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戰略，以交流聚合力量，共筑中國夢。前不久，由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文聯主辦，深圳市作家協會組織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在深圳舉行。來自北京、上海、廣州、香港、澳門及深圳本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分別從粵港歷史、港澳經驗、深港個案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歷史與現狀、共性與個性進行論述，對文學意義上粵港澳大灣區共同體建構可能性展開探討，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及深圳文化發展建言獻策。今日，讀創·文藝范、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集中刊發潘耀明、吳志良、王曉明、陳思和、黃子平、許子東、陳曉明、謝有順、梅毅九位專家學者的發言摘要，以饗讀者。

陳思和：創新思維是粵港澳文化發展的前提

陳思和，復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主要著作有《陳思和文集》七卷

深圳-香港-澳門這樣一個區域的文學能做出什么獨特的貢獻？這是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討論的重點，也是他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一種可能性的期望。《創新思維是深港澳文化發展的前提》是陳思和的發言題目。

陳思和首先從文化上的中心與邊緣的關系展開分析。從深圳到香港到澳門的文化，與以北京為中心的主流的中華文化是有區別的。“我覺得如果把城市文學、華文文學放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架構來構思、建設它的文學理念特別有意思。”陳思和說，“如果我們是一個中國文學的地圖，參照系是以北方為中心向南移，深圳和香港都在南方邊陲；如果我們放在華文文學這樣一個世界文學地圖里看，最早是中國本土的文化，然后往南就有嶺南文化，有香港文化、澳門文化，再有臺灣地區的文化，往外有馬來西亞、新加坡一帶南洋的華僑文化，再往外就到歐洲、美國、加拿大這樣一些地方的華文文學。一個多層次的文化版圖就這樣形成了。如果我們把它放在一個地圖上看的話，恰恰這個大灣區是在中心。因為我們把中華文化往外輸出，輸出的一個口子恰恰是在這里。”

怎么把自己從邊緣轉向中心，陳思和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把世界華文文學作為文學發展的重點。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在廣東，粵港澳三個地方都能發揮它們不同的功能。深圳的文化里面應該有這一個功能，而建立大灣區文學，也是一個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

第二，城市文學新元素。深圳和香港都有著發展的特殊性，深圳是一個迅速發展起來的新型城市，香港也是從一個漁村發展起來的。它們都本來沒有太多的文化基礎，是靠資本直接輸入建設的都市，這就產生了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陳思和表示，所謂的文化傳統比較弱，但這是好事，也就是說，歷史文化包袱在這里相對比較輕。我們的傳統里承載了太多的苦難記憶，很多歷史上的災難、戰爭等都沒有給這些城市帶來深刻的負面影響。中國文學，尤其是現當代文學，喜歡講歷史感，會用“史詩”“沉重”“百年縮影”這些詞來形容。故其中有一個“承受之重”和“承受之輕”之間的辯證關系。從這樣一個歷史觀來看，我們對深圳文學、對香港文學、對澳門文學都可能會產生一種“跟莫言比總覺得差一點”的標準。

在陳思和看來，怎么看“承受之輕”的地區的文學，它的特征在哪里？這不是文學的現狀如何，而是對文學的理解、審美的標準如何？這就要求我們對文學的觀念需要改變。對于有些地區，它在大歷史敘事當中是屬于“承受之輕”的，就是新的元素來引導文學的發展，它顯然跟傳統的文學標準是不一樣的。新的城市經驗帶來了都市文學與傳統鄉村社會倫理不同的一面。陳思和說，尤其深圳這樣一個改革開放之后發展起來的城市，在歷史經驗上會非常單一、非常小。但是這個“小”會構成跟世界溝通的新的一個層面上的交流。雖然從文化歷史上講它是很輕，但是它有其他方面的優先條件。

陳思和強調，都市文學自身的一個審美特點就是它的碎片性。我們看到的都是一個片段，每個人呈現出來的都是碎片狀的、不完整的。這種情況下它的文學審美要從個體化，要從精神角度去發展，才可能產生出都市文學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新體系。重新建成一個新的都市文學體系，這就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去發展。

