格化，這就導致整個社會日益走向計算、理性和冷漠，城市尤甚。迄今為止，中國絕大部分的“進城”文學都是在講述城市的原罪及其帶來的悲劇。城市在文學中被簡化、單質化。城市壁立千仞、固若金湯，城市不近人情、牢不可破，城市是鄉村人的夢靨，是農民工賣血賣身也無法融入的地方。城市是鄉村人的噩夢。血淋淋的故事一樁樁、一件件，都在訴說城市的罪惡、幽暗、陰郁。然而，凝聚著現代價值的城市及其進步之光照耀著人類，叫人無法祛除其魅力。

正在這種“進城”文學的大背景下，蔡東也循例給自己留了一個故鄉——小城鎮留州，那里還有父老鄉親，還要回去，但以五天為期限。《往生》“從小城留州到大城深圳，女兒的心底也有惶然和驚懼，但女兒已然離不開深圳，女兒這一代的日子跟她們不同了，有些什么東西變了，總歸是變了。”這是借六十多歲的康蓮的視角打量留州和深圳。這個“變”吸引蔡東走近城市的心靈，接近城市的動力系統——消費，她直覺到消費對市民的規訓和宰制比其他一切外力都大得多。鄉村是生產性的，而大城市是消費性的，所以金錢前所未有地重要起來。

蔡東將敘事空間限制在冰山上方的家庭、個人內部，那些不和諧的因素被她一絲一點地刻畫出來。沒有天災人禍，日復一日的正常生活，每個人的內心依然浪潮翻滾。在那些一點也不酷烈也不悲壯的流水般妥帖的日子中，她發現了平靜生活表象下的驚濤駭浪，那些心靈的躁動、迷惘、掙扎。

二、城市現代女性的困境

二十世紀下半葉興起的批評理論都傾向割裂作家與文本之間的母子關系。事實上，經驗對每個寫作者都很重要。每位寫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自身的童年和成長經驗。張愛玲在《寫什么》中談到自己不會“無產階級的故事”，并提出“文人該是園里的一棵樹，天生在那里，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張愛玲：《寫什么》，《張愛玲文集》（第四卷），安慰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33頁。]。蔡東念完碩士就到深圳高校任職，她過的更多的是“紙上的生活”，因此她也依賴校園，象牙塔的生活就像一個中介，給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了一道淺淺的屏障。知識女性是蔡東最為熟悉的人物，她對大學女教師的身份認同也傳遞到小說中：“藏身學校則能躲避社會，較少跟成年人打交道，較能保有自尊。”（《無岸》）“藏”幾乎是一把進入蔡東敘述世界的鑰匙。你會發現，相對中心，她更喜歡邊緣：學校、圖書館、資料室、書協……來自邊緣空間的敘事卻曲徑通幽，抵達現代都市生活的內核。

如果我們有心將蔡東筆下的女性按年齡排成隊，我們就會發現她花了大量筆墨書寫城市的現代女性的處境。精神困局并不抽象，它由一個個細微具體的難題堆積而成，也由現代觀念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宰制而生。城市生活方式先天地與金錢有關并由此衍生出“惡之花”。雷蒙·威廉斯將城鄉兩種生活方式進行對比斷言：“現在鄉村的一般意象是一個有關過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有關一個未來的形象，這一點具有深遠的意義。如果我們將這些形象孤立來看，就會發現一個未被定義的現在。關于鄉村的觀點產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關于城市的觀點產生的拉力朝向進步、現代化和發展。‘現在’被體驗為一種張力，在此張力中，我們用鄉村和城市的對比來證實本能沖動之間的一種無法解釋的分裂和沖突，我們或許最好按照這種分裂和沖突的實際情況來面對它。”[雷蒙 威廉斯《鄉村和城市》，商務印書館，2013年，401頁。]在蔡東筆下，城市的鮮亮面紗會在某個特定的時刻被揭開，露出現實凹凸不平的表情。身處其中的人們必定要與具體的現實釀變而成的精神難題短兵相接，無處躲藏。

