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出生作家中，王威廉的小說寫作顯得與眾不同，他沒有青春寫作的情感泛濫，也沒有后青春敘事的犬儒主義，欲望和虛無，都離他很遠。當然，年代并不能涵蓋、覆蓋或者取代斷片的歷史，作為抒情和敘事的指南，在年代的共名之下，抽象為歷史的某種標記，往往遮蔽了個體的內在差異，以及話語的亂象叢生。作為具象生活的對立面，哲學思索依舊可以不斷凝視蒼白的生命本體，這種凝視使文字獲得理性世界的力量，使抽象的尊嚴落實到苦難形態之上。閱讀王威廉小說，不難發現，他筆下的生活立體飽滿，不囿于寫實，廣闊的社會視角，獨特的存在哲思，不斷嘗試突破的藝術探索，令其與大部分80年代出生作家明顯區分出來。他有自覺的藝術追求，包括對生活的敏行慎思，對文字的細膩感覺，對小說創作的認知和理解，成熟真摯，樸素練達，切近而又深遠。在這個極端媚俗的年代，在世俗化不斷加深的文化背景下，他的探索和思考，他的小說里呈現出來的美學和思想追求，對當代小說寫作具有非常可貴的價值。

關于存在的哲學思考究竟有多遠

中國現代主義小說的創作和發展，有著獨立的軌跡和脈絡，并且影響深遠。較之鄉土文學傳統注重外在生存環境揭示，現代派小說形成了傾向于向內探究人心人性的自身傳統。1990年代以來，先鋒寫作聲浪消歇，現代主義不斷變形，依然堅持純正藝術探索的寫作者少之愈少。王威廉小說以現代主義敘事關注、表現現實生活，題材本身尋常，卻常能于敘事中見異峰奇崛，峽谷幽深。《鐵皮小屋》《禁地》《孤獨的寒潮》《全世界受苦的人》《來我童年旅行的舅舅》《我的世界連通器》《倒立生活》《暗中發光的身體》《沒有指紋的人》《內臉》《聽鹽生長的聲音》等，從小說題目就可以見出他的藝術興趣。王威廉寫人的處境，是向內打開的姿態。有論者言及，他的寫作是社會小說，這么說也不錯，較之青春寫作來說，他的視野更開闊，社會文化立場來得更鮮明；不過，與其他社會現實主義不同，他的關注點在人的生存困境，這種囚徒困境，根源的是現實，指向的是終極，是面對存在的哲學思考，是在孤獨的絕境中，尋找那扇唯一能夠打開的門。