第三，常態與先鋒。陳思和表示，都市文學出現最多的就是常態文學。我們習慣把通俗文學跟先鋒文學分開，先鋒文學是為高端的精英服務的，通俗文學是為市民大眾服務的。可是在大都市的發展中就會出現通俗文學融合精英的元素，尤其是在高科技發展匯聚的深圳。像科幻本來就是個通俗文學，影視、電影、卡通以及現在新媒體當中許許多多的文藝形式，都應該在深圳這個地方、在香港這個地方得到優先一步地發展。在一個新的經濟的指導下，它完全有可能出現更新的用高科技手段來包裝來經營的一些文學，是針對市民大眾的，是市場的。

陳曉明：新文學素質醞釀的地方

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兼任中國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無邊的挑戰》《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德里達的底線》等

“大灣區文學的提出是很有創造力、有當代性的一個概念。”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教授的演講題目是《城市文學：自我與文化認同》。在他的理解中，大灣區文學，確實能夠和城市文學這個概念建立起一種關系。他認為，大灣區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一個地區，也是經濟最富有活力的地區，是改革開放的示范區，也是未來中國發展的引領區域。所以，可以在這個背景來理解它的文學的可能性，可以從它和未來城市發展相關的意義上來創建新型文學的設想，可以做一個非常富有前瞻性的闡釋。

在陳曉明看來，大灣區文學既是城市文學的一個重新提升，又是對城市文學的重新認識。如果說和城市文學建立起一種關系的話，大灣區文學的一個首要特點，在于它有一種傳統性，這是和過去的城市文學有點不太一樣的。“城市文學是一種精神。深圳這樣年輕的城市，它的城市精神還在逐步形成過程中。我們總是把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這些大都市作為城市文化的一個范本，討論中國的城市文化離它多遠。但中國的城市一定會有自己的精神，有它的文化，充滿了年輕的活力和生長的欲望。我們過去總是覺得中國的城市精神并不充足，認為它不過是放大的鄉村而已，這種看法是否需要反思？回過來看一看大灣區，特別是看一看深圳，我們理解的所謂城市精神，可能會顯得非常復雜。”

陳曉明認為，我們在理解深圳文學的時候，會看到對傳統的表述非常活躍，這一點也可以說是廣東文學的一個特點，當然我們往深處說它有嶺南文化的傳統。這種傳統性是大灣區文學非常重要的一個根基。恰恰是在這種傳統性和當代性的一個緊張的關系之中，大灣區文學有它的特點。比之西方的城市文學或現代主義文學，深圳或大灣區文學有深陷歷史與傳統困境中的一種表述。這一點是它本身的一個難題，同時也是它本身能夠產生出活力的一種資源。這種緊張關系構成了文學對當代生活反思的一種模式。

大灣區文學的第二個特點，是它的多元性和多樣化。粵港澳地區本身的文化是有一脈相承的基礎，同時也有不同的文化滋養。比如中國香港文化跟英國文化密切的關系；比如中國澳門文化也有葡萄牙文化的某種因素；廣東文化、嶺南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充分活躍的聯系。如此豐富多元的文化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互動。

第三，平民化與民族主義。陳曉明指出，大灣區文學，尤其是深圳的文學曾經出現過打工文學，這是它非常寶貴的一種素質。法國哲學家朗西埃認為，我們今天是一個感性分享的時代，用感性替代對世界本質化的認識。傳統意義上，我們追求的是對世界本質的領會，而今天我們用感性審美替代一種認識。所以這里恰恰做到了一種平等。剛上線的新電影，一個流水線的工人和一個作家同樣都能看到，它是一個非常平等的分享。更重要的是，在深圳的文學中體現出來的還是一種價值觀的問題，它對世界的一種疑問，它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民族的精神，這是非常可貴的。

