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我只在寫第一篇小說的時候，是懷著無限的享受與輕松的愉悅的，然后便是一次又一次的焦慮來襲，各種伏擊戰與攻堅戰的頻繁已經讓我忘記了最初寫作小說的動機，仿佛自己被一種莫名的力量放置在了這個殘酷的戰場上，而敵人卻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就像是魯迅先生所說的“無物之陣”，而我假如要存活下去，則必須堅持不懈地應戰下去，盡管失敗的結局早已注定。

假如說這場戰斗的敵人就是那種叫作“焦慮”的東西，那么從一開始就已經錯誤判斷了處境。正如我多年前認為的那樣，以為寫作就是為了平緩和安撫焦慮，但是我所得到的不是平靜，而是壓抑之后的焦慮的大爆發。這時我才突然醒悟了，焦慮只不過是一種幻象，就像是月光下的樹影，就像是風過時的波紋，而樹和風才是真正籠罩我和影響我的至關要素。

直到現在，我還不能確切地說清楚我周圍的樹和風，但我知道我必須說，只有說的這個過程才能給我帶來新的認識，而這正是小說家認識世界的方式——就是不斷地去說，把整個世界保持在一種可以攜帶的話語當中。

小說的難度，除卻眾所周知的那些：小說家的才華、語言以及生活經驗的磨礪與萃取、結構與形式的敏感，等等，還有更多難以描述的成分，有些成分甚至是非常神秘的，這也是藝術的誘人之處吧。我很想談的是，小說家對這個世界究竟怎么樣才能抵達富有成效的認識？這個問題是我在無物之陣中不斷斗爭才明晰起來的，隨著時間流逝，它簡直成了我的某種信條般的觀念了。

我這樣說有時自己都覺得好笑，因為小說難道和學術論文一般，是用來認識世界的么？但我年歲愈長，生活的繁雜就愈是撲面而來，紛紛擾擾，竟是身處鵝毛大雪當中似的不辨方向了，完全不像十年前那樣單純而富有理想的激情。這時我發現隨著小說的寫作，我反而能在這大雪紛飛的黃昏時刻，在世界上窺得一絲縫隙。

僅僅從話語形式的角度來看，小說很像是預言家的話，很像是社會學家的話，也很像是精神分析師的話。它太包容，無所不用，而后通過強大的想象力來建構現實從而理解著現實，或許說它是現實的一種模型也不為過，只不過這種模型不是圖紙般明晰的而是混沌不堪的，但我要感謝混沌，因為只有混沌才是可以經受住不斷闡述的。在不斷地建構與不斷地闡述之間，我得以理解生活，盡管是部分的，卻已經足夠我有一段時間來茍延殘喘了。

但茍延殘喘是不夠的。

小說家可以那么活著，但是小說不行，小說絕對是需要雄心壯志的，即使這種雄心壯志僅僅局限在了文本與藝術的上面。

如果小說要寫的是月光下的樹影、風過時的波紋，但它只寫到了樹和風，那么它就遠遠不能稱之為小說，至少不能稱之為好的小說。好的小說需要表現出月光的皎潔、大氣的運動、進而抵達了這些表象的深層：宇宙存在的本身。這樣說雖然是一種借助于比喻的說法，但絕不是夸張，好的小說的表現能力超乎人們的想象，它并不宣教，更不教條，它恰當的描繪而后整體的展現，并在這種展現背后暗示諸多連它自己都沒弄明白的思緒乃至思想。沒有其他一種形式的認識能比這種小說的認識更讓我傾心，更讓我有了獲得智慧的可能性。因為坦率說來，目前中國和世界的種種情勢我總是理解不了的，更遑論未來如何如何，我也并不認為這種理解不了是因為對歷史學所知甚少。我是學文化人類學出身，對各種社會科學理論也略知一二，但作為活著的血肉個體，對各種理論歸納下的現實卻是難以找到容身之所，而人活著，總是需要有一個精神的空間來安置自我的存在的。

說了這么多，我很怕造成一種誤解，仿佛在暗示我的小說有多么好，其實不妨坦率來說，我的小說肯定沒那么好，正是由于沒那么好才渴望著更好，是如此的渴望，是如此的強烈。《辭職》和《鐵皮小屋》的寫作就是我對困境的一種表達，寫出了它們，無物之陣中的深處傳來了奇怪的嘲笑聲，我在羞愧難當的同時，知道我有了一個新的敵人，那就是嘲笑，我必須迎著它繼續斗爭下去了，否則我很可能會被它折磨到手足無措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