《無岸》的意旨是書寫大學女教師柳萍的人生難題，但關于女兒童小童兩筆三畫的勾勒何嘗不是這一代都市成長起來的孩子們的精神塑像。“起跑線”的無限提前已經使城市的孩子在孕育期已經開始社會化，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中，在作業和考卷中比拼出白發簇錦，“一種衰敗的灰白色，使得女兒的背影酷似老人……年輕的面龐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怪誕。”[蔡東：《無岸》，收入《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37 頁。]這種怪誕是具象的怪異，也是形而上的荒誕，他們的精神過早地衰弱，小小的年齡包裹著一顆蒼老頹敗的心。童小童已在短短的求學生涯歷經兇險，他們沒有真正的青春。柳萍的難題來自女兒的出國，看似金錢帶來的，實則牽涉到價值確認和身份認同。人生面具被揭開，與底牌對視，中年夫妻驀然驚懼。送孩子出國是中產階級的時尚，是高校教師對于現行教育體制的反抗，出國是一個引線，將小心捏藏的光鮮局面炸開，破絮暴露無遺。

柳萍和童家羽為了申請周轉房在家進行受虐訓練，卻發現在反復訓練之后“愛上了訓練……愛上了何主任”，這一筆就像閏土那一聲“老爺”，是奴性的延續；這也是釜底抽薪的一筆，清高的面紗薄如蟬翼，無法包裹人生的傷口。蔡東并不執意將敘述引到虐戀層面去，她點到為止，作家的不忍之心占據上風。這是蔡東與其他狠毒腹黑的作家們的不同之處。黑暗只是敘事提供的一道側光，偶爾與潛意識打個照面，心存此照，冷暖自知。在兩夫妻為女兒的巨額學費發愁的時候，他們互相攻擊、惡語相向，但最終卻在受虐訓練后互相憐惜，這種憐惜由對方抵達人類，由敘事人抵達讀者。

在鄉村，人就是一株從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植物，土地是母親，勞作讓人與自然由攫取關系變成了朋友。日復一日的生產性勞動會讓人忽略四季的輪換，忽略意義的追問，具體的勞作本身也生產出自足的意義。而城市生活，一切物都被價格牌標識參與到消費體系中。只有消費，永無止境的消費系統維系著城市的新陳代謝。在城市，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消費者。同時，也是消費對我們進行了有效的區分，消費者通過消費建立起身份想象和身份認同。是消費讓柳萍這類中產階級產生優渥、清高的幻覺，“在一座永不匱乏的夢幻之城里，她每個周末都外出購物，高興時買東西，不高興了還買東西。”購物中心的“視覺的璀璨煙花，最大程度地愉悅和滿足你，令你覺得無比尊榮，當然，它也總有辦法，最大程度地令你覺得無比低賤。站在康寧醫院望向購物中心，她想，活在這城市，本身就是享受，活在這城市，本身也是侮辱。她揮金如土，盡享榮華，又傷痕累累，以身伺虎，生祭了這座城。”（《無岸》）蔡東傳神地繪出了女性與消費文化之間的精神關聯，根據米卡·娜佳的分析：“百貨公司是十九世紀晚期消費文化的集中表現；它是視覺政體（vision regime）中視覺普遍存在的示例，也應該被讀解成制造類女性體驗同時也被女性體驗制造類的現代性的一個原型之地。”[米卡·娜佳：《現代性所拒不承認的：女性、城市和百貨公司》，羅鋼、王中忱主編《消費文化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81頁。]消費場所于現代城市女性具有療傷作用，購物讓女性參與公共空間的現代性體驗，并獲得愉悅和尊嚴。

消費是進入當代社會的鑰匙，“消費是個神話，也就是說它是當代社會關于自身的一種言說，是我們進行自我表達的方式。”[【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26頁。]消費區分人群，塑造城市，消費是城市精神再生產的重要環節，像做禮拜一樣讓我們充滿干勁迎接新的工作日。波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通過對購物中心的氣氛、符碼、誘惑等進行分析之后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消費的益處并不是作為工作或生產過程的結合來體驗的，而是作為奇跡。”[【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9頁。

] 購物表面上滿足的是消費者的需求，實則是滿足附著于物的價值、意義和身份想象。消費社會商品的生產重點在品牌，而品牌所涵括的內容要遠遠大于物品本身。過去我們常說“貨比三家”，今天我們“比”的心理是在選擇相信由哪家生產商提供的故事與意義。柳萍對品質生活與自我的想象都是由消費品建構的：白金項鏈、翡翠鐲子、西餐廳……消費填補了柳萍生活的罅隙，也暫時彌補了她心靈的暗區，可以閑適地躲在安寧的家宅中細細品咂城市生活的光與色，避開精神黑洞的吞噬。

