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能夠在中國發展壯大，存在著外在和內在的雙重因素。外在上看，是順應了世界范圍內大眾文化崛起的潮流；內在上看，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延安時期以來的無產階級文學精英化之后，文學受到官僚化的、壟斷性的生產機制的影響，活力不足。網絡文學崛起填補了大眾閱讀出現的巨大空白。網絡文學催生新的文化可能性在中國社會成為現實，而且隨著媒介革命的深化，網絡文學還將對中國和世界文化創新提供新的可能性。

網絡文學從網民自發的“小打小鬧”到對文學現場造成巨大沖擊，以至于改寫了文學史，這一過程充滿了戲劇性。當主流文壇最初面對一些“奇怪”的名字時——比如“我吃西紅柿”“天蠶土豆”“貓膩”等——或許從未想過這些看上去是在游戲玩耍的網友有一天會成為自己的“對手”：他們在新的閱讀群體中比大部分傳統作家擁有更響亮的名聲和更豐厚的收入，以及更高的關注度。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網絡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壯大？這是一個不斷被討論的話題。有學者認為，網絡文學是“數字化語境下的文學嬗變”的產物，“基于數字化技術衍生出來的影視藝術、網絡文學、電子游戲、創意廣告、手機文化等，是數字化常見的文化表達方式。”[1]也有的學者從“網絡信息的跨國流動成為家常便飯，世界各國的華人因此得以共享網絡文學資源”這個角度上，認為“……網絡華文文學的興起與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2]，但后一種“全球化”的觀點事實上仍將網絡文學的發生發展追溯到國際互聯網形成的數字化語境中。但是，在數字技術的發展所引起的媒介變革這一重要變化之外，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現狀具有催生新的文學形態的內在欲求，這是網絡文學發展的重要文學內因；同時，網絡文學也是中國文學適應全球文化潮流的產物。

從延安時代開始的無產階級主流文學，在遭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傷痕”和“反思”之后，經由“先鋒寫作”的洗禮，《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確立的“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們大眾的”文學立場不斷被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思潮和創作方法所沖擊，給“工農兵以及革命干部”看的文學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讀者，作家個人的自我救贖取代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所肩負的啟蒙大眾的任務，基本完成了統一為精英文學的過程。但是，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文學已有的體制保持下來，大部分傳統作家身在體制之內，報紙雜志、出版社等文學生產機制仍然被體制掌控，嚴肅文學（即“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呈現嚴重的圈子化現象；同時，嚴肅文學作品由于作家藝術手法的知識化和專業化傾向，使這些作品與大眾讀者的理解力形成隔膜，因此在這個“快餐式”閱讀時代成為僅供精英（圈子內部）欣賞的作品，大眾讀者已屈指可數。

分析嚴肅文學對大眾讀者的背離，這一現象是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的現實背景下產生的，顯得古怪詭異。這一方面反映出以知識和審美情趣為標準的社會階層分化，另一方面則反映出了傳統文學已經形成了“官僚管理體制的——壟斷的——集中化的——標準化邏輯”。顯然，文學若想突破僵局，必須在體制之外創造“個性化的——自由創造的——競爭的——自主的——創新的邏輯” [3]。

在網絡文學誕生前，上述“創新的邏輯”并非沒有，只是一直處在被壓制的位置。當體制內作家在圈子中自娛自樂時，為大陸普通大眾提供文學閱讀資源的，是港臺通俗小說，金庸、瓊瑤、梁羽生、席娟、梁鳳儀等正是此時與大陸讀者風云際會。但是，受制于社會意識形態導向和傳播方式的影響，港臺與大陸式微的通俗小說共同構成的大眾文學力量遠遠不能與體制內文學抗衡。受到古典通俗小說和傳統口頭說唱文學的熏陶，大眾對通俗文學有著深厚感情和強烈的閱讀需求，但上述資源顯然無法滿足如此廣大和復雜的閱讀市場。