王威廉關于存在和生死的思考并不偏執，卻有著獨到的深刻。《老虎，老虎》是一篇自殺主題小說。老虎遠走京城，并沒有傳來志得意滿的消息，五次自殺未遂，讓這個悲情人物身上有了某種喜劇色彩。走向死亡，然后被迫開始，再次死亡，再次走上無意義的人生，就像諸神對西西弗斯的懲罰。自殺，意味著個體的人內心深處對世界的疏離和質疑，如小說中所言“懷著一顆受傷的心，掙扎在人世的困境當中。”多數人即使意識到自己早已麻木，對生活喪失了主動，也不會改變依賴程序和慣性支配我們重復經過的日子。這個厭世者面對世界，依然侃侃而談，人生大體如此，表面上我們活得游刃有余，內心里卻往往如履薄冰。自殺的人，在哲學意義上有兩種，一種是深陷絕望的人，一種是追求純粹的人。絕望的人是被動的自我放棄，純粹的人是主動拒絕這個世界。雅斯貝爾斯在《哲學》一書中談到：自殺的無條件性起源保留著孤獨者非交往性秘密。也就是說，自殺是出于自殺者的孤獨。孤獨者的自殺把對死亡的主觀感受客觀化了。正如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開篇寫道：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歷，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小說并沒有正面去表現老虎的生活世界，也沒有直陳其自殺的理由，只是為我們描繪了一個自殺者的剪影。追求完美的人，通常都太過敏感，不僅自我懷疑，而且懷疑世界，一生都在反復追問活著的意義和目標，物質世界的壓迫和精神世界的折磨，在小說未盡之意中，提示每個人都應該直面這一切。《聽鹽生長的聲音》則是從一望無際的孤獨和死亡寫起。《暗中發光的身體》也寫到了死亡陰影的籠罩，這種籠罩足以將正常人拖入黑暗的瘋狂。《聽鹽生長的聲音》中醉酒的老趙掉進鹽湖死了。主人公守著鹽湖像一片死海浩瀚明亮，小汀置身煤窯面對無邊黑暗涂抹各種色彩；金靜的美麗中暗含著死亡的憂傷，任一顆心沉入深淵亡命天涯。主人公夫婦曾經彼此溫暖，終究被曠古的荒涼打敗，然后彼此為敵。老趙之死，讓“我”內心背上沉重的負罪感，醉酒，直至酗酒。金靜最終遠走尼泊爾，在大自然和佛塔前懺悔。小說至此看出本意，無論被困、出走還是皈依，內里還是一個救贖的故事。怎樣獲得救贖？依靠藝術，寫歌詞，畫畫？還是依靠麻木，酗酒，哭泣？最終虛空的朝向更空靈，世俗的回歸更世俗。小說充滿自我分裂、背離和逃避：“有時想想這樣也很恐怖，好像自己的體內還有另外一個人，自己只是代替那個人活著，當這個自己喪失意識的時候，另外一個人就出來掌控生命了。”“在他波瀾不驚的外表下，內部早已是斷壁殘垣了。”作者對那種分裂感有著切膚之痛，以微憂的筆觸，揭示出人的存在固有的憂傷。喧鬧與寂靜，黑暗和雪亮，都是一種圍困。“在自己的身體里，住著另外一個人。”這種自我分裂和雙重人格，追問“實在的我”與“抽象的我”，哪一個更接近人的本性和生命的本質。《第二人》從綁架寫起，小鎮和童年，記憶和現實，交叉映現，就像那個特定的空間——電影院，即使已經喪失其公共視域的功能，依舊可以放映時代的荒誕劇和人間悲喜劇。有著一張正常臉，淪為生活的失意者；有著一張鬼臉，卻成為時代的主宰。大山是上帝的棄兒，是金錢時代的暴君，是打開這個時代潘多拉魔盒的那只黑手。小說有對童年的回溯，有對底層現狀的描述，有對金錢社會的放大，揭示出殘酷的生活真相。所有人都帶著面具生活，只是不自知，或有意隱藏，面具背后是加倍的丑陋。作者筆墨真實，冷峻，犀利，勾勒出混亂時代的惡之花。丑惡、權力、孤獨、黑暗交織的大背景下，那個記憶中的“天堂電影院”溫暖的撫慰，切換成現實中殘忍的毀容。二十年，物是人非，人生一直懸在半空，青馬鎮變成一座死城，童年往事早已化作一地灰燼。小說寫出了現實的殘酷和心靈的詩意，血淋漓的現實和溫情脈脈的回憶，融成了灰色背景，呈現出豐富深廣的敘事魅力。

反抗生活有兩種姿態，一種是魯迅的“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一種是疏離和摒棄，向內尋求自我明證的力量和光。《信男》中的主人公選擇了后一種。因為拒絕日常生活的蠅營狗茍，選擇幽暗岑寂的倉庫作為自己的存身之所與世隔絕。出版社的倉庫，堆積著大量的人文書籍。這個內心蒼老的年輕主人公，置身于封閉的思想空間和精神王國，以寫信的方式與外在世界建立起關聯，而他的書信并沒有人能真正讀得懂，無論在他的前妻還是他的領導眼里，他都是一個不正常的人。惟一能與他交流對話的是領導的女兒，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美麗聰慧的女孩在正常人眼里卻是個瘋子。我們應該如何觸摸自己的靈魂？主人公在與世隔絕的空間里，感受思想和靈魂的光亮，那個寫詩的自閉女孩，就像他穿越時空的女兒，擁有同樣高貴的靈魂，成為他現世救贖的橋梁。小說隱含著對這個產業化時代的質疑，以及對一些人生本元問題的深思。《他殺死了鴿子》也寫到了一種存在的反抗。與自己對抗，與死神和時間對抗，與記憶和冷漠對抗，一只鴿子的闖入，拉開了一個人封閉的生活之窗，醫院的病房，單身老人的客廳，記憶里的溫暖，細碎的現實之中，慢慢浸出精神的血液。鴿子，是死神的象征？還是天使的象征？死亡的灰燼覆蓋了庸常生活，冷漠的病友，毫無意義的昏睡，被肢解的鴿子，隱藏著欺騙的感情，那些曾經的飛翔渴望，更像是對生活的自投羅網，人生就是被生活圍捕的過程。“生存不但體現在實在中，而且體現在死亡中，準確地說，體現在對死亡的感受中，即對終結的忍受中。”[ 魯路：《自由與超越——雅斯貝爾斯對生存的闡明》。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頁。]小說以一個垂暮之人的噩夢和現實為活動的影像，思索關于存在的那種看不見的力量。死神在頭頂盤旋，潔白的鴿子和黑色的死亡形成一種強大的審美張力。