鄉村的身體是自然的身體、勞動的身體，城市的身體是消費的身體、規訓的身體。美的標準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美是教育、堅信的產物，與社會價值體系緊密相聯。越開放的社會，身體的呈現度越高。審美也是一個無限接近時代精神的過程。《凈塵山》中，蔡東嘗試寫出城市高科技生活的流麗背后的幽暗地帶。張倩女就活在其中，她的困境來自她的肥胖，肥胖是消費社會欲望的象征，她的身體是工作和時代合謀的產物。從二十世紀初就開始的“賽先生”崇拜與日俱增，“我向來對‘電子’、‘信息’、‘工程’等字眼肅然起敬”，張倩女就是現代“白骨精”（白領、骨干、精英），她“信仰埋頭苦干和不請假，習慣了麻木忍耐，適應高強度的工作，以加班為核心價值觀。”現代不僅從內部修改了她的信念，而且篡改了她的身體，高強度、加班、垃圾食品、宵夜堆砌成厚厚的無法脫掉的脂肪鎧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肥胖不僅剝張倩女享受美食的權力、愛的權力，節食還剝奪了她的女性特征。張倩女的身體就是一張密不透風的網，使她無法動彈，她只能跟被貧窮失意壓抑得不能動彈的潘舒墨來往，恥辱感成為他們結合的情感基礎。潘舒墨身上有著父親張亭軒的影子，完全被排擠在主流價值系統之外。當母親勞玉看到女兒即將重演自己的悲劇之后，離開家庭去尋找心中的“凈塵山”，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人生尋找，像娜拉、也像戈多。

大都市有她看得見摸得著也感受得到的誘惑，也有看不見摸不著但感受明顯的規訓法則。那些虛幻交錯的光影讓人無條件臣服。“她剛站起來，就察覺到一股壓迫的力量形成合圍之勢，漸漸逼近她。十面埋伏。她瑟縮這重新坐下去。毫無疑問，她的敵人更加陰沉強大，那是一個裹挾著整整一代人的龐大而嚴密的系統，像一個深深的坑洞，讓她怎么爬都爬不出來。”（《凈塵山》，第117頁）小說在張倩女的困境中結束，“天地如此寬廣闊大，可她不知道，還能去哪里。”巨大的悲涼彌漫開來。蕭紅曾經在《呼蘭河傳》中感慨：“滿天星光，滿屋月亮，人生何如，為什么這么悲涼？[ 蕭紅：《呼蘭河傳》，《蕭紅全集》上，哈爾濱出版社，1998年，第139頁。]魯迅說《紅樓夢》“悲涼之霧，遍染華林”。悲涼是文學的血液，隨基因遺傳。不論時代，好的文學作品總能聽到悲涼的回聲。

《木蘭辭》中的兩位女性形成對比，茶行老板邵琴的優雅、端莊與李燕的潑辣、日常形成對照。小說著力描寫了幾次聚餐，通過吃蝦蟹和泡茶突出邵琴的舉止高雅，然而這些修養是時間、金錢和反復實踐習得的經驗，是忙于生產性勞動的人可望不可即的。“禮貌的價值在于它是有閑生活的確鑿證明。”[ [美]凡勃倫：《有閑階級論》，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41頁。]敘事省略了邵琴的奮斗，直陳其結果，依然能讓讀者聯想到有閑生活的代價，這正是陳江流、李燕等中產階級的夢想，也是城市生活允諾給人的幻象。《出入》中的女主角楊玫為融入社會必須付出的巨大努力，這種喪失尊嚴的努力是以違背女性的自性、貶低自我為代價的。

《往生》中的康蓮剛從困身的工作關系中解放出來，接著就要照顧癱瘓的公公，這是更具像的捆綁。殘廢老人散發著垂暮氣息的家有如囚籠，與廣場舞發出的熱辣喧鬧形成對比。女性“渴望的一天”始終沒有降臨，直到“往生”，依然是個熬字。

蔡東將筆對準城市的解放幻像和束縛真相，她緩緩描摹城市現代人的困局，無論哪個年齡、哪個階層，都會被生活之繭縛綁：學業、職業、金錢、家庭……這一切構成我們在城市具體而瑣細的日常生活。蔡東的作品并不止于呈現困境本身，在字里行間留下了飛離和逃逸的罅隙。