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電子閱讀成為新興閱讀方式，并因為其迅捷性和低成本很快為讀者所喜愛，在這種情況下，內容成為關鍵。初期的網絡文學曾經有過短暫的將傳統文學作品電子化的時期[4]，但是大眾文學自有的規律很快就拋棄了那些不符合當代語境和體制化作品，迅速開始了新的創造，從傳播方式到表現內容都極為新穎的網絡小說應運而生，其中玄幻、穿越、修仙等幻想類作品表現最為突出。網絡小說恰恰體現了“創新的邏輯”： 體制外的“草根階層”創造，超越了傳統文學的生產體制，讀者對象定位為普羅大眾，為讀者提供娛樂消遣功能，工業和商業機制成為主要推動力等。“創新的邏輯”很快成為與傳統機制并置的新型的生產機制，這種并置是有其必然性的：“之所以稱‘新舊分制’而非‘新舊轉型’，是因為傳統機制對新機制的產生缺乏足夠的孕育，新舊之間更多的是斷裂而非反叛式繼承……”[5]傳統文學的生產機制和文學體制形成極為穩固的關系，傳統作家正是在舊的“體制本位”的角度上看待新機制下的網絡文學，所以將之視為離經叛道者。

突破體制化的傳統文學生產機制，迅速填補大眾文學閱讀資源的空白，是中國網絡文學誕生并獲得快速發展的重要內因和表征，網絡文學正是在這個角度上催生了新的文化。鮮活的語言、交互性的創作方式、欲望化和白日夢的敘事原則、讀者至上的創作目標使文學在大眾讀者面前顯現出全新態；同時，網絡文學成為互聯網的重要文化內容，不僅拓展了互聯網的技術應用邊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網絡的文化品質，互聯網在為網民提供社交、資訊和虛擬經濟等工具性服務之外，更成為大眾汲取精神營養的場域，改變和豐富了大眾應用互聯網的方式和目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網絡文學的文化意義甚至大于文學意義，猶如文學在現實社會中的功用，網絡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虛擬世界的文化品質。假如將網絡定義為一個與客觀現實世界相對應的“虛擬世界”，那么網絡文學在虛擬世界里的作用，約等于文學在客觀世界里的作用。

在全球化時代，數字化、信息化、多元化是當下最重要的文化背景。但在當下的語境中，“全球化”與“數字化”和“信息化”盡管側重點不同，但常常互為因果。網絡的普及使全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文化交流融合的速度和程度超越了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代，它所帶來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文化的同質化進一步加劇，并對多元化構成了挑戰。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不斷增加，并逐漸被世界同化，成為世界經濟、文化新的增長極。在這個背景下看中國網絡文學，它固然在中國創造了新的文化景觀，但這個景觀的誕生實際上也深受世界大眾文化崛起的潮流影響。

“20世紀的文化在結構上呈現三足鼎力狀：一是主流文化；二是精英文化或曰知識分子文化；三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的出現還改寫了傳統文化的定義，使文化不再僅僅具有意識形態的宣傳教化職能，還成為經濟領域的一支有生力量，發展為一門新興工業——文化工業，走上產業化、規模化和批量化發展的路子。”[6]這正是網絡文學誕生時的全球文化背景。進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經濟發展和思想解放，民間文化活力被激發，供年輕人娛樂消遣的舞廳、歌廳、錄像廳、臺球館等遍布大街小巷，改變了大眾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在此時，港臺通俗小說進入大陸，“男性愛金庸、女性讀瓊瑤”成了普遍現象，中國當代讀者對大眾文學的渴求已初見端倪。