第四，雜語喧嘩與新的感受力。內地文學有不同的區域不同的語言，大灣區的文學語言和語匯肯定是更加豐富而有新的元素。它既有粵語有客家語也有漢語有英語，所以這種語言的豐富性是帶有一種力量的。如何形成新的文學語言，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能夠體現出一種新的感受力。“文學批評專家耿占春曾說，當代詩特別是當代朦朧詩以后的詩歌，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語言的改變是最大的，這是當代詩歌重要貢獻之一。我覺得耿占春這個觀點是站得住腳的。這里我表示一種期待，就是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力的一種理解，它有這種可能性。”陳曉明表示，之前香港是作為現代主義的最早的交流地，那么今天大灣區文學是不是也能夠作為一種新的文學素質醞釀的地方？這都對我們提出了一種更高的期許。

王曉明：期待粵港澳大灣區出大器的新文化

王曉明，上海大學教授，香港嶺南大學特聘教授。近著和編作有《近視與遠望》《現代早期中國思想》《重新定位亞洲文化研究》《城市化的限度》和《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等

上海大學教授王曉明的發言題目是《歧路口的城市》，他從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的著作《城市的勝利》談起。這本“替城市化辯護的書”引起了他的思考，也引發了他的疑問：“為什么在我們這里被普遍看成是體現了社會進步、也被確定為基本國策的城市化，在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卻成了一件需要認真辯護的事情?”因此，王曉明重點闡述了城市化之所以招來這么多批評的原因，及其批評的重點在哪里。

王曉明表示，第一，按照城市研究的一般看法，從全球來看，現代的城市化，不只是把非城市變成城市，也同時是把世界各地原有的各種彼此差異很大的城市，統統變成西式的都市。因此，城市化是在用同一個模子，快速地改造人類在歷史中形成的千差萬別的生活空間。“今天大家看到的我們各地的大小城市的千篇一律，是有很深的社會原因的，也不是靠城市規劃、公共藝術之類的努力就能改變的。當然，也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些深刻的原因，世界各地質疑城市化的聲音才這么普遍、這么響亮。”

第二，都市的吸聚和包容力，似乎也出了大問題。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數地方，都市都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系統的中樞環節，在這種情況下，都市能不能繼續保持活力，或者說，它能不能繼續保持吸聚和包容的能力，就至關重要，因為這已經不只是關系到都市自己的興衰，而是同樣關系到整個社會的興衰了。

此外，城市中的民主、城市和鄉村的關系、城市空間的人造程度，都是關系到都市和都市化全局的非常迫切的大問題，需要整個社會認真應對。因此，在驚嘆都市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們還得明白，正是這個在全球持續了兩百多年的西式的都市化，將我們的城市推到了方向不明的歧路口。

王曉明認為，“面對都市和城市化給我們布下的這許多挑戰和危機，我們的理解和應對，常常是太狹隘、太短視，而這與城市文化有關。”王曉明曾用“小器化”來概括都市文化中的這個狹隘粗劣的部分。

“站在路口的都市接下來會怎么走？是選擇急功近利的方向，除了局部和眼前的物質利益，別的都不管？還是靜下心來，深切反思，幡然醒悟，環顧前后左右、過去未來，努力在綜合的長遠的視野里面，重新確定一座城市一個區域的進步方向，一步一步試著往前走？”王曉明認為，我們的都市會如何選擇，最終取決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是怎么樣的，而人會怎么樣，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他們在文化上是怎么樣的。因此，長江三角洲也好，粵港澳大灣區也好，有沒有良性的文化建設，是決定城市能不能在路口選定正確方向的關鍵。

“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的城市如何往前走，甚至這個大灣區如何往前走，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真正關系到天下的大事，因此，在這里將要起很大的決定作用的是文化。”王曉明表示，一百年前，嶺南是出真正大器的新文化的地方，康有為的《大同書》，就是顯例之一。而他則非常期待，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還能成為這樣的地方。

黃子平：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黃子平,香港浸會大學教授。著有《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文學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學》及《遠去的文學時代》等，參與編著《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漫說文化》叢書及《中國小說》年選等。