三、確立無意義在人生中的位置

蔡東的寫作是逆流的，是對主流價值的拓展，她力求在城市的繁華、喧鬧中確定雅、閑和靜等“無意義”在人生中的價值。蔡東的作品中，政治的維度一直是隱蔽的，假金錢的面貌出場，這與消費社會及深圳的現實呼應。市場經濟日深，權力更多地以消費的方式介入我們的生活，權力變形為金錢的壓力，工作帶來的壓抑感和喪失感也曲徑通幽地指向權力。辦公室成了罪魁禍首，“上一天班，啥事不干也累……機器人做才合適。”（《我想要的一天》，28頁）這道出了現代工作對人的剝奪，重復勞動、價值感的匱乏、被困在流水線或電腦前，這是現代人最常見的困境。至于權力的直接侵壓，在柳萍去求房管處長、張亭軒辭職、陳江流要被裁員等等歷史瞬間暴露無遺。但蔡東的書寫重點不是權力的二元對立和反抗，她的鏡頭始終對著靜海深流的人物內心。

那些我們心儀的清俊人物都渴望擺脫俗世的羈絆躲進自己的巢穴中，去諦聽生活的詩與真。大城市中躲進巢穴的沖動與傳統社會的隱逸沖動還是有了本質區別。凡勃倫認為：“一個教士的最高風度是有閑，超然物外，一切都看得很淡，對于塵世歡樂應當是一無沾染、六根清凈的。”[ [美]凡勃倫：《有閑階級論》，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95頁。]在中國除了佛家的出家之外，還有道家提供的隱逸、出世傳統，后世很多文人墨客因為對政治的失望而選擇獨善其身、深山禪修、著書立說之類。在傳統社會，士大夫階層、有恒產者的確能夠支持這種選擇。現代性啟動以來，社會以加速度發展，深圳這樣的超大城市拔地而起，并且迅速形成了不同功能的區域。大城市就像一臺瘋狂運轉的機器，將每個人吸附成一個螺絲，如果你不隨機器運轉就會掉隊、被排斥、淘汰，每個人都必須跟上機器的節奏高速旋轉，才能在都市艱難地維持現狀。人不同于機器，時時地意識到皮囊的沉重和自我的輕盈之間的無法協調。

康德曾說：“人有一種使自己社會化的偏好，因為他在這樣一種狀態中更多地感覺到自己是人。也就是說，感到自己的自然稟賦的發展。但是，他也有一種使自己個別化（孤立化）的強烈傾向，因為他在自身中也發現了非社會的屬性，亦即想僅僅按照自己的心意處置一切，并且因此到處遇到對抗，就像他從自身中得知，他在自己這方面喜歡對抗別人一樣。”[康德《論永久和平》，參見《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編譯，北京商務，1991年，第105頁。]“非社會的屬性”部分來自動物性的遺留，當代很多作家尤其男作家是在暴力和情欲方面做文章。蔡東卻由這種“個別化”、“非社會的屬性”的傾向衍生出價值空間、精神空間，在事功的主流價值之外開辟內在的自我空間，追求自在、自由的精神境界，承接“有情”的傳統。

蔡東沒有建構虛假的田園牧歌，她積極面對城市的心靈，尤其是深圳這樣的大城市給市民帶來的雙向力量：一方面大城市是歷史的方向，是現代、文明、先進的象征；另一方面，這些正面價值都建立在消費的基礎上，消費與生產的辯證促成了大都市的繁榮，都市將我們改造為消費者，通過消費提供平等的假象，亦通過消費讓你自慚形穢。“財產的抱有一旦成為博取榮譽的基礎，它也就成為滿足我們所稱為自尊心的必要手段。”[ [美]凡勃倫：《有閑階級論》，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27頁。]根據凡勃倫的考察，消費的原則是浪費性的，榮譽消費往往由更高一級的社會階層確立。波德里亞也發現我們的消費并不是自由的，而是由社會風尚尤其是價值體系所決定的，消費滿足的不是身體而是心理，因為我們的需求和欲望是隨時被規訓和被刺激的[ 參見波德里亞著，劉成富、全志剛譯：《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

