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萊齊奧的小說《流浪的星星》是這樣開篇的：“只要聽見水聲，她就知道冬日已盡。”我翻開此書，瞬間就被這句話給打動了。這是當代小說中久違的詩意，它要求著一種緩慢、安靜和耐心的諦聽，當我們應和了它的召喚，我們便會迅速無礙地進入到主人公艾蓮娜的內在生命空間中。隨著閱讀的深入，這種限定越來越明顯，像是玻璃杯對水的限定，我們感受著艾蓮娜的感受，直到各種感受的細節飽和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時，我們就徹底變成了艾蓮娜。因此，故事變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經歷，和我們自身生活一樣的經歷。

人的經歷就是一種現實的蕪雜狀態，沒有懸念，沒有巧合，甚至沒有預感。小說細致地呈現著猶太女孩艾蓮娜的成長經歷，它的開篇沉浸在她對大自然的熱愛、她對音樂的沉醉、她對友誼的渴望以及她對異性的萌動之中。盡管這一切發生在一九四三年，她的村莊被意大利人所占據，可她對戰爭與暴力沒有太多的認識和恐懼，直到意大利人敗退，德國人來了，她和全村人逃亡到山里，才有了切實的戰爭體驗。最不幸的是，她的父親在給難民帶路時，死在了納粹的機槍掃射下。弱小的她感到絕望與無助，只得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個名叫耶路撒冷的地方，她和母親都堅信，只要到了那里她們就會徹底告別苦難、得到救贖。終于，戰爭結束了，可以去耶路撒冷了，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名叫萘瑪的巴勒斯坦女孩，盡管這次相遇僅僅是驚鴻一瞥似的一瞬，但她再也無法忘記萘瑪，因為萘瑪讓她明白苦難遠未結束，正是她要開始的新生活導致了無數萘瑪的流亡。她的新生活并不幸福，她的朋友被恐怖分子謀殺了，她的未婚夫死在了中東戰場上，她遠赴他鄉，在加拿大一住多年。結尾，她的母親重病在身，回到法國，死在了故鄉。她根據母親的遺囑，將其骨灰撒進了故國的大海中……

敘述節奏緩慢，艾蓮娜飄忽不定的思緒與外界風景的精細刻畫融為一體，字里行間有種油畫似的靜態美。坦率說，習慣了快節奏敘述的我多少有點不適應，那種閱讀的投入讓我甚至有了一種懷舊的新鮮，想起曾閱讀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文學作品，尤其想起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在那種經典式的寫作中，作者棄絕了討巧與炫技，將自己全部的情感與經驗都轉化成人物綿密的生命細節，這種轉化，簡直稱得上是兩種生命形式之間的流動。在《流浪的星星》中，勒克萊齊奧就實踐著這樣的轉化，而且，經過長期現代主義文學實踐的他把這種轉化變得更加純粹。他大多數時間用第三人稱來敘述，有時，他會用第一人稱，來補充更多的視點與細節。不過神奇的地方是，由于生命細節的繁多，第三人稱與第一人稱的敘述竟然有了一種“反轉”的感受。也就是說，在第三人稱描述的部分，我們的觀感卻是第一視角的；而在第一人稱的部分，我們反倒覺得是一種外在的視角，就仿佛一個人突然看見了電視里的自己。這種布萊希特的“離間效果”，讓閱讀有了獨特的戲劇性體驗。在《萘瑪》那一章，作者幾乎把所有的聲音都給了萘瑪，讓萘瑪講述著在難民營所遭遇到的巨大苦難，在本章結尾，敘述變成第三人稱，作者的聲音告訴我們萘瑪和她的男友薩迪逃出了難民營，向南而去，不知何處是盡頭。萘瑪是沒有未來的，所以她的故事也只是片段，從苦難到苦難，戛然而止，成為艾蓮娜故事中的一個旁逸斜出的片段，像是艾蓮娜懷著無限負疚的一段想象。