孤獨是一種社會現象，孤獨一向都是對于異在，異己的存在的相關性意識。最痛苦的孤獨是身處社會時的孤獨。克爾凱郭爾說：你怎樣信仰，你就怎樣生活。[ 【德】朋霍費爾：《作門徒的代價》，安希孟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人生到底意味著什么，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哲學命題。小說負責表現世界，揭示生活，不負責闡釋。超驗的世界是否存在？小說以虛構的方式無限地迫近世界的核心，把存于世界萬物之中的碎片重新引入到人類感知體系，這些碎片還原了世界和生活原有的深度。作為人心的叩問者，王威廉以存在主義的突破，探究尋常百姓的多面人生，在精神歷險中觸碰存在的高墻，反抗生命被禁閉的壓抑。老虎自殺，被毀掉的臉，被殺死的鴿子，沒有指紋的人生逃亡，鹽湖和煤窯的對比，黑暗和光明達到一定程度就是同樣不能承受的絕境，每個人都面臨絕境，每個人都需要自我拯救。

活著的尊嚴是不是一種虛構的真實

雷蒙德·卡佛說，“文學能夠讓我們明白，像一個人一樣活著并非易事。”[ 【美】雷蒙德·卡佛：《大教堂·卡佛自話》，肖鐵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頁。]王威廉小說也寫活著，寫現實生存遇到的各種問題，找不到工作，沒有房子，為生計奔波，忍受各種壓力，社會的陰影，折磨和踐踏，追問活著的尊嚴。“生存比寫小說和寫詩要難對付得多”，卡佛曾引用了亨利·米勒寫《北回歸線》時的狀態，在借來的房間里寫作。不論寫小說或讀小說，追求的就是那么一點持久而可能永恒的東西，那么一點會發出火光的東西不管多么黯淡，總是一點持續而穩定的光芒。因為“他不給我們絲毫自憐的機會”。卡佛小說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認同，就是因為他的作品讓我們在令人戰栗的沉默中照見自己的蒼白與匱乏。寫作者往往意識到并試圖抵抗那些時刻在削弱我們的東西，以變形的方式，呈現病態社會，把世界和意識的幽暗擠壓出來，以期獲得內在的澄明。

