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姓名（要有也是隨意的符號而已），沒有來歷，面目也是模糊不清的，但他的存在卻是無可置疑的，就像是一種盲人化的存在，世界的形體在黑暗中以質量的方式呈示出來，全身的神經末梢都感覺到了那種壓迫，那種壓迫看不見卻沉甸甸的。在這樣的處境中，他是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為了現代小說的真正主角。對，現代小說的主角都行動在一片黑暗當中，他自然可以看見藍天、白云和一株綠色的榕樹，但他的世界是霧靄遮蔽的毫無能見度的空間，他所謂的“看見”應該只是內心深處的由意念凝結而成的道具。

進入他的世界是艱難的，因此這種進入常常會伴隨著開拓者的沮喪、疲憊與喜悅，但等到他的行動告一段落，他的身影重新在黑暗中消隱的時候，一些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出現了，究竟是誰在進入他的世界？是我還是你？如果真的是我們的話，為什么當我們靜下心來的時候，他的世界正在構成我們的現實？那么到底是我們進入他的世界還是他進入我們的世界，甚或，我們和他都從未走出過同一個世界？

當這些疑慮像哈欠一樣，不可遏制地冒出來的時候，便是小說家大顯身手的時刻。在小說家的世界觀里，真實與虛構注定不是涇渭分明的，真實的未必就是好的，而虛構的未必就是不存在的，即便不能認可那種極端性的看法：生活模仿藝術，那么起碼應該承認，生活的深度取決于這個時代的敘述能力。有什么樣的敘述，就有什么樣的生活認知，繼而這樣的生活認知決定了生活的方式與內容。所以，誰還敢說敘述僅僅只是一種文字上的務虛呢？小說作為最綜合的一種敘述體裁，不但將各種文化敘述整合起來，而且還可以將無法分類的垃圾敘述、小敘述、反敘述統統捕捉進來，鑄造成一張敘述的大網，成為生活最為鮮明的立體鏡像。

他其實從來都不曾離去，他只是踟躕獨行，面色憂郁，比我們更加敏感和敏銳，他是這張敘述大網上的旅行者，他必須克服遭遇到的一個又一個的障礙，那便是敘述之網上的網結。在錯綜復雜的扭結點上，他的努力、他與世界的戰斗，將決定著敘述的命運。不過，悲觀地講，也許潰敗只能是唯一的結局。從卡夫卡開始，潰敗已經成為現代小說的注定結局，小說家的努力只能體現在潰敗的程度上，以及潰敗的方式與最終的救贖上。神奇的是，潰敗的發生并不是源自敵人的強大，而是敵人的隱蔽與不可知，就像卡夫卡的城堡，世界的荒涼本身就構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它吸引著你的挑戰，然后卻并不與你過招，只是與你虛與委蛇，你沒有見過對手的樣子，更無法概括對手的性質，最終，挫敗的發生完全體現在心理的崩裂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最為欣賞魯迅先生提出的語匯：無物之陣，這四個簡練的漢字所傳達出的絕望與反絕望意識沒有其他任何漢語語匯可以代替，甚至可以說，沒有這種意識的小說并不能理解我們時代的處境。

生存、饑餓、愛恨、自由、反抗、欲望、斗爭這些人類生活中的普遍母題，自然也是小說的基本母題，但是別的文本也同樣涉及到這些方面，那么小說的獨特立場究竟在哪里？在我看來，問題的回答倒是簡單的，難道不正是在“無物之陣”的提煉與塑造當中嗎？難道不是只有從無物之陣出發，小說才能得出對這個世界與眾不同的認知嗎？在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我只得把無物之陣當做小說的世界觀。加繆筆下的西西弗不斷推石頭上山，然后石頭滾落，第二天接著向山上推去，在世界的荒謬中，西西弗的日子盡管是一種懲罰，但是，不可否認，它同時也是一種英雄的斗爭行為，至少，他還有活可干。但是在無物之陣中，再強悍的英雄舉起了標槍，卻發現根本沒有投擲的目標，他該干些什么呢？難道他只得一直擺出投擲的姿勢嗎？這就是無物之陣的可怕之處，無盡的虛空與徹骨的孤獨吞噬著一切，這個時候，就連苦役也變成了一種幸福。也許，本雅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小說的誕生地是離群索居的個人……寫一部小說就是把人的存在表現出來的不協調推到極端。”這里的“離群索居”只是一種形象化的說法，是一種精神與思想的狀態，而不是生活方式，因為，人在人群中才更加孤獨。我固執地認為，個人的相對面并不是社會，而是無物之陣，無物之陣造就了真正的無依無靠的個人。