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為何過去被視為末流、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大眾文化能夠橫掃世界，達到與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比肩的地步？這一問題的答案事實上也是中國網絡文學為何能夠在短短十來年內就能夠征服大眾讀者的內在原因。世界范圍內的現代意義上的大眾文化，既是對社會傳統的文化體制的超越，同時也形成了普泛的創造機理，并代表著某種普世性的文化愿景，而這些要借助于資本的手段。因此埃德加莫蘭對大眾文化做了這樣的定義：“大眾文化，也就是根據工業大批量制造的標準生產的，通過大規模傳播的技術散布開的、面向社會大眾的，也就是說社會內部結構上下各層次的個人組成的巨大群體（階級、家庭，等等）為對象的文化。”[7]而埃里克?馬塞則進一步將大眾文化的現代性解釋為市場占主導的不確定性：“大眾文化的現代性來自于這樣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一種共同的文化不是由社會文化體制產生，而是由市場的活力、不確定性和超越國家的變化性產生。”[8] 美國好萊塢大片是現代大眾文化的鮮活例子，它們通過技術開創了視聽領域新的文化形式，在內容生產上找準人類心理和精神的本能反應，并依靠龐大的資本網絡制作和發行，形成影響全世界各種人群的大眾文化產品。

我們由此分析中國網絡文學，除了上文論及的它的超體制性之外，在創作原理上，網絡文學并非針對人類后天養成的知識和經驗，而針對與人類身體有關的本能愿望，比如它所遵從的生命快感獎賞機制和美感誘導策略，追求讀者對作品主人公及其故事情境的代入感，以及普適性的審美取向和價值追求等[9]，所以網絡文學不僅中國大陸讀者和海外華人讀者喜愛，甚至中國網絡文學的外文翻譯網站也在海外興起。而在傳播方式上，它運用了收費閱讀機制，資本的杠桿作用至關重要。可以看出，在舊的文學體制中、在充滿陌生化的嚴肅文學敘事中、在傳統的傳播接受意義上，網絡文學都開創了新的文化模式。不僅在文本上如此，網絡文學的IP衍生價值更使其在信息時代為其他文化門類提供著內容支撐，諸如實體出版物、影視、動漫、游戲、有聲讀物等，網絡文學2015年就成為最大的IP源頭[10]，而IP出口也成為當下中國文化輸出的重要內容，網絡文學已被稱作與美國好萊塢電影、日本動漫、韓國電視劇并列的當下世界“四大文化奇觀”[11]，影響力將會越來越大，勢必會提振我們的文化自信。

創新是事物發展的永恒動力，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網絡文學長盛不衰，就在于它在中國社會歷史與現實的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文化，所以它充滿活力。當下的網絡文學累積起了巨量的作品，形成了自身的文體范型和敘事范式，在接下來的精品化和經典化過程中，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和媒介革命的深化，相信網絡文學還會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文化創新的可能性，讓我們拭目以待。

[1]歐陽友權：《比特世界的詩學——網絡文學論稿》，岳麓書社2009年10月版，第058頁。

[2]黃鳴奮：《網絡華文文學芻議》，收入《網絡文學評論100》，歐陽友權編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3月版，第55頁。

[3] [法]埃德加·莫蘭《時代精神》，陳一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022頁。

[4]歐陽友權：《中國網絡文學編年史》，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年10月版，該書1992年部分載明，ACT（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國留學生魏亞桂建立的中文互聯網新聞組）張貼的內容中有古典、現代文學名著，見第014-015頁；1995年部分載明，當年6月“新語絲”決定建立“新語絲電子文庫”，設有“中國經典”“電子書籍”等欄目，收入諸子百家、古典詩歌、現代文學和文史資料等，見第25頁。

[5]邵燕君：《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3—4頁。

[6]劉登閣：《全球文化風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頁。

[7]同注3,第4頁。

[8] [法]埃里克·馬塞：《〈時代精神〉的現實意義》，《時代精神》前言，見注3，第7頁。

[9]見王祥《網絡文學的基本原理》，收入《網絡文學評價體系虛實談》，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編，作家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10] 《2015年中國網絡文學IP價值研究報告》，http://www.chinaz.com/game/gdata/2015/1230/

490534.shtml

[11] https://m.sohu.com/n/477536356

［作者簡介］桫欏，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網絡文藝委員會委員，廣東作協特聘網絡文學評論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