社會分化是199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時代癥候，首先是體制內外的分化，學術與思想的分化，精英意識與世俗情懷的分化，而貧富分化成為新世紀中國社會危機最尖銳的表現形式。《第二人》為我們展示了邪惡與金錢主宰的社會，一個典型的惡托邦。有錢人住豪宅，開飛機，仆從如云，三妻四妾。普通人過著灰暗的生活，那些看不見的掙扎里充滿了人生的恥辱感、挫折感和失敗感。類似《一九八四》，在殘缺、邪惡和欲望構成的小型王國里，充斥著蒼白的心靈，虛弱的精神，孤獨的靈魂。無論成功者失敗者，都沒有真正的尊嚴可言。作者反思權力與邪惡相伴生，是社會亂象的根源，以寓言化的方式揭穿權力者的畫皮，揭開這個時代溫文爾雅的面具背后藏著的冷漠和殘酷無情。小說沒有簡單的善惡強弱對比，作家的公寓，電影院和別墅，構成了社會的整體。簡陋的公寓是普通人的生存狀態，電影院是童年時代的精神記憶，是大眾文化的公共空間，如今成為上演罪惡的舞臺，別墅是這個時代金錢價值觀的具體體現，深刻地寫出了這個時代的病態。《非法入住》也是從病態社會和病態人生入手，似乎有更明確的底層關懷的表意，內里探究的還是人的多重處境。一家六口人住在9平米的狹窄空間里，從來沒有好好睡過。對“我”的入侵是那樣理直氣壯。小說渲染了底層的貧窮和艱辛，渲染了他們的身心病態，患有嚴重的肺結核，骯臟，惡心，心靈的病態，摻雜著殘忍的暴力。其實是弱者之間的互相凌辱，這個無愛的社會，正如魯迅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肺結核一家入侵他的房間，他入侵那個女人的身體，借以報復。鄰人們就這樣彼此仇視，踐踏，侮辱，滿臉吐痰，瀕臨崩潰狀態。而且這種無賴的性格居然會傳染，或許每個人內心都有，是惡激發了內心的惡念。小說如果寫報警解決，或者搬離出租屋，都沒有這個結尾來得有力。“我”毫無愧疚和羞恥感地入侵了新搬來的另一個女人的空間。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這一國民性至今絲毫未變。小說細節真實到讓人身心難受，對人性的把握纖毫畢至。《沒有指紋的人》表層意旨是對技術化時代的反思，深層追問是人的自我認知和社會認同的缺陷。小說從一個人的殘缺寫起，以單個人的殘缺映照社會整體的病態。主人公自陳是一個難以索解的自閉癥患者，抑或偏執狂。多數人如曉虹一樣，對人生困境無能為力，盡管內心壓抑，卻從未付諸行動去反抗，永遠都是活在秩序和成規中的人。而在老丁看來：“在這種單位沒有個一官半職簡直活得毫無人格！”那種痛苦并非明確的異化，每個人意識不到自己究竟是變成了野鴨，還是甲蟲，而只是一種虛空，無限的失重狀態。小說試圖揭示這個世界的本質：“現代社會就是監控無所不在甚至變得歇斯底里的牢獄。不止像我這樣沒有指紋的人是囚犯，你們這些有指紋的人更是囚犯！當所有的人都被關進監獄的時候，監獄外邊便成了更加孤獨的監獄。”“你的敵人埋伏在身邊的每一個角落里，任你再強大，卻無法與他們斗爭，因為他們根本不會和你過招，他們只是背對著你，把你排除在外……”這是真切而又殘忍的現實，也是抽象出來的哲學思考，一方面是存在主義的他人地獄，一面是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每個人既是西西弗斯，命定的方式，又是堂吉訶德，不斷的反抗。小說以一個特殊的人，揭示這種痛苦，這個人不是疾病的隱喻，而是另類的存在，是沒有被上帝打上標記的那個逃出來報信的人。

《秀琴》和《大姨》寫的是西鳳村女人的故事。現實關懷里，仍然隱約著心理分析傾向。秀琴和寶魁的愛情很感人，二人的遭遇讓人心痛而且憤怒，這個冷血的時代強大到無力反抗，悲劇成為底層的現實處境展覽。秀琴的守候、追問和佯裝瘋狂的背后，是被侮辱被損害的弱者的唯一反抗。在這個時代，有多少人可以左右自己的命運，有多少人可以避免意外的死亡。全面的社會危機，不僅僅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還有最細微的日常生活和人的心理情感的異化，秀琴背負苦難中的自我變形，以瘋子的形象示人，活在想象的世界，是拒絕、抗議被這個瘋狂的時代同化。小說充滿了巨大的反諷力量。王祥夫說：這篇小說寫得很好，被溫情包裹的殘酷讓人感動。跨度也好，有很好的景深。這個評價可謂簡潔精當。《大姨》要更生活化，更細碎。家長里短，與兒媳的戰斗，對女兒和兒子的失望，和鄰居的糾紛，蓋房子，看孩子，總想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卻不得不睡在兒子的床下，不得不向鄰居讓步，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直到在痛苦中告別人世。對于這個一輩子要強的人來說，人生處處都是雷區。作者一直在拷問：人，到底應該怎樣活著？這個社會，怎樣才能讓人有尊嚴地活著？

這幾篇小說主人公大都是生活的受害者，也都是生活的負罪者，作者的立場并非簡單的社會批判和同情悲憫，這些弱者人性里的多重性，是他落筆最多之處。而那些成功的政客和商人，同樣沒有憑借權力和金錢獲得自我認同。老丁只能依靠物質填充空虛的人生，支撐生命的感覺隨時會坍塌，陷入絕望；美麗的金靜，其實是個普通女孩，殺人犯只不過是給她的一個現實困境，真正的問題是她愛不上別人，也不愛自己。生活以看得見或者看不見的方式懲罰每一個生命，個體間相互懲罰，世界就像那個擁擠的9平米，生活著一群可憐到近乎無賴的人，內心的黑暗隨時可能傾巢而出。王威廉為我們提供的是可能與不可能的生活，可見與不可見的世界。這位人類學學者，對人類存在有著理性的眼光和恒久的熱忱。他以文字的方式，試圖與生活一道，尋找克服精神缺陷的方向，找回活著的尊嚴。