的確，這聽起來非常殘酷，但是，小說家必須要像但丁經歷下到地獄一般，去經歷自己的無物之陣。只有經過了其中的無盡煎熬與絕望撕咬，才能重新看清這個世界的虛妄。他會發現，所有的概念，都只不過是權宜之計。真正的理解之道，便是要透過形形色色的概念去直面混沌。人的存在并不能被命名，人的存在只是體現在動態的處境之中，而好的小說，就是要捕捉到動態的處境，為那樣高貴與丑惡的一瞬間樹碑立傳，只因為在那樣的瞬間，我們理解了自身。

僅僅這樣就足夠了嗎？還不夠，小說這兩個字總給人“小”的感覺，但是小說并不小，小只是細節上的踏實與精確，在細節的連綿編織中，小不再是小，而變成了大，大氣磅礴，微言大義，這就是小說的雄心壯志。在經歷無物之陣的同時，小說亦是在探索人類內心的豐富，那么人的內心最深處究竟有著什么呢？我想說，是靈魂。靈魂的存在對小說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是小說的第一假設。就像現代物理學認為的，宇宙起源于一場大爆炸當中。如果有人問那么大爆炸之前呢？那是神學家的事情了。對于現代的小說家而言，他所要面對的，就是靈魂爆炸以來的文學世界。靈魂被現代世界的技術與瘋狂所撕裂之后，它的碎片已經成為藝術最低限度的依托，不僅如此，對靈魂完整的渴望將會構成每一個現代人的欲望困境。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靈魂的邊界你是找不出來的，就是你走盡了每一條大路也找不出；靈魂的根源是那么深。”我想，如果這個世上真有以尋找靈魂的邊界為職業更為志業的人話，那么這個人非小說家莫屬了。在歷史的長河中，曾經是古典哲學家對此情有獨鐘，但是現代以來的哲學以放逐靈魂解構靈魂作為學科的基本訓練，那么只有小說家還不肯放棄這個古典的詩意的目標，甚至，比以往的時代更為迫切地去接近這個目標。因為，小說家不堪忍受一個由稻草人構成的世界。

小說家和他的人物在詞語的世界里逼近了靈魂的邊界，他或許運用了一些小技巧，使得有個巧妙的盒子能夠裝得下更多的東西。他不像詩人，以語言為最高旨歸，他只是樂意用語言建造一切，包括自己的面具，然后抹去最真實的自己，在一種話語的聲音里紀錄了自己娓娓道來的語調，他是戴著文化面具的說書人，卻因為面具的存在超越了說書人。因為，世界在敘述中顯現，并非小說家的刻意控制，越優秀的小說家，越是能讓世界的真實涌現在筆下的虛構當中，真與假，實與虛，同萬事萬物一樣，也是相互轉化，相互催生的。明白了這一點，就會知道小說家并不是自認為比別人高明的哲人，他反而可能是最為普通的一種人，也就是低于生活的那種人，他渴望獲得一個最低點，讓生活的浪流能夠傾瀉在他的身上，繼而呈現在文字的旅行中。在這場尋找靈魂邊界的旅程中，即使一無所獲，徒勞無功，但也看到了命運的投影，就像是一只飛鳥掠過時，我們循著陰影的移動而抬頭望天，那道優美的弧線令我們心碎。

那么，現在我們又可以發問了，面目模糊的他，究竟是小說家在文本中的探索者，還就是靈魂的體現者呢？我不由想起了電影《阿凡達》。人類為了殖民新的星球，他們將人類的DNA和Na’vi人的DNA結合在了一起，制造了克隆Na’vi人，這個克隆Na’vi人可以讓人類的意識進駐其中，成為人類在這個星球上自由活動的“替身”。當然，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操控這個克隆Na’vi人，只有他的母體，也就是與其身上人類DNA一致的人才有這樣的能力。這個關系聽起來很復雜，仔細想來卻是很有趣味與深意的，那么能用來隱喻小說家和“面目模糊的他”之間的關系嗎？他是擁有小說家DNA的替身嗎？他代替小說家在文本的星球上探索并受苦受難嗎？好像有時候是，有時候又不是，他似乎不僅擁有小說家的DNA，而且還會將自己那部分獨特的DNA“傳染”到小說家身上。他們相互控制，相互擁有，相互滲入，在他們之間的關系中，最終的結果是，他們都不再是自身，而變成了更為復雜的存在，向人生、時代與世界完全敞開的存在，在風雨襲來之際，他們忠實地保留了那些通常被忽略的細小秘密。聆聽那樣的秘密，也許需要一生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