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經濟概念，對于確定一個地理位置然后延伸到中國文學里面劃出一塊叫做大灣區文學，讓香港浸會大學教授黃子平有點疑惑。但能夠跟別的地域文學有所區隔但又涵括大灣區的，讓黃子平以“其惟粵語文學乎？”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中的方言的可能性，故而他的演講題目是《粵語文學的現實與可能》。

黃子平說，回顧晚清時期非常成功的作品，其中就有吳語文學（《海上花列傳》《歇浦潮》等）。中間就基本消失了，直到21世紀上海作家金宇澄寫了《繁花》，吳語寫作重現。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延安時期有一個短暫的陜北方言的寫作，出現了如《兄妹開荒》這樣的作品。這種稍縱即逝的寫作，跟20世紀40年代末香港的方言文學運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黃子平表示，回頭來看粵語文學，其實也是在晚清的時候蔚然大觀，最重要的是這些粵方言文學由于跟香港這一個地點相關，沒有中斷過，不絕如縷。他介紹，1948年，有大批的文化人，主要是左翼文化人聚集在香港，出版了《大眾文藝叢刊》，這是一本在中國文學史上值得重視的刊物。其中有一期發起了“方言文學運動”。茅盾、鐘敬文都寫了理論文章談方言文學。不光有理論的，還有創作發表。叢刊里頭有粵語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的一些寫作，后來還結集成冊。但作者后來都承認這種嘗試性寫作是不太成功的，寫出來還是沒有那個味道。比較成功的反而是不太純粹的方言寫作，比如黃谷柳的《蝦球傳》。黃子平認為，所謂“純粹的方言小說”，一如胡適主張的“純粹的白話小說”都是一個神話，是一個不太可能實現的目標。

上世紀50年代，香港有一個叫三蘇（高雄）的怪才，寫作速度非常快。他在寫作中使用了一種叫“三及第”的文體，所謂三及第就是粵語和白話文和文言文三者的結合，非常有味道。像這樣的文體，學者給予很高的評價，但是有點后繼無人。現在出現了一個叫“新三及第”的，文言文的成分很少，但是加入了英文，在文學上還沒有人用這種文體寫出成功的例子。

進入21世紀，粵語文學的發展，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這里面有一些先決的條件，一是接受主體方面，一是文字媒介方面。第一就是多媒體擴展了粵語文學的讀者群。很多人不在廣州也不在港澳地區生活，但是可以聽懂廣東話，會跟著粵語歌曲唱。香港電影和電視連續劇的大規模普及，擴展了粵語的讀者群。其次，多年來香港的粵語寫作創造或發掘了許多“粵語字”，這些字甚至全數納入了Unicode，也就是說用電腦寫粵語已經很方便，無需另行造字。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家參加了一個“口述歷史運動”，黃子平認為在大灣區有必要迅速地展開類似活動。“這一代有歷史記憶的老人已經逐漸凋亡，不把老一代的口述歷史記錄下來非常可惜。把這些不識字的老人們的回憶移置書面，不用粵方言行嗎？”繼《烈女圖》后，香港作家黃碧云又寫了《烈佬傳》，在口述歷史基礎上大量使用了廣東方言。董啟章的“自然三部曲”的第二部《時間繁史·啞瓷之光》，里面有三分之一的章節全部是用粵語討論日常的哲理，這就是非常冒險的一個實驗。“前面幾位使用粵語寫作是因為讓敘述者發聲必須使用粵語，而董啟章的構思則跟前面幾位完全相反。”黃子平表示，這是所有方言文學的寫作者需要考慮的問題，即它的讀者接受面的問題。“我覺得只要你寫得好，不愁沒人讀。通常一提到方言寫作都會想到通俗文學方面，但我們注意到剛才說到的都是所謂‘嚴肅作家’，是香港文學里比較前衛的作家，這些作品已經是香港文學里非常‘高端’的部分。”

黃子平說，強調21世紀以來這些嘗試，是想要給作家提供一些參考。粵語文學存在著何種可能，這些可能能否成為現實，還要拭目以待。

謝有順：當“深圳”作為一個文學樣本

謝有順，中山大學教授，兼任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成為小說家》《文學及其所創造的》等著作。 （資料圖片）