藝術上的神秘小徑究竟通往何處

王威廉小說有著獨特的審美張力（表達），獨特的人生思考（體驗），獨特的藝術視角（立場）。生活是無岸之河，文學是涉渡之舟。徐則臣說自己喜歡的小說趣味是形式上古典，意蘊上趨向現代。王威廉的小說在形式和意蘊上都趨向現代，作為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兩位作家，藝術上的不同追求，給了我們對小說發展的美好期待。王德威評價黃錦樹和張大春，說這兩個人都是右手寫小說，左手寫小說批評的能手。黃錦樹認為，小說并沒有獨立在哲學問題之外，還是必須包含在人的基本認識論問題之下。[王德威：《當代小說二十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380頁。]王威廉的小說如是，批評也見功力，看得出其藝術探索的自覺。信仰、思想和語言，作為藝術表達的三個層面，缺一不可，開闊的視野，思考的深入，獨立的審美，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同質化表達。

王威廉小說充滿了象征和隱喻。他對世界的認知和理解是正面的，或者說較之一些現實主義之作，更多了一種直面的勇氣，表達上則繞道而行。如果文學是世界之鏡，他選擇了各種讓世界變形的鏡子，在放大和濃縮的影像之間往復，以極大的耐心和哲學眼光成為世界的探索者。其中幾篇小說是以身體的殘缺或者疾病隱喻精神的殘缺，以身體的困境，暗示精神的困境，如沒有指紋（《沒有指紋的人》），毀容（《第二人》），失去表情（《內臉》），肺炎患者（《非法入住》和《他殺死了鴿子》），瘋癲（《信男》《暗中發光的身體》），癌癥（《大姨》）。他不僅隱喻人性，也隱喻非人性，思想的重是實存層面的直觀，表達的輕是藝術層面的虛構，二者結合，尤以超現實主義的現實性，構成他帶有哲理和寫實雙重色彩的小說世界。

有論者認為，王威廉小說是以實寫虛，也有認為是以虛寫實。這里面的虛實有的是從思想意蘊出發，有的以敘事策略為標準。整體上看，其創作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情懷，鮮明的現代主義色彩。一些篇章不乏荒誕意味，這種荒誕是現實世界的變形，是以變形的方式去最大限度接近世界和生活的真相。《沒有指紋的人》中，老丁被雙規，主人公意外地成為同案犯，被隔離在故鄉之外，隔離在妻子之外，被整個世界驅逐，這個看起來荒誕的巧合，又有著生活的嚴謹邏輯。《非法入住》中入侵者的理直氣壯，暴力入侵的延伸擴散，同樣不乏荒誕色彩。同樣現實性很強的《秀琴》，也有荒誕的一面。《第二人》中，帶著面具的世界是實寫，每個人都隱藏在面具背后是虛寫，天使的心靈交給了魔鬼，與魔鬼簽訂條約，成了人生的噩夢，天堂電影院成了人間地獄，心靈的烏托邦成了現實惡托邦。這種虛實、善惡對照，很真實，也很殘忍，充滿神秘的宿命感。大山說，“你提到‘內臉’這個概念實在太有意思了，我有時也在想，我的內臉就是一張鬼臉，只不過是一把火揭開了真相，唉，我只是個倒霉蛋罷了，我知道很多人的內臉比我的鬼臉還要丑陋。”小說要表達的還是探究人的處境。是從實處寫起，進入抽象的理念世界。“因為你會分享我的孤獨，那樣，我就可以從瀕死的孤獨中活過來了。”即使這樣一個邪惡的人，他也同樣面對精神危機，回頭看，他所做的這一切，不僅僅是獲得征服和暴力的快感，還有克服被世界拋擲出去的危機感和孤獨感。徐則臣在談到黑塞的寫作時說，很少有作家有能力像黑塞這般深入我們的精神困境，因為很少有作家有能力面臨黑塞那樣多的精神問題。理想主義找不到與內心相對應的世界，只好與真實的世界為敵。由此，就能理解為什么內心、精神、信仰、意義等宏大抽象的命題充滿了黑塞的文學，甚至很多小說本身就是破解一次精神危機的產物。黑塞想做的其實是正是內心尋找靈魂的出路，小說不過是用來展示他尋找的歷程；他懷抱如此巨大的激情和精神焦慮，小說因而趨向詩化和哲學化。[ 徐則臣：《把大師掛在嘴上》。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頁。]這段話似乎也可以用來理解王威廉的小說傾向，他的小說哲理化來源于他對人世的審視和透視。他不僅在呈現世界，并且在努力闡釋、澄明這個世界。

