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文學場中，網絡軍事小說是一重要的小說類型。與傳統文學場中的同類型小說相比，網絡軍事小說既有傳統該文類的遺傳性特征，又有該文類在網絡語境中的變異與創新。在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在十七年文學）發展史中，軍事題材小說發展迅猛，形成了特有的敘事模式，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敘事倫理中將國家意志作為至上的原則；以二元對立的藝術思維方式塑造人物、構造故事情節；在史詩性風格和理想主義的色彩中形成一種宏大敘事形式。這些特征構成了中國當代軍事小說的主要敘事模式，但也存在著局限性，諸如：題材的單一性，以抗戰題材和解放戰爭題材為主，缺乏豐富性和多樣性；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構成的喜劇色彩較濃，而批判性和悲劇性構成的審美風格則較弱；在嚴肅、崇高的宏大敘事背后，缺乏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由于諸多原因，這種敘事模式積習已久，很難改變。況且，當代和平環境對軍事小說的發展也構成了時代性的懸誤和瓦解。首先，和平年代的主流價值觀念對以沖突、斗爭為主要內容導向的軍事小說構成了瓦解，它深層次地制約著軍事小說敘事的繁榮和創新；其次，在傳統文學場中，當前的軍事文學創作多以影視劇形式存在于公共空間，而不像小說那樣更宜于私人空間閱讀。這種公共空間存在形式既決定了軍事題材小說創作很難突破意識形態的種種禁忌，同時也因過度迎合意識形態而導致了影視劇創作中“抗日神劇”頻現的怪現象。傳統軍事小說敘事模式的局限性和當代語境對軍事小說創作的整體性懸置，使軍事小說創作在傳統文學場中裹足不前，很難創新。然而在網絡文學場中，軍事小說卻取得了某些突破。若站在一種比較、反思和重建的文化立場來看，網絡軍事小說具有重要的文學生態性，突出體現在題材、主題意向和敘事倫理等三個方面。其中，網絡寫手紛舞妖姬的《彈痕》極具代表性。

一、題材描寫的去史詩化

與傳統軍事小說相比，網絡小說《彈痕》以特種兵題材為主。傳統軍事小說的題材類型主要包括抗戰題材和解放戰爭題材兩類，這兩類題材多在現實主義小說敘事規范之下，力求真實地再現戰爭的本真影像，并闡釋其歷史合理性。而當前的網絡軍事小說形成了以抗戰、特種兵和雇傭兵為主要題材類型的小說敘事，其中特種兵題材是一主要類型，且是網絡軍事小說與傳統軍事題材小說具有交叉性的題材類型。在傳統文學場中，特種兵題材電視劇往往體現為一個成長主題的敘事模式，寫主人公從一個自由的生命個體成長為一個公共屬性的生命形象。但這類特種兵題材的電視劇由于受意識形態的影響，意義的表達變得過于純粹而明澈。而《彈痕》這部網絡軍事小說，它在題材處理上則自由與雜蕪了許多，小說內容主要有幾個模塊構成：第五類特殊部隊的士兵趙海平因女兒被人輪奸而死，怒殺十七名民兵、妻子以及妻子的情夫，隊長戰俠歌將畏罪潛逃的趙海平帶回，并將趙海平隱姓埋名留在了第五特殊部隊；主人公戰俠歌頗具荒誕而叛逆的成長史；被開除后的戰俠歌重新進入第五特殊部隊，在訓練中先后奪得大地勛章、叢林勛章、山地勛章、雪原勛章和勇士勛章，用一年時間掌握了別人需六年時間才能掌握的軍事課程；戰俠歌消滅境內的東突分子；戰俠歌激戰車臣恐怖分子；戰俠歌帶隊參加國際“藍盾”特種兵大賽奪魁；戰俠歌只身帶回60年前凍死在雪峰上的先烈楊振邦的尸體；戰俠歌和雅潔兒國外蜜月旅行時消滅佛羅加西亞怒獅恐怖組織；徒弟萬立凱以戰俠歌翻版式的生命形態續寫了一個叛逆而與眾不同的軍旅生活。作品寫出了戰俠歌從一個叛逆性的“壞孩子”到超級特種兵的成長歷程。

