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世界這個大海上乘風破浪，在海的另一邊，有著我們所不知的廣闊天地。

——《坂上之云》

青春

相看無言

《梵高先生》大賣，詩人卻已消失。兄弟二人走在人生的岔路口，命運卻給他們開了玩笑。《九月火車》在倉促中書寫了幾位青年人的起起落落，像是一場成真的玩笑，說的人漸漸沉默。

這是青年作家周朝軍的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對青春生涯和偶像作家的一次正式告別。故事里的人物有周朝軍及其親友的影子，比如男主人公周鹿鳴、周劍鳴就是作者性格的不同側面，小說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也確有其人。小說從作者的生活取經，實屬正常，卻有令小說遁入私人情緒的隱憂，不少取材私人經驗的青年作者都存在一個問題——太多自戀式的絮絮叨叨，太少對時代難題的關照。萬幸的是，《九月火車》不是一部落入窠臼的小說，作者嚴肅的創作讓小說留存了莊重的底色。

在此，嚴肅不等于規矩。青春小說最怕寫“規矩”，一些老作家不敢寫青春小說，就是怕自己過了那個年紀，寫不出青春的質感，徒留老氣橫秋。周朝軍寫青春小說有他的優勢，年紀不必說，另一個就是在社會里浸泡過，寫東西不至于太書生。《九月火車》里遍是活蹦亂跳的句子，它們彰顯出青年人的朝氣。

小說有兩條主線，分別以鹿鳴、劍鳴為主人物——第一條是圍繞周鹿鳴、水芬小姨、喬雅、大葫蘆老漢等人展開的鄉村圖景，第二條是以周劍鳴、蘇野、關琳、佴志全等鋪陳的小城青年成長史。一枚硬幣決定了他們的命運走向，一個穿梭在師大校園、城市樓閣，一個逗留村鎮，在烈日下扛著沉重的貨箱。環境的差異磨練了他們的性格。周劍鳴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是飛在天上的人”、“一個完全精神化了的人”，而周鹿鳴則是一個腳踏土地的人，扎實、淳樸，但滿懷了對生活的熱望。

《九月火車》是一部成長小說，在現當代文學史中，成長小說始終是一個熱門題材。無論巴金的《家》、楊沫的《青春之歌》，還是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甚至是千禧年后爭議頗多的暢銷小說《三重門》《小時代》等，他們都在呈現青年人身處時代洪流中的人生選擇，反映他們和家庭、學校、朋友乃至社會浪潮的關系。在這些成長小說中，年輕人與長輩的碰撞、個體與集體的沖突從不缺席，不同的人物往往就象征了那個時代青年群體的不同風貌。《九月火車》里有“叛逆”少年，也有青年與長輩的沖突與和解。劍鳴就是這種經典青春敘事里的典型符號，他身處哲學系，愛聽許巍的歌，組了個藍蓮花樂隊，路見不平會仗義相助。劍鳴是高度理想主義的代表，這樣的人不可避免會與規訓的體制發生摩擦，小說寫到了劍鳴參與的幾次“沖突”——當校方由于宿舍緊張把學生安排到遠離學校的劣質宿舍時，周劍鳴向校長提出抗議，代價是五門課的不及格；當學校的小賣部人員打傷學生，周劍鳴參與的“藍蓮花樂隊”朝校長頭上潑墨，周劍鳴差點被“開除”；當室友胖三在實習期間受盡折磨，又是克扣工資又是被打。學生和校長聯合起來，合力為胖三討公道。在這三個案例中，第三個最值得琢磨。如果《九月火車》僅僅呈現劍鳴與校長的沖突，那它充其量只是停留于青年與長者、后生與權威的二元對立中，人物受到“作者的規范”，反而變得淺薄單調。但在第三起事件，周朝軍跳出了這種二元對立，他把筆觸伸出學校的同時也刻畫了校長的老成周到。在這里，校長不再只是一個權威的符號，他的形象復雜豐滿起來，而學生也不再只是偏激的反叛者，他們講道理、會合作，他們也有自己的策略和矛盾。在《九月火車》中，他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校長、老師、學生，人性的豐富勻在紙上。