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在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上演講的題目是《“深圳”作為一個文學樣本》。他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這么多人在深圳生活奮斗，但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所擁有的經驗實際上是很單一的。他們生活和工作的經驗高度雷同，三百個人可能只是在一個或兩個工廠，每天的生活非常相似。他們帶著自己成長的記憶來到這座城市，面對全新的生活，其記憶也是混亂甚至是被改寫的。他們正在成為另一個人。

“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人群，我們該如何來理解和書寫？這是新的敘事個案和敘事難題。如果沒有人去寫他們，他們真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在生活中那些細小的歡樂和憂愁，誰會注視？”謝有順認為，許多時候，文學寫的是真實，發出的是重大的聲音，但它還有另外的責任，就是要俯身傾聽那些被忽略的聲音，打撈那些沉默的聲音。“文學更多的是讓無聲者發聲，讓無力者前行，這是文學極重要的意義。”

謝有順說，現在很多年輕人寫的作品，想賣得好，多半都在寫都市經驗，但這種都市經驗又一定要寫那些奢華的生活，比如喝咖啡，穿名牌衣服，住高級酒店，游歷世界各地，等等。試想，如果大家都這樣寫，幾十年后讀者若要通過文學來了解今天的年輕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們就會以為，今天的年輕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住高級酒店。但事實上，有很多年輕人，從來沒住過高級酒店，他們只是在狹窄的工廠里、在流水線上艱難地生活著。當時尚、奢華被指證為當下年輕人生活的代表性符號時，它其實構成了對另外一種生活的殖民，因為另外一種生活是無聲的。

“這也就是深圳打工文學的意義。不少打工文學寫到了這些人群的生活，寫得可能很粗糙，藝術品質不高，但它至少在經驗的層面上告訴我們還有一些人是這樣生活的，他們渺小，有掙扎也有希望，他們同樣是真實地存在。這些人被書寫，表明生活有復雜的面相、各色的人群。它未必企及了新的藝術高度，但它拓展了文學書寫的邊界，其意義不可輕忽。”

“可是，何以我們又會覺得光有打工文學這類書寫，還不足以充分表達出深圳真實的面貌？”謝有順指出，不少作家在書寫所謂邊緣人群或者新移民人群的時候，更多還是把深圳當做一個社會空間，或者物理空間和技術空間來寫，沒有真正把它當成是藝術的空間、審美的空間、文學的空間。把一個城市的書寫當成藝術和審美空間的時候，會有哪些不一樣的特質？這讓謝有順想起海德格爾的一篇文章《藝術與空間》。“海德格爾說空間既是容納、安置，也是聚集和庇護，所以，空間本身的開拓是持續在發生的事，而新的空間的開創，總是具有‘敞開’和‘遮蔽’的雙重特征。它一方面是敞開，就是讓我們認識到了新的生活，新的經驗，新的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遮蔽，遮蔽了許多未曾辨識和命名的經驗。在‘敞開’和‘遮蔽’之間，可能才是真實的生活景象。”

在謝有順看來，海德格爾所說的“空間化”，如果指證為一個具體的城市，于不同的人，意義也是不同的，有人視為“回歸家園”，有人覺得“無家可歸”，而有人對它持“冷漠”的態度。“確實，有一些人把城市當做家園，到了深圳以后，高度認同深圳；有一些人在這里即使有工作、有房子，也依然有漂泊感；還有一些人，在這個城市既談不上有家園感，也談不上漂泊感，他只是處于一種‘冷漠’之中。我們如果能認識并書寫出深圳這個城市的多面性和復雜性，文學的空間就會有大的開創。”

謝有順強調，除了經驗意義上的深圳，我們還應認識一個精神的、想象意義上的深圳。海德格爾把這稱之為“神性”，他說“神性”頗為“躊躇”，但有無這個維度，直接關系到文學的高度和深度。而把深圳當做新的敘事對象時，既要寫深圳的日常性，也要寫深圳的“神性”。是那些無法歸類的夢想和迷思，使深圳變得神采飛揚。深圳不僅是一個物質的社會或技術的空間，它還是一個文學的空間——如果能寫出這個空間里人的復雜感受和精神難題，“深圳”作為一個文學敘事的樣本，必將在中國文學的版圖上留下更重要的印痕。