《彈痕》題材的特點突出表現為戰斗場面描寫的去史詩化。敘事的史詩性往往是傳統軍事小說的審美特點。所謂史詩性，就是用恢弘壯闊的戰爭場面表現宏大的歷史進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并以此闡釋從戰爭走向和平的歷史合理性。傳統長篇軍事小說的史詩性追求與當時整個宏大的啟蒙文化語境密切相關。而在當代碎片化、平面化的消費文化語境中，《彈痕》的去史詩化主要體現為場面描寫的小型化、隱秘性和境外性三個方面。

戰爭場面的小型化指軍事行動往往由軍事小組或個人的形式去完成。如主人公只身帶回叛逃的趙海平、在雪山峰頂帶回60年前被凍死的英雄遺體、在佛羅伽西亞痛擊恐怖組織等。戰斗場景的小型化極大地解構了傳統軍事小說敘事的宏大性和史詩性，消解了傳統軍事小說主人公形象的公共屬性，使人物形象更突顯了自我生命意識和類似于西方軍事小說中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戰斗場面的隱秘性特點往往體現為軍事行動的非公開性，或是戰斗場景發生在森林、沙漠等偏僻之地。這種隱秘性，不同于傳統軍事小說戰斗場面的隱秘性。傳統軍事小說中的隱秘性往往與“諜戰”題材密切相關，兩軍對壘之間的灰色地帶和驚心動魄的斗智斗勇，都使這類作品極具感染力和陌生化審美效果。而在《彈痕》中，這種隱秘性主要指軍事行動發生在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沙漠或高原雪域地區。正因為人跡罕至，雙方的戰斗敘述往往表現得淋漓盡致。傳統“諜戰”類小說隱秘性的主要藝術功能是擴展小說的意義空間和挖掘人性的復雜性，而《彈痕》的隱秘性則主要強調戰斗場面對讀者的視覺刺激效果。森林、沙漠和雪域高原往往形成一種極致性戰斗環境，有學者認為這種極限情境能很好地將人物的性格“逼”出來，并認為極限情境“是一種具體化了的神話原型，起著把‘準英雄’從普通人提升為‘卡里斯馬’式的英雄的儀式功能作用，具有神話學和人類學上的象征意義。而這種敘事模式的設置在中國當代文學這兩類英雄敘事作品中普遍采用，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英雄歷劫乃成’的思想特質的文化和文學體現，是我國民族深層文化心理同構性的表層文化癥候”。[1]這種極限情境和主人公形象的英雄化塑造構成了一種相互生成的關系，強化著小說的英雄主義色彩。“隱秘性”的軍事題材具有重要的文學功能：在接受效果上，能極大地沖擊讀者的認識盲區并造成強烈的陌生化審美效果；在文學創作方面，這種陌生化題材領域因較少被文學習性所規訓故為文學的自由想象與表達提供了廣闊空間。從而，題材的隱秘性為網絡軍事小說敘事突破現有的文學規范和各種外在束縛提供了種種可能性。題材的境外性是指戰斗場景從本國疆土擴展到域外領土，《彈痕》的戰斗場景分別涉及車臣、佛羅加西亞等地。戰斗場景發生地的不同，其表意功能亦有所不同。傳統軍事小說的戰斗場面往往發生于境內，戰斗場景域內性特點往往具有如下文化功能:借此表達一種強烈的民族屈辱記憶和仇恨情緒，或表達“槍桿子里出政權”這一政治命題的合理性，抑或潛在地建構一種社會主義國家倫理。而網絡軍事小說戰斗場景的域外性特點則具有以下文化功能：既有對民族屈辱歷史的文化復仇感，也有民族自信心膨脹的強國心態，抑或僅僅是戰爭暴力美學敘述行為的自由越界。軍事行為的境外性特點使網絡軍事小說在敘述戰爭暴力行為時無所顧忌，有種信馬由韁的敘述快感。