大城市將人從熟人的藤蔓中解放出來。“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相較于家鄉留州，深圳正是這樣的城市，《我想要的一天》中心藏文學夢的春莉辭掉了故鄉的公職“出走”，到深圳投奔童年好友麥思，因為“她發現了家鄉表層平靜舒緩下的嚴厲、蠻橫、喧鬧，它肌理緊密，容不下出離的縫隙……”而深圳這樣的移民城市，有著“淡如白水的人際，遍布著疏松的空洞。多生態系統的共融，多聲部的錯雜，什么都見過的寬厚……”（216、217頁）這是蔡東在創作手記中談到的她對于留州和深圳的認識。她也不一廂情愿地美化都市，春莉的人生仍在找尋之中，麥思和丈夫高羽也各有自己的心事。麥思為了“想要的一天”從研究崗退到圖書館當資料員；高羽抽屜里的手槍和望遠鏡是對純真童年的保留，那是遠方的夢想和毀滅的激情。抽屜、柜子一類的形象總是與隱秘、內部和精神聯系在一起。“卡勒·伯努瓦賦予抽屜一股魔力。他說‘抽屜是人類精神的基礎’。”[ 參見[法]加斯東·巴什拉：《空間的詩學》，張逸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98頁。]米洛什說：“柜子，裝滿了回憶的無聲騷動。”[ 同上，第99頁。]高羽的小抽屜將我們帶回“消逝的童年”。小說在回憶的灰色遠景中落幕。

《我想要的一天》在《收獲》發表時曾名為《我們的塔希提》，“塔希提”被認為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人們無所事事地凝思發呆，諦聽天性的呼喚。“塔希提”指精神天堂：閑適、自在、清凈、安好。這是內向的尋找，直抵人生的源頭，那里住著一份純凈的盼望。蔡東的寫作有可靠的生活細節，也有巨大的外延空間，內心生活的出世傾向與現實世界的喧嘩躁動形成張力。麥思內心深處真正認同的，恰恰是“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僻靜”，[ 蔡東：《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6頁。]作家試圖撥開成功學的俗世幻象，為悠然自得這一更高序列的價值開辟空間。

像春莉一樣，《凈塵山》中的潘舒墨寧愿在深圳過兩件襯衣輪流穿洗的打工生活，也不愿意呆在留州。小城留州從鄉村脫胎而來，親人朋友熟稔到像樹與藤，彼此糾纏，“剪不斷，理還亂”。留州生活的單調劃一、流言蜚語對人的干擾以及人情世故的磨碾讓經過現代啟蒙的人們無法忍受，春莉、潘舒墨們跑到深圳，迎接城市的陽光和風暴，不同的疑難接踵而至。

流動被認為是現代性的本質特征。全球化的閘門一旦開啟，我們再也不能安于成為一株被鄉情糾纏的植物。你會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有一種沖動——逃離、隱逸，從既定秩序和價值觀中出走。從易卜生的《娜拉》到門羅的《逃離》都在持續地豐富這一主題。“被縛”是人類的基本困境，逃離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想往；兼濟難以實現，隱逸就會自動浮出。這是文藝必須直面的恒久的精神困境。難得的是蔡東并不將逃離和出世的傾向單單賦予知識人、文化人，也給予那些為家所困的粗糙女性，她們在醬醋油鹽中滾了半生，將日子過得瓷實笨重，將歲月涂抹得不留痕跡。敘述人一律不吝分享這種價值的光芒。“小說家必須用盡全部的才華方能使人感受到兩個內心的隱蔽之處的同一性。”[ [法]加斯東·巴什拉：《空間的詩學》，張逸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105頁。]在蔡東看來，每個人內心都有遠方，都在現實的陰郁中尋找一盞燈。

