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時感到，一個年過而立的人，在這個時代還要把寫作放置在生命價值的核心位置上，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寫作的歡樂已經(jīng)淡薄，焦慮卻在驟增。茫然四顧，仿佛自己是被一種神秘的力量驟然間拋在了這個殘酷的戰(zhàn)場上。是的，殘酷。因為敵人看不見摸不著，如同魯迅先生筆下的“無物之陣”。

在“無物之陣”中談論自己的創(chuàng)作，我深感艱難，因為在回望之際是一片紛繁的森林。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上大學時對小說的大量閱讀，那幾乎到了恐怖的程度。讀詩是非常節(jié)省時間的，目光短暫地停留在幾行字上，心靈便做出了體驗。讀小說就不是了，小說是時間的藝術，它蘊含的一切元素都得在時間中緩慢展開，你無法像讀理論、散文那樣跳讀，你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從頭讀到尾，才能領略到它的妙處。因此，讀小說曾經(jīng)占據(jù)了我最大份額的閱讀時間。在圖書館讀、在教室讀、在樓梯口讀、在宿舍讀、在火車上讀，讀得多了，就不僅沉迷在小說的世界里，還能對文本的藝術性做出準確地判斷。但是，因為人生經(jīng)驗的局限，我遲遲沒有動筆寫小說。

我寫小說始于畢業(yè)后的那段漂泊歲月。我住的是條件不咋樣的筒子樓，難免會遇見惡鄰。這種事情看似簡單，但它已經(jīng)把象牙塔之外的魚龍混雜傾瀉到了你的頭上。面對這些的時候，人一定很虛弱。因此，我相信惡的力量。我寫下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非法入住》，半年后，在我忘記這件事情的時候，編輯給我打來電話：“那小說寫得不錯，我們打算發(fā)。”我當時還在睡覺，迷糊中覺得親愛的上帝你終于想起我了。

從《非法入住》開始，我接連寫下了《合法生活》《無法無天》兩個中篇小說，戲稱為“法三部曲”。隨著寫作的深入，我逐漸意識到，惡是需要作家用精神力量去穿透的東西，而不是深陷其中、甚至迷戀其中的東西。寫惡比寫善更有深度，其實是一個誤區(qū)。因為對善的抵達是需要惡的難度的，沒有這種難度的善是單薄的、廉價的，所以那種深度并非來自惡本身的價值，而依然在于善的發(fā)現(xiàn)。一個作家寫作的時候，心中要永遠懷著悲憫之情。這是寫作的基本道德和根本立場。

有了這樣的想法，即使寫作不會取得太大的成就，卻也不會誤入歧途了。接下來，我寫出了長篇小說《獲救者》以及中短篇小說《內(nèi)臉》《第二人》《沒有指紋的人》《倒立生活》等，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認可和喜愛。如果寫作只是為了能發(fā)表、能出版，而不能有所創(chuàng)造，不能對自己的生命經(jīng)驗進行升華，我會覺得痛苦。因為在這個時代，將寫作作為謀生手段不但風險重重，而且非常低效。我們寫作，應該為了創(chuàng)造。但創(chuàng)造是最艱難的。詩人策蘭說：“藝術就是要進入你深層的困境，讓你徹底自由。”我在很多個場合都援引過這句話，我現(xiàn)在再次引用，為的是警醒自己。困境，是我們的現(xiàn)實和處境；自由，不但是藝術的目標，更是生命的終極追求。永遠不能忘記這兩點。

但，問題緊接著又來了：該如何深入？又如何自由？在我看來，這觸及到了小說的核心技藝。小說的力量在于真實，而真實的路徑卻是虛構。虛構并不是謊言，虛構是條件的設定、睿智的發(fā)現(xiàn)，虛構是經(jīng)由想象力對世界的重構：一些原本隱匿在角落的事物走向了前臺，并且顛覆了我們以往對世界的認識。這是寫小說最難的地方。就像我寫作經(jīng)年，依然感到虛構的難度如同科學家殫精竭慮試圖用公式證明自然的規(guī)律。那種無所憑依的苦惱是每一個有抱負的小說家都能體會到的。我們?yōu)榱颂摌嫷恼鎸崳谧约旱纳?jīng)驗中努力尋找著一個穩(wěn)妥的支點；我們不惜把自己變形，甚至變成一只不會說話的甲蟲。但無論如何變化，我們所要做的其實不是要讓筆下的人物遠離我們，而是想以另外一種方式、另外一條道路，讓我們的人物更加切近我們的內(nèi)心與存在。只有那樣，我們的寫作才會緩解孤獨，得到滋潤和慰藉。我想，這就是我們超越困境，經(jīng)由寫作獲得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