勒克萊齊奧的生活置身于各種文明之間，這一點和上幾屆諾獎作家沃爾科特、奈保爾、庫切等很相似，不過勒克萊齊奧的獨特之處在于他的文化軌跡是從中心到邊緣的叛逃，那些在權力格局中劣勢的區域文化成為他取之不竭的寫作資源，比如《烏拉尼亞》之于墨西哥文化，《金魚》之于非洲大陸文化。這一點恰恰和奈保爾等人相反，如奈保爾是從邊緣到中心，批判了加勒比海島與印度文化，崇尚的是大英帝國的文學正統。所以這樣的比照是很有趣的，到底哪種文明體系才是最可以信賴的？中心和邊緣哪個更有生命力？當然也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那就是人類對他者文化的想象與創造，這是一種薩義德意義上的“文學東方學”，更是漢語意義上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流浪的星星》作為一本杰出小說的關鍵便在于它的世界主義情懷，二次大戰決定的當今世界格局與綿延至今的以巴沖突竟是有著如此生動的連續性。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角色轉變居然也只在一瞬間，這種雙重的角色被歷史割裂開來后，我們通常看到的多半都只是半張臉，不過更不幸的是歷史處境中的個人。像艾蓮娜，她不能像同伴那樣用仇恨去掩蓋內心的良知，她的苦難經歷使她立即就理解了萘瑪們的命運，所以她不能忘記可憐的萘瑪，對萘瑪的想象其實已經構成了她自我鏡像的一部分，這種雙重人格的沖突是她人生的一大悲劇，也是這本小說中最打動人心的地方。對以色列這種紐結的論述，我讀過的最精彩的著作是斯拉沃熱·齊澤克的《伊拉克：借來的壺》。他在里面更進一步論述道，以色列作為中東唯一的西方自由主義國家是借著宗教的名義將自己合法化，而被貶斥為“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巴勒斯坦人卻不得不用西方的公民權理論為自己爭取權利。齊澤克說：“如果世上曾有過對于失落對象的熱切眷戀，有過對安于失落的強烈拒絕，那就是猶太人對他們的土地和耶路撒冷的眷戀。”耶路撒冷已經不再是地球上的一塊具體土地，而成為了一種信仰，成為了形而上的精神故鄉，一個家園的隱喻，一種人類流浪狀態終結的隱喻。因此，即使當艾蓮娜們來到了耶路撒冷，他們所得到的其實并不是那個朝思暮想的耶路撒冷，那個心中的耶路撒冷只在天上，而不是（至少很大程度上不是）他們一千年前被迫離開的這塊土地。齊澤克說：“解決這樣一個僵局的唯一辦法，并不是解開這個結，而是斬斷它。”以色列需要忠實于自己的苦難記憶，承認自身在對巴勒斯坦問題上的不義性。《流浪的星星》正是用真實的情感細節與微妙的隱喻敘事體現了這種倫理抉擇。艾蓮娜的未婚夫死在中東戰場上，受傷與贖罪的心理讓她選擇離開了耶路撒冷，這個當年給她以活下去希望的地方，她心中并沒有因此而產生新的需要報復的仇恨。她的母親伊麗莎白在死去的時候，更是留下遺囑，要回到法國去，回到艾蓮娜的父親被殺害的地方去，要在死后的永恒中一直守望著他。也即是說，她們最終都沒有選擇留在曾經支持著她們活下去的耶路撒冷。這讓我想起齊澤克在那本書中提出的解決以巴沖突的大膽方案：以巴雙方應該都放棄控制耶路撒冷的政治意圖，而把耶路撒冷變成一座超越國家之上的純粹宗教場所。這個提議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但是卻沒有比它更合理更完美的方案了。

據說，勒克萊齊奧的作品在中國不怎么好賣，即使他獲了諾獎，即使幾位知名法國文學專家不厭其煩地為他辯護，也無濟于事。我想這應該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勒克萊齊奧的很多作品有法國新小說派的痕跡，故事匱乏，沒有人物，大量詞匯集中而冷漠，這點勒克萊齊奧自己也坦然承認，他說：“我成了自己筆下的受害者，被吞噬了，我變成了‘物’。”不過在此之后他已回到古典式的寫作，《流浪的星星》正是他回歸后的作品，這本書應該可以作為通往勒克萊齊奧文學世界的最佳途徑；其次是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獨特地位，它是世界中的世界，它和外部世界的關系有著歷史性的冷漠，不過，現在中國正以非常快的速度融入世界，改變著世界的格局，我想我們從勒克萊齊奧那里要意識到，我們不僅要進一步理解世界中的中國，更要理解中國外的世界，即使那些我們感到十分陌生的文化也與我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201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