總之，《彈痕》在題材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學生態性。場面描寫的小型化、隱秘性和境外性等特點使得網絡軍事小說表現出鮮明的去史詩化特點，突出了戰爭場面描寫的視覺化效果，在題材拓展和文學手法的創新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學生態性。

二、主題向度的民族國家形象建構

《彈痕》在主題向度的文學生態性主要體現為民族國家形象的文學性建構。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本質上是現代性想象的產物。所謂民族國家形象建構，是指在小說中對民族精神和國家形象的文化思考和建構。民族國家形象包含兩個意義維度，一是在縱向維度上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是一個文化學、人類學的概念；二是在橫向維度上它屬于一個時代的國家意志和意識形態，突出體現為社會主流價值導向，是一個政治學概念。這兩種價值取向的意義維度關系復雜，有交叉性，有差異性，甚至有對抗性。在《彈痕》中，這兩種意義維度的思考都有涉及。

縱向維度的民族國家形象建構突出表現為將弘揚傳統文化的目的性要求介入小說敘事。如作品中夏侯光河形象，他是出身于武學世家的超級武學天才，夏侯家族在神農架整整避世生活了82年，夏侯光河秉承家訓誓殺鬼子，卻不知道新中國早已成立，而夏侯光河加入特種兵的目的就是為了打鬼子。夏侯光河這一形象是作為傳統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介入敘事之中，他既體現了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也體現了作者企圖將傳統文化融進當代社會的努力。還有，戰俠歌設計的詭雷與大自然的韻律相吻合，讓敵人防不勝防，從中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可見，小說對傳統文化的書寫意在表達一種民族國家形象建構：這種傳統文化不僅構成了引以為豪的歷史文化內涵，而且對患有文化健忘癥的當代語境構成了一種召喚和救贖作用；它不僅是綿延不息的中華民族精神的生命符碼式體現，也是對當代文化人格缺陷的補充和建構。因而，在當下浮躁、快餐化和瞬時性的消費文化語境中，傳統文化介入小說敘事對于民族國家形象建構而言就有著非常重要的文化意義。

而橫向維度的民族國家形象建構主要體現在對國家意志和民族認同感的書寫上。這種橫向維度的國家形象建構主要表現在對當代社會的批判。如果說作者對縱向維度的民族精神給予肯定的話，而對橫向維度的國家形象更多是給予批判和反思。實際上，批判和反思也是一種文化建構立場，意在建構一種理想化的國家形象。而《彈痕》則體現出廣泛而深刻的批判性和反思性。

首先，小說表達了對當代世俗化語境的批判。網絡軍事小說產生于當代的世俗化語境之中，而現實的世俗化語境與文本的戰爭化語境存在根本的差異。現實的世俗化語境是體驗性的、溫軟的、意義曖昧的，是德勒茲和瓜塔里意義上的灰色的“散文時代”；而文本的戰爭化語境則是想象性的、堅硬的、意象明確的，具有史詩意味的儀式化特征。文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差異必然導致作者批判意識的產生，如作品寫道：

當戰俠歌回過頭時，他的臉上已經滿是苦澀的無奈，這種有著太多空想和不切實際的理論，初衷當然是好的，但是它也誤導了一代甚至是幾代中國人！使現在政府各個部門中，無法避免地充斥了一種自己是泱泱大國的上位思想，眼睛里只能看到自己曾經的勝利，卻不愿意去正視失敗，更不愿意深入地分析別人的成功與優勢所在。

“下一代！”在這個時候，戰俠歌的心里突然產生了一種不能抑制的恐慌，“我們的下一代是不會再走入這種歧途了，可是面對鋪天蓋地的電視劇、電腦游戲、動畫片、漫畫書砸過來的文化侵略，我們的下一代，又應該在什么地方，找到屬于中國人自己的驕傲支撐點呢？”（http://www.jsnovel.com/html/10/1736.htm）