許子東：網絡文學已成為深圳文學未來無限的基礎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郁達夫新論》《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許子東講稿》（三卷）等

“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多元性。”在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看來，香港、澳門跟廣州的文化非常相似，但跟深圳很不一樣，因為廣州和港澳同是粵語文化，方言占主要，而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是一個全中國最混雜的、最中國化的城市。“提出大灣區文化或者大灣區文學，深圳在里面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深圳GDP發展快速，而且現在深圳從集中勞動力的形象轉到無人飛機、騰訊高科技、第二個硅谷等形象，備受矚目。

“深圳文化是整個大灣區文化重要的部分。深圳文化不只是嶺南文化，不只是廣東文化，不只是粵語文化，所以它跟粵語文化的互動沖撞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家族主義跟現代資本契約這種矛盾在深圳表現得是最突出的。當下的成就、挑戰與危機都可以在深圳文化中集中體現出來。”

許子東指出，強調深圳跟香港的不同，但它們之間卻有一個非常容易忽視的相同點，就是這兩個經濟發達地區的文化人口相對低。中國的大學生有一億多，但在深圳的大學生比例卻十分低，計劃到2020年才能達到25%。同樣，和臺北、上海比較，香港的大學生比例也是相對非常低的，這是香港跟深圳的共同點。很多耐人尋味的現象可以在里面得到解釋。

此次許子東以《論“架空”與“穿越”》為題，以暢銷熱播的《瑯琊榜》圖書及影視劇為樣本，從最熱門的作品與文化現象來探索文學生產機制及批判性。他指出，深圳最多的就是年輕人，他們是網絡文學的主要讀者。網絡文學是第三種架空歷史的方法，前面兩種分別是歷史演繹和故事新編。所謂，歷史演繹就是作者編故事告訴人們這是歷史，并不點出來。而穿越架空的特點是對歷史的架空就更徹底了，也并不介意用“瞎編”這樣一個詞。

許子東總結出穿越的規律是：第一，今穿古，很少古穿今。大部分都是今天的年輕人一下穿越到了古代。第二，穿越過去的大部分是年輕人，基本沒有年齡大的人穿越。第三，穿越到的時代全都是中國古代的一些亂世，改朝換代的時候。第四，穿越的基本主題是現在的年輕人運用生活常識解決了那個時候的家國難題。那么，穿越能夠滿足青年人什么精神心理需求呢？許子東列舉了幾條：一是重回起跑線，給弱者一個心理安慰；二是身份轉移、相貌轉移；三是給穿越過去的時代帶去了先進的觀念，比如那個時代糾結很多問題，家國問題、男女問題等，現代人穿越過去就幫忙解決了許多問題。

許子東強調，他舉這些例子是想再三說明，網絡文學已經成為深圳文學以及中國當代文學未來無限的基礎，是我們社會的矛盾的集合，是年輕人的中國夢。“有人說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文學生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對‘根本變化’打一個問號。我覺得雖然市場化非常明顯了，但是這個號稱市場化的網絡文學形態，與主流化的意識形態中間還是有一個既挑戰又合作的過程。”

梅毅：開啟深圳文化一個即將到來黃金時代

梅毅，作家，深交所高級研究員。出版有《赫爾辛基的逃亡》《失重歲月》《南方的日光機場》以及長篇歷史散文集《華麗血時代》《刀鋒上的文明》等

深圳作家梅毅的演講題目是《從“物質深圳”到“文化深圳”——大灣區帶來的歷史機遇》。他表示，深圳從一個邊陲小漁村發展成為全球視野中熠熠生輝的科技新城，有著中國的“西雅圖”之稱。實際上，如果從鋼筋水泥建筑物的物質角度看，深圳在城市規模上看上去要比西雅圖繁華得多。而且，騰訊、華為的科技含量和體量，在某種程度上不輸微軟和波音。如今，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更使得深圳有了更深遠的發展空間。