但這還不夠，只有這些，《九月火車》只是一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小說，只是講了一個過去、現在乃至未來都存在的套路故事。只有將人物與特殊情境結合起來，讓人物的起起伏伏與時代變遷掛鉤，小說的特殊性才能出來。比如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蓋茨比》，只是一個窮小子苦追富家女的故事嗎？不止于此，蓋茨比出身于西部貧困家庭，流淌著少數族裔的血液，無論是家境還是種族，蓋茨比（原名詹姆斯·蓋茲）都是那個時代的“下等人”，但他卻想重新追求躋身東部上流階層的黛西。于是他才鋌而走險，一邊改名換姓，扮演“WASP”（白種人、盎格魯-薩克遜人、新教徒合一）,一邊販賣私酒，賺取暴利。

一部獨特的小說暗含了特定時期的烙印，是小說家對他經歷的時代的一次“歷史書寫”。周朝軍在小說中有意加入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大事件，并讓人物牽涉其中。比如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是這場災難葬送了喬雅，也深刻影響了劍鳴、鹿鳴的心態和人生選擇。通過對歷史事件的參與，個人不再是私人情緒的承載符號，他們成為了時代情緒的投影儀，在他們的身上，我們能清楚感受到歷史與個人的關系，在歷史的邏輯里，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身份是理解《九月火車》的重要線索。劍鳴和鹿鳴，他們身份的不同影響甚至限制了自己的命運走向。 比如鹿鳴，他是水縣瓷廠裝卸工，這一身份讓他很長時間內被輕視、被排擠，鹿鳴的階層上升通道也一度被堵死，他只能奔波于底層的崗位，在重體力勞動中度日如年。這也是為什么他對師大女生喬雅及其父親心存感激的原因，因為他們賞識他的才華，也指點了他新的人生方向。無獨有偶，在小說的支線人物中，身份對命運的重大影響也隱隱顯露。鹿鳴的大舅是“地主之后”，這間接造成了他與戀人的分開，大舅五十年未婚，他的孤獨并非某然，而暗含了時代的殘酷玩笑。同樣，小說里的“表叔”也被自己的“地主成分”耽誤，年輕時，他被上面人掉包高考試卷卻只能忍氣吞聲，就因為他的身份，是他的身份讓他受盡屈辱。

《九月火車》由此在朝氣蓬勃的理想天空下埋下悲涼的種子。個人無法選擇的身份卻成為羈絆他們一生的枷鎖，他們奮力拼搏，最終卻可能化作一場相看無言。周朝軍有他的惻隱之心，在小說的結尾，他給鹿鳴安排了一個良好的結局，帝都漂泊者佴志全和唯佳也沒被拆散。但通讀全篇，那種理想落幕的落寞感卻還是凝結于文本之中，小說里的青年人如此具有“自我意志”，但好像總逃不過命運的巨網。可以說，這部小說不是一部簡單的“青春回憶錄”，它書寫城市化大潮中“進城青年”的困窘。當農村逐漸走向落寞，謀求更好前程的農村青年不得不紛紛進城，但在陌生的城市里，他們要面對的不只是物品的劇變，還有人的思維上的微妙不同。和《平凡的世界》那一代人不同的是，這一代“進城青年”的路徑不再是“進入→返回”，而更可能是有去無回，故鄉成為一個永遠失落的圖騰。周朝軍沒有刻意丑化或粉飾農村，只是在書寫中融入了隱隱約約的感傷。

荒唐

消解堂皇

許多論者不約而同地指出——周朝軍的短篇和長篇觀感截然不同。表面上看，短篇技巧感很強，如同一座迷宮，作者通過對敘事游戲營造出奇絕魔幻的氛圍，代表作如《山東毛驢與墨西哥舞娘》《搶面燈》《雁蕩山果酒與阿根廷天堂》。而長篇拋棄了許多技巧，風格更樸實渾厚。短篇和長篇，仿佛周朝軍的兩個面向。

可細細比對，他的長短篇也有共同點。無論是《九月火車》還是《山東毛驢與墨西哥舞娘》等，一個類似于說書人的幽靈都撲面而來，他對故事有強大的把控力，且時不時顯露他的幽默甚至貧嘴勁兒。這個說書人就是周朝軍。不少論者提到了路遙對他的影響，但讀到這些作品，我想到同樣來自山東的蒲松齡。周朝軍擅長寫有志怪氣的小說，他能在平凡生活中提煉出詼諧甚至詭異的一面，但他不急于批判，他的文字不是長槍大炮，比起控訴，周朝軍更傾向瓦解上到意識形態、下到家長里短的“假大空”。《九月火車》蔓延著戲謔氣，崇高和權威在此被迅速消解。周朝軍慣常于通過修辭來形容集體行為的荒謬，如描寫一次集會：“學校大禮堂委實壯觀，黑壓壓一片五千多個腦袋，給人一種想要收割的沖動”，又如他對劉教授演講的敘述：“劉教授按小時收費，單價四萬。金碧輝煌的大禮堂里“哈欠”與“屁響”此起彼伏，胖三無奈從口袋里拽出一本《少兒不宜》，讀了起來。”這些都令堂而皇之的景象瞬間變得荒唐。