這里的批判和反思是非常深刻的，既有對當代教育弊端的批判，又有對當下環境對主體不良影響的擔憂，還有對誤讀歷史的深切憂郁。將戰爭化語境和世俗化語境進行對比，使作者獲得了一個現代性的批判視野。當人們在世俗化社會之中為生存苦苦掙扎之際，《彈痕》所攜帶的陽剛、血性的戰爭文化氣息能夠穿透世俗社會和消費文化的漫天霧霾，使讀者在儀式化的戰爭場景中獲得一種莊嚴而崇高的民族主義情感的洗禮。從這里看，《彈痕》具有反現代性的文化意味。

其次，作者表達了對戰爭本身的批判與反思。在中國傳統軍事小說中，由于二元對立思維影響所致，戰爭本身（特別是我方所進行的軍事行動）具有不容質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缺乏像西方文學那樣對戰爭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因而，傳統軍事小說往往缺乏意義的深刻性與復雜性，多史詩性和喜劇性，而少悲劇性和荒誕性。這導致了中國傳統軍事小說批判性與反思性的普遍缺乏。然而，《彈痕》有著強烈的批判性與反思性。當戰俠歌和愛人雅潔兒在佛羅加西亞度蜜月時，遇到“怒獅”恐怖組織向政府軍進攻，在一次政府軍的防御戰中，為了建立自己的機槍陣地，政府軍一機槍排長下令打死己方的工兵排士兵，然后用士兵的尸體組成了一個機槍陣地，為整個營的兄弟贏得了八個小時的突圍時間，最終機槍排排長謝罪自殺。小說寫道：

伸手輕輕撫摸著工兵鍬那鋒利的鍬頭，火力支援連連長在這個時候，竟然笑了，他微笑道：“工兵排的兄弟們，我替你們報仇了！”

“啪！”

鋒利的單兵鍬，狠狠砍到了火力支援連的連長頭上，他反手這一擊用足了全身的力量，整個單兵鍬，有將近一半都砍進了他自己的腦袋里。這名火力支援連的連長，在倒下的時候，他的眼睛就像工兵排的那些兄弟一樣，睜得大大的。大概在他臨死的時候，都在想一個問題：“我究竟是一個英雄，還是一個……屠夫？！”

（http://www.my285.com/js/dh5/063.htm—http://www.my285.com/js/dh5/064.htm）

這里，火力支援連連長的行為和戰俠歌行為極為相似，奉行以小的代價換取更大的勝利，體現了一種實利主義的價值取向。戰俠歌在“英雄還是屠夫”的追問和彷徨中，體現了作者紛舞妖姬在人性與階級性、人類學立場與民族主義立場之間的矛盾心態。這里，作者對戰爭本身提出了批判與反思，無疑使《彈痕》獲得了意義的深刻性。正如尼采所言：“文化意義上的偉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2]這里，“反政治”可以理解為一種廣義的批判性，它使小說獲得了一種批判的硬度、意義的深度和藝術的自主性。

可見，《彈痕》中的民族國家形象建構體現了網絡軍事小說對傳統文學場的超越。在傳統文學場中，中國當代文學往往缺乏民族國家形象建構意識，因為當代文學（特別是都市文學）多站在普遍的人類學立場，書寫當代中國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存困境和生命形態。而《彈痕》重新站在了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場之上，表達一種民族國家形象的精神建構，這便是對當代盛行的文化人類學立場的文學創作的超越，使當代文學重新獲得了一種民族性、本土性和意識形態屬性，對于糾正當代文學創作中過度去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具有一定的文學意義。當然，以文學形式進行民族國家形象建構也存在著內在的悖論性。一是民族精神內涵和國家形象內涵之間本身存在著差異性，甚至矛盾性。在很多方面，屬于民族精神范疇的東西不一定屬于國家形象這一范疇，反之亦然。這兩者本身的差異性導致了在網絡軍事小說中建構民族國家形象的困難性。二是這一目標的整體性價值訴求和個體性的文學表達之間的悖論。民族國家形象建構是一種整體性、抽象化的價值訴求，往往具有固定性的價值內涵和外延。而網絡軍事小說敘事則是一種極具個體性的話語形式，敘事背后體現了作者生命意識的個體性和差異性。因而，這一價值訴求的整體性、抽象性和敘事背后生命意識的個體性、差異性之間必然存在著悖論。這種悖論使民族國家形象建構不再具有更多的現實指涉功能，而更多是一種文學想象。