梅毅認為，由于深圳外來人口眾多，其文化本體具有鮮明的特性，也就是說有著獨特的文化多元化特性。同時，由于寫作者異地感，深圳文學中的無根意識與漂泊感就特別強烈。所有這些城市社會特征反映在文學方面，深圳文學的“異質性”就非常強烈。而這種“異質性”恰恰是深圳文學與眾不同的根源所在。

在梅毅看來，緊密跟隨時代的步伐，深圳文學確確實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深圳作為崛起的大都市，有著它獨特的敘事語境。而這種敘事語境為本地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源泉。特別是近年以來，白領文學、青春文學、校園文學、財經小說，甚至是手機小說，都使得深圳文學創作從形式看上去豐富多彩，緊跟潮流。但是，我們畢竟不能把這些時代的“多彩律動”音符當成深圳文學的宏大交響樂。深圳文學應該是具有嶄新的世界觀、人生價值觀的宏大參照體系。但迄今為止，深圳還是缺乏大作品和大作家，缺乏具有思想穿透力和歷史洞察力的“宏大敘事”傳世之作，缺乏具有震撼心靈和具有充滿人文氣息的時代巨著。

梅毅指出，在大灣區概念之中，深圳有著比較獨特的地理優勢，那就是這個城市具有獨特的多重敘事語境。為此，深圳作家就更需要高遠的情懷與抱負，避免狹隘地以深圳區域內表層物理現象作為筆下的文學標本，要努力突破寫作的地域局限，充分發揚探索的勇氣與信心。當然，這種探索，不是說深圳作家要玩弄玄虛，割裂現實，更不是故作高深，炫耀書本上得來的西方寫作技巧，如果那樣進行寫作，最終結果就是鉆進枯燥敘述的死胡同。

梅毅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成立后，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文學如果尋求大的突破，肯定要發揚哲學上的“揚棄”概念，也就是說，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有所為”方面，第一，要在精神層面上有所突破，這是一個在大灣區時代深圳文學能夠脫穎而出的關鍵節點；第二個“有所為”，就是發展文學的“南方寫作”概念。至于深圳文學和文化的“有所不為”，就是要拋棄“商戰文學”的偽概念。

“大灣區時代可以說千載難逢，肯定會為深圳文學增添新的活力。特別重要的是，這種大環境帶來的國際化潮流和新氣象，將為深圳作家提供更加空前的創作素材和人生經驗。所以說，大灣區時代，勢必開啟深圳文學一個即將到來的宏大敘事的黃金時代。”梅毅表示，如果深圳作家能夠把握住機遇，就此占據觀照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制高點，如果深圳作家繼承老一代深圳人積淀和探索的堅韌，深圳完全有可能產生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

必須注意的是，深圳新一代青年小說家應該是深圳文學最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以深圳為背景的作品，有不少內容通過個體人生的悲歡離合、愛情與欲望，展示了人性的光輝，顯現出獨特城市中那種卓爾不凡的精神和存在的力量，可以透過這些文學描述顯現出深奧獨特的哲學命題。對于這樣的文學創作隊伍，如果我們培育得當，形成生生不絕的創作群體，他們的崛起，肯定會提升深圳整體文學生態。

梅毅強調，粵港澳文學“大灣區”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一蹴而就。

潘耀明：大灣區文學峰會順應時代潮流

潘耀明，香港作家聯會會長、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執行會長。著有《大家風貌：細說當代文壇往事》《字游：大家訪談錄》《我的文化山水》《潘耀明說中國文化名人》等。 （資料圖片）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的演講題目是《大灣區一個國際文化窗口——香港》。“香港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說香港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通透的、明澈的。”潘耀明表示，香港在大灣區和世界華文文學中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社會形態，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而香港實際上起了紐帶的作用。