蔡東以自己的敏銳將城市文學往內部推進，她的敘事起點不是城鄉二元對立，而是城市如何從古老的鄉村精神中獲得某些滋養，在現代轉型中人如何切近自我，找到詩意的吻合內心的活法。《福地》通過深圳和留州兩場葬禮寫出了城市對現代人的掠奪，城市生活剝奪了我們與生俱來的熱情，也剝奪了我們對于人生來處和去處的恒久追問。當我們被連根拔起移植到大城市，我們不得不適應城市這種無所不在的壓迫感、屈辱感、無根感。波諾爾在《人類和空間》里認為，“現代的城市，越來越變成人工的、水泥的山丘地帶”，“人類居住空間的巢穴性格更加強化了。”[[日]五十嵐太郎：《關于現代建筑的16章：空間、時間以及世界》，劉峰、劉金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頁。.]大城市現代建筑的靈感常常來自鳥巢和貝殼。人既渴望到遠方去，也渴望用殼將自己包圍，“甚至在明亮的家宅里，幸福的意識也會要求和躲在庇護所中的動物作比較。安靜地生活在自己家宅里的畫家弗拉曼克寫道：‘在惡劣的天氣肆虐的時候，我在爐火前體會到的那種幸福完全是動物性的。洞里的老鼠、穴里的兔子、棚里的奶牛，都應該像我一樣幸福。”幸福就這樣把我們帶回了庇護所的原始狀態。從生理上獲得庇護感的存在抱緊自己、躲避著、蜷縮著、窩藏著，隱匿著。當我們在豐富的詞匯中尋找所有表達退隱活動的動詞，我們找到的是動物的運動形象，那是傳達到肌肉的收縮運動。……存在如何在一種生理的幸福中喜歡上‘退隱到自己的角落里。’”[ [法]加斯東·巴什拉：《空間的詩學》，張逸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115-116頁。]精神的寓所需要一個肉身的居所來包容，家與幸福相連。電視劇《蝸居》能夠引起那么大的轟動，就是這個標題揭示了時代的精神指向。楊慶祥在《80后，怎么辦》中首先就結合自身屈辱的租房經驗拋出了這代人的問題。房子成了這代人思考問題的起點。城市里的房子無異于農民的土地。土地曾經將人變成一株株莊稼，牢牢地植根于故鄉大地；現代性將我們放逐為沒有故鄉的人，只有房屋能給我們提供遮蔽的意象和流動的家園之思。價格高昂的房子本身成為夢想，成為機械化工作的庇護所，這也是城市生活的心靈景觀。

三、不忍之心與中和之美

蔡東小說不像湘菜川菜那么熱辣勁爆，也不像江南菜那么甜膩，她的小說就像粵菜，一切滋味來自食物本身，不厭不膩。取材大抵普通平常，敘述的質地和成色卻讓人眼前一亮，好像美玉散發著溫潤的光澤，又仿佛聽到溪水從耳旁淙淙流過，濺起白色的細小浪花。我記得孫犁說過，他不想在小說里邊寫殺人，他不愿意讓血流注在字里行間。即便是寫那么殘酷的抗日戰爭，他選擇寫《荷花淀》，寫那些像荷花一樣潔凈的事物，寫那些讓人至今動心的人情人性之美。美對孫犁是一種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美能拯救人類。布羅茨基在獲諾獎的演講中談到：“美學是倫理學之母”。“人首先是一種美學生物，其次才是倫理的生物。因此，藝術，其中包括文學，并非人類發展的副產品，而恰恰相反，人類才是藝術的副產品。”的確，我們認識世界、想象世界的方式受制于民族的潛意識，受制于文藝傳統。中和之美便是我國文化的古老信條。可惜，五四現代性的激進降臨開啟的是文藝的另一維，文革之后尤甚。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主流敘事是對憎恨的想象與敘述。憎恨的情緒流淌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長河中，從《狂人日記》開始，經過先鋒敘事的努力化成了《山上的小屋》、《現實一種》、《米》和《檀香刑》這樣一批挑戰我們閱讀經驗、給我們以充滿惶恐、暴力血腥和感官刺激的文本。這些文本帶來了深度體驗和另一種我們極力回避的真實，同時文學曾經長久給世道人心所帶來的溫情和安慰也失去了。

伴隨著血流成河的當代文學，我們面對一個真善美潰敗、個人欲望被極度張揚的時代，用漢學家顧彬的話說：“我們想要一切，而且是‘當下’就要”[ 顧彬：《20世紀中國文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60頁。]。當下中國問題和中國文學的問題可能有某種重疊性，市場經濟的閥門就像潘多拉的魔盒。在生活中，我們呼喚誠意、呼喚慢生活，在文學中亦然，我們渴望與中和之美重逢。在這樣的語境中，蔡東為我們帶來了清新的荷風，她的文字浸透溫情，敘事節制，有著不忍之心。