三、對傳統軍事小說敘事倫理的動搖

在題材和主題意向的背后，實則體現了《彈痕》對傳統軍事小說敘事倫理的動搖。所謂敘事倫理，就是影響敘述行為的一系列價值取向，它決定著敘述動機、敘述行為走向和整體的敘事效果。在傳統軍事題材小說中，敘事倫理往往體現為國家意志為主導的價值取向，其文本地位往往體現為終極性和一元性。但在《彈痕》中，敘事倫理呈現出復雜性，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范疇內的國家意志和傳統文化中的兄弟情義（而在雇傭兵題材的網絡軍事小說中，除國家意志和兄弟情義之外，敘事倫理還包含主人公的生存意志）。敘事倫理價值內涵的復雜性深層次地決定了《彈痕》不同于傳統軍事小說的文學圖景。

首先，小說突出強調了作為國家意志的敘事倫理。作為國家意志的敘事倫理，在小說中被如此處理：國家利益雖高于一切，但主人公不再盲從，而是獲得了自省的主體性；雖將國家意志作為理想化的、終極意義的存在形式，但將它和世俗社會中的政治權力區分開來。例如小說中寫特種兵趙海平殺死犯罪分子畏罪潛逃并得到戰俠歌的諒解與保護，此處的“法律”便被作為傳統認識范疇中的國家意志受到了質疑和批判。這里，作者將國家意志和世俗權力（霸權）分開來。在戰俠歌看來，真正的國家意志具有理想化色彩和終極意義，甚至帶有倫理色彩和人道主義味道。而且，作者將具有爭議性和思辨性的力量融入這種敘事倫理之中。如小說寫戰俠歌和雅潔兒在國外蜜月旅行遇到恐怖分子劫持人質，為了救下所有人，戰俠歌犧牲了一個六歲小女孩和她的母親。這一事件，在傳統的軍事小說中幾乎是不存在的，因為“孩子”“女性”等弱勢群體往往被當作需要保護的“人民”對待，而概念“人民”又被置于一個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位置，主人公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人民”的利益。這里，傳統軍事小說的敘事倫理將“人民”高度抽象化了，“人民”成了一個沒有具體生命形態的空洞的能指符號，從而也就獲得了不容侵犯和不可褻瀆的神圣性。但在網絡寫手紛舞妖姬的敘事中，“小女孩”和“母親”這兩個形象不再具有意識形態的象征意義和隱喻功能，而是一個有道德缺陷的、真實的生命個體，當這兩個形象所代表的少數生命和絕大多數生命形式被放置在天平的兩端時，主人公戰俠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放棄前者而保護后者。于是，戰俠歌并沒有像傳統小說敘事倫理那樣采取自我犧牲的方式挽救危局，而是犧牲少數他者以力挽狂瀾。在傳統的軍事小說中，戰爭危局往往被設計成通過主人公自我犧牲的方式得以解決，從而形成了“獻身倫理”的敘事套路。其實這樣處理，也就把戰爭置于可控制的存在狀態，體現了一種廉價的樂觀主義和浪漫主義情懷。然而《彈痕》不同，主人公通過犧牲少數或他者而拯救多數的行為方式獲得了一種真實性，從而對傳統軍事小說的敘事倫理進行了質疑和挑戰。