潘耀明認為，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橋梁的角色。“香港在兩岸之間實際上起了紐帶的作用。”他透露，上世紀80年代，臺灣作家柏楊曾委托他代組織“當代中國大陸文學系列”，包括賈平凹、莫言、王安憶、舒婷等12位內地作家的作品登陸寶島。這些稿件全部通過香港中轉。

在潘耀明看來，香港除了是兩岸文學交往的平臺和橋梁，也是西方與內地文學交流的平臺和橋梁，是一個國際的文化瞭望臺。改革開放后，內地不少作家外訪或海外作家和臺灣作家訪內地，因為當時沒有直航飛機，都要經過香港這個中轉站。香港還為海內外作家提供豐富的發表園地。

上世紀70年代，內地現實題材作品的百廢待興，傷痕文學異軍突起，蓬勃一時。但是對于整理古代、近代、現代的文學工作，卻少人問津，有見及此，利用內地的資源和香港的出版優勢，香港在這方面可以說起過主導作用。從1980年到1991年，潘耀明負責香港三聯書店編輯部。他在香港三聯書店參與策劃編輯共有十五套文庫，其中，1980年曾與廣州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沈從文文集》和《郁達夫文集》。還先后與內地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歷代詩人選》《歷代散文選》《現代中國作家叢書》《香港文叢》《臺灣文叢》《海外文叢》。2000年潘耀明主持策劃了一套《2000年文庫——當代中國文庫精讀》，出版王蒙、王安憶、史鐵生、池莉、余華、陳染、莫言、張煒、賈平凹、殘雪、劉震云、劉索拉、韓少功、蘇童等二十位海內外華文作家的作品。“不管怎樣，香港在上世紀40年代以迄，肩負著兩岸文學交流的橋梁，地位和重要性是沒有人可以取替。”

潘耀明介紹，香港也是華文文學的交匯之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不少藝術家、作家南來避居香港，如蕭紅、端木蕻良、駱賓基、戴望舒、許地山、徐吁、張愛玲等。在他看來，香港有著文化窗子的作用。

潘耀明表示，這次大灣區文學峰會的舉辦是適時的、順應時代潮流之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以經濟發端的。文化是軟實力，文學是文化的精靈。正如魯迅先生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

吳志良：拉近三地的距離，講好共同的故事

吳志良，澳門學者同盟主席、澳門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主席。著有《澳門政制》《東西交匯看澳門》《一個沒有悲情的城市》及《悅讀澳門》等。 （資料圖片）

澳門學者同盟主席吳志良的演講題目是《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意義》。他首先從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的原因等方面，對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可能性展開深入的闡述。在他看來，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粵港澳大灣區其實也有一個很強大的文化在里面。提出大灣區文學，有以下幾個可能：嶺南文化圈的存在；粵客潮三種語系；人相親、習相近；粵港澳同處改革開放前沿；一小時生活圈的形成。“粵港澳都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一直以來文化都是有‘敢為天下先’的傳統，而且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和一小時生活圈的形成，粵港澳成為一個便利的城市圈，這個圈里面有一個文學的共同體。要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我覺得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何看待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意義？吳志良認為，因為文化是講民族性、地域性的，所以我們可以通過文學建立一個新的紐帶。港澳文化發展的形態與內地相比有不一樣的經歷。此外，利用大灣區的建設，盡量拉近三地的距離，講好共同的故事。

中國將走向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新時代里，文學應該怎么走？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先進的地區，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新時代的探索者？是不是可以成為代表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先鋒隊？大灣區是有這個想法的。而中國文學能不能通過大灣區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些是我們考慮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構建的意義。”

在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路徑和行動方案上，吳志良提出了幾個想法：首先要建立“9+2作協聯系會議”。其次希望推動倡導一個大灣區文學的倡議書，清楚闡述大灣區文學的意義、目的、作用等，并圍繞這幾個問題做進一步討論。此外，還要推出一套文學雜志，如果有可能的話每年出一個文學專刊；還可以出一套大灣區文學叢書；開設大灣區文學論壇、大灣區文學獎和大灣區文學研究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