中國文學的大傳統是詩，“即使唐傳奇、宋話本、元雜劇以至明清小說興起之后，也沒有真正改變詩歌二千年的正宗地位。而在這詩的國度的詩的歷史上，絕大部分名篇都是抒情詩歌，敘事詩的比例和成就相形之下實在太小。這種異常強大的‘詩騷’傳統不能不影響其他文學形式的發展。任何一種文學形式，只要想擠入文學結構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鑒‘詩騷’的抒情特征，否則難以得到讀者的承認和贊賞。另外，在一個以詩文取士的國度里，小說家沒有不能詩善賦的，以此才情轉化為小說時，有意無意之間總會顯露其‘詩才’。”[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98頁。]關于詩，布魯姆在《讀詩的藝術》中開篇即道：“詩本質上是比喻性的語言，集中凝練故其形式兼具表現力和啟示性。比喻是對字面意義的一種偏離，而一首偉大的詩的形式自身就可以是一種修辭（轉移）或比喻。”[【美】哈羅德· 布魯姆等著《讀詩的藝術》，王敖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頁。]如果說長篇小說更多地借鑒戲劇的情節沖突，那么短篇小說則是吸允詩歌乳汁長大的少女，她靈動、滋潤、天真，因承續了詩歌的基因而亭亭玉立。

蔡東以雅逸的詩語雕刻了一批清俊的人物，他們的姓名都是細心挑揀的，有著超凡脫俗的精神指向：與主流價值疏離，渴望躲藏隱逸，懷著清淡的屈辱感，不斷地追問自我、追尋自由。蔡東像心疼孩子一樣心疼他們。她在后記中寫道：“我也欣賞那些孱弱失意的中年男人，比如《無岸》中的童家羽，《凈塵山》中的張亭軒，《木蘭辭》里的陳江流，我喜歡他們未蒙塵時的潔凈，我期盼他們別再勉強自己。”（212頁）堆在柳萍書桌上的那一列書單也流露出人物清潔古雅的趣味：李漁的《閑情偶寄》、袁枚的《隨園食單》、文震亨的《長物志》、王世襄的《錦灰堆》、張岱《自為墓志銘》。其他人物對昆曲、蘭草畫、清茶等等的選擇也都在無聲地對抗當下盛行的成功學、厚黑學。我們能夠接收到他們身上傳遞過來的欣賞、憐惜與深情，這些情愫流淌在字里行間。正如梅洛·龐蒂所說：“因為在作家那里，思想并不從外面主宰語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種新的習語，它自己形成，自己發明表達手段并且按照它特有的意義產生變化。”[梅洛龐蒂：《世界的散文》，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3頁。

]當我讀到“菜畦里是小白菜、笨茄子、胖辣椒……”（《福地》）的時候，一種植物性的宇宙情感令我震顫，“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種對生命的憐愛油然而生。

蔡東并不輕視日常生活，不排斥瑣屑的粗茶柴米，這構成小說結實的物質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為人物鑿壁借光，開辟靈性的空間，營造虛實錯落的景致。她也不忽視社會的快速發展，她在《出入》中寫道：“手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既是對馬克思經典定義的戲仿，又是對時代真相的指認。手機如此深地介入我們的生活，數字取代了具體的人，機器對人進行無情剝奪，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聯系，我們與世界之間隔著手機，隔著真相，隔著全身心的投入，隔著有情的傳統。

蔡東的小說旨高意遠，在敘述的分岔口衍生出枝蔓，可以將人物再往極端處境上推一把，但蔡東不忍落井下石。在人生的飛揚和安穩上，她更寄意于安穩。她愿意讓潘舒墨仍有兩件輪換的襯衣，讓張亭軒仍有個別信眾，讓陳江流依然有邵琴這樣的知音……出世、隱逸和逃離是每個人或強或弱都會感受到的內心召喚，蔡東為城市文學找到了可持續寫作的領域，并賦予這些文本以新的價值追求。

從1902年梁啟超《小說與群治》算起，中國“現代”小說已經走過百年滄桑。在這一個多世紀，小說走了很多路，東張西望，邊走邊學，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傳統。敘事的鐘擺總是在“寫什么”和“怎么寫”之間晃動。所有的作家都在尋求二者的平衡。蔡東的不忍之心與她對中和之美的追尋是一致的，她遵循過猶不及的律令。

在小說的正道上，有蔡東的沉思與吟唱。

申霞艷：1974年生，湖南衡陽人，文學博士，教授。長期致力于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及當代文學批評。在CSSCI刊發表論文四十多篇，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等轉載。《“梁莊”與中國想象》2014年11月獲得第九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文章類二等獎；《消費、記憶與敘事——新世紀文學研究》2013年1月獲得“第九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藝術類?文藝批評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