互文性可以理解為作品之間的對話，古人、今人與來者的對話，他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一張強權之網或純語言七寶樓臺，反之，他建基于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上，因此既有歷史的維度，又不乏作者個人的主體特色。[ 陸建德：《高懸的畫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53頁。]《第二人》和《內臉》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互文小說，二者均以臉為主線。《內臉》中的兩個女性的對照，在這里變成大山小山兄弟的對照，變成貧/富、善/惡、理性/瘋狂兩個世界的對照。《內臉》女領導在重重面具下生活，沒有人知道她的真實表情，而虞芩內心豐富，卻因為疾病無法在臉上呈現。這個沒有表情的人，和那個重重面具包裹的人，就是我們人生的兩面，我們內心渴望真誠，卻缺少以真面目示人的勇氣。這種對照，是這個時代的寓言。還有《他殺死了鴿子》和弗雷澤的《金枝》。作為現代最杰出的文化大師之一，弗雷澤在人類學、宗教學、民俗學等諸多領域建樹卓著。《金枝》是闡述巫術和宗教起源的權威之作，弗雷澤也被公認為“圖騰文化的奠基人”。小說主人公對《金枝》從迷戀到拋棄，回歸本能生活，是對宗教信仰的放逐；殺死鴿子，意味著對一種精神圖騰的告別。小說還反復提到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與人物內心情緒形成呼應，那種宗教般的情感，對照人物的生死觀，生命無所謂延續，死亡是一種阻斷，暗示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沖突與分裂。

王威廉小說敘述視角多樣。有第一人稱的《第二人》《聽鹽生長的聲音》《老虎！老虎！》《沒有指紋的人》，也有第三人稱的《他殺死了鴿子》，其中引起關注的《非法入住》、《內臉》采用的是第二人稱敘述。第一人稱敘事的小說中，“我”的敘事功能也不相同，有的只是敘事人，有些是小說的主人公。敘事視角的調整轉換，賦予小說逐漸明晰的可能性和無限性，提供了更多進入敘事領域的交叉小徑。還想說說王威廉的小說語言。說到底，小說是語言的藝術。僅以一種修辭為例，王威廉很擅長捕捉靈動的語言。“類似被河蚌好不容易包裹成珍珠的沙粒現了原形。”“現在卻像蒲公英一樣，飛得到處都是。”“像是斑馬的內腔被獅子的爪子給掏了一把。”“后跟的鐵掌輪番敲打著水泥地面，噼里啪啦，像是一間活動的鐵匠鋪子。”“胸間像放了一塊滿是棱角的巖石。”語言在小說中，是形式，也是思想。讀著這些聲形并茂的文字，是最好的藝術享受。

總之，反抗心靈絕望，抵抗精神危機，返身回望塵世，堅守熱誠的現實關懷和神圣的精神之地，應該是王威廉寫作的基本立場。王威廉自己說，他努力在溫暖中寫出悲涼，或者在悲涼中寫出溫暖。那些外在世界的惘惘的威脅始終都在，如臨深淵。在最黑暗處發光的神跡里，有感時知命的旅痕，以文學為救贖，經歷時代的歷練，敘事重點還是在反觀自證。他的藝術探索有些孤高，但是藝術情懷始終貼近大地，有著豐富而堅硬的思想質地。他的先鋒意識，首先不是體現在小說結構和敘事藝術上，而是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困境。對于這種困境的摸索和呈現，他走的很遠，能從紛沓至來的頭緒中清晰地理出層次。王威廉反思這個被科技、物質和欲望包裹、扭曲、變形的世界，他的小說有種略帶悲觀主義的哲學氣息，而正是在這種悲劇意識里，蘊含著存在的勇氣。克爾凱郭爾說，“人活著不是為了拖動鎖鏈，而是為了張開雙翼。”[ 【丹麥】日蘭.克爾凱郭爾：《恐懼與顫栗》。一諶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王威廉的小說寫作，也是如此吧。

作者簡介：張艷梅（1971--），女，吉林長春人。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現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