而敘事倫理中的兄弟情義因素突出表現為戰俠歌和趙海平的關系之中。在《彈痕》中，寫主人公戰俠歌視殺人犯趙海平為兄弟，并通過整容和隱姓埋名的方式讓趙海平生存下來；當趙海平受傷失血昏迷后，戰俠歌割腕讓趙海平吸吮自己的血液……這些行為讓戰友視戰俠歌為生死兄弟。敘事倫理中的兄弟情義具有濃郁的傳統文化內涵，既有江湖文化的俠義觀，又有血親倫理的手足情義。兄弟情義在敘事倫理中的介入，使《彈痕》與許多古代文學中的故事類型構成了一種隱秘的互文關系。這種敘事倫理內涵不同于國家意志的敘事倫理：如果說敘事倫理中的國家意志內涵更多是外在植入型的、整體性的、抽象性的內涵要素，而兄弟情義則是內在自發型的、個體性的、生命性的內涵要素。它的存在使人物形象更具有人情味兒，也更豐滿真實。這種個體性的敘事倫理訴求，不僅使網絡軍事小說獲得了本土文化風貌，也使網絡軍事小說因獲得了審美變革的因素而呈現出不同于傳統小說的文學圖景。

《彈痕》之所以具有不同于傳統軍事小說的敘事倫理，主要由戰俠歌的叛逆行為所致。主人公戰俠歌具有極強的叛逆性，可以說其軍旅生涯始終與叛逆性相伴，如：因打傷學員被踢出第五特殊部隊進入特務連，在演習中不按常規出牌全殲二炮指揮部，偷飛SU-27教練機撞下敵人偵察機，在潛艇失事前用魚雷發射管將自己發射出海面成功救出研究資料，等等。性格的叛逆性使戰俠歌成為極具故事性和戲劇性的行動元，小說由他催生的矛盾沖突不僅發生在敵我之間，而且發生在主人公和軍規軍紀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之間，甚至和愛人之間。戰俠歌和軍規軍紀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是《彈痕》與其他同題材類型軍事小說的不同之處。其中，對趙海平事件的處理便是代表。更重要的是，戰俠歌的天馬行空、出奇制勝的戰斗智慧與謀略與他的叛逆性密切相關。當然，這種叛逆性也使得他更像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壞孩子”，在一步步走向成熟、被意識形態規訓的過程中充滿了喜劇性，使本該嚴肅、刻板甚至慘烈的戰爭場面變得有些輕松、活潑，甚至詼諧有趣。這種故事構造在其他網絡軍事小說中是不存在的。在傳統軍事小說中，當國家意志和個體意志發生矛盾時，個體意志往往無條件地服從國家意志，個人甚至以獻祭的方式表達對國家意志的忠誠。而戰俠歌行為的叛逆性使其以極端另類的方式挑戰了傳統軍事小說中敘事主體的唯一性，使敘事主體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一種自由性和獨立性。當然，由于傳統軍事小說革命故事敘事的強勢影響，《彈痕》中的敘事主體還不能完全從革命故事敘事中剝離開來，但在認同國家意志的前提下，有意強調個體的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是《彈痕》中敘事倫理方面最為重要的文學生態性表現。

總之，紛舞妖姬的網絡軍事小說《彈痕》與傳統軍事小說同中有異，既體現了網絡文學場與傳統文學場的關聯，又體現了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的超越與創新。敘事主體的民族主義文化立場使《彈痕》等網絡軍事小說重新獲得了一種民族性和意識形態屬性，這對于當代文學創作中普遍的人類學立場而言具有重要的補充和糾正作用，體現出一種可貴的文學救贖力量。因而，不論是對軍事題材領域的拓展、主題向度的民族國家形象建構，還是對傳統軍事小說敘事倫理的動搖，《彈痕》都具有重要的文學生態意義。

[1]趙啟鵬：《論中國當代文學兩類英雄敘事中的“極限情境”模式》，《東岳論叢》2006年第4期。

[2][德]尼采：《偶像的黃昏》，衛茂平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頁。

［作者簡介］李盛濤，濱州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