如此書寫也是對流行青春小說的顛覆，或者說——《九月火車》呈現出青春小說的另一種寫法。這些年，我們在不斷貶低青春小說，由于市場和權威的錯誤引導，以及快餐式青春小說的大行其道，青春小說被圈定為“幼稚文學”，寫青春小說被視作過家家、格局小，擺脫青春小說，進入“后青春創作”卻成為作家成熟的體現。但是，通觀文學史，不少經典作品卻都是青春小說，司湯達、菲茨杰拉德、莫迪亞諾、巴金、路遙、余華等，他們筆下的青年具有穿越時間的魅力。說到底，問題不在于青春，而是怎么寫青春，市場上流行的所謂青春小說，根本談不上文學，只是如同《小時代》般的拜物教幻夢。

青春小說其實很難寫，想出新意不易。在國內新一代作家的青春小說中，返璞歸真的《九月火車》反而有別致的色彩，少了大都市的琉璃瓦，卻自有蒼茫大地上的靜水流深。市場上需要像《九月火車》這樣的作品，讓更多讀者和批評家意識到青春小說的不同寫法，為青春小說正名。

不過，《九月火車》仍存在一些瑕疵。周朝軍時而簡省，但有時寫脫了，在枝葉處卻有點啰嗦。一部好的小說像貴人身上的衣裳，布料得好，但不必臃腫，里三層外三層，饒是金銀加身也累贅。《九月火車》總體讀來酣暢淋漓，但若干部分仍有阻塞感，這與小說枝葉處的“贅語”有關。

也許是考慮到市場，小說在一些用詞上稍顯“陳詞濫調”，折損了整體的文學品質。例如：“臉上仿佛凝結著一層霧，憂郁而深邃”“這是一個戀愛的季節，孤獨的人是可恥的”等，這些用詞既缺新意，也顯牽強。這不是作家的個別現象，當代青年作家，受制于市場與閱歷，在詞語的咂摸上有待提高。一部小說的高低，有時就看陳詞濫調去除的程度。有些形容可以，但就因為別人用多了，它的光澤便也腐朽，你再用就輕易了些。這一點是周朝軍需要注意的。

另外，小說的結尾也值得商榷。雖然邏輯上可以成立，但通篇讀來，仍令筆者感到刻意，細細思之，小說的悲喜轉折仍可斟酌，因為缺乏分寸得當的鋪墊，突然襲來的悲就顯得突兀，進而影響了整部小說的情緒遞進。

野望

一次飛翔

瑕不掩瑜，《九月火車》仍是一部可讀性強的小說，更重要的是——它有更深刻的關照。一部優秀的小說，可以將作者的“私我”與千千萬萬陌生人聯系起來，讓小說不再只有“我”，不再只是個人的孤舟，而恰好成為時代的十字路口，時代的共同經驗在此重逢。這樣的作品才有可能觸發普世的關懷。要寫出這樣的作品，必須對時代有足夠敏感，也必須跳出自己的小確幸，感受他者與這個世界的溫度。在《九月火車》中，周朝軍寫下劍鳴、鹿鳴的成長史，通過他們的成長，我們這個時代的身影也在漸漸露出，城市化浪潮、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等，這些不陌生的詞匯，也是時代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九月火車》包含它們，這絕非虛筆，它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文學觀。文學，不只是為了文學，還可以有社會的擔當和對人的關切。

周朝軍說：“一個有野心的作者是不該站在前人的背影里寫作的。”他喜歡路遙，但斷不會做什么路遙第二，周朝軍正處在一個寫作生涯的關鍵期——擺脫前輩陰影，自己野蠻生長。每一個新作者或多或少都有過模仿期，但他們要更進一步，就必須樹立自己的風格。閱讀周朝軍的早期作品，你讀得出他的模仿，但以《九月火車》為標志，他在嘗試琢磨出自己的語言風格。甚至，當我們將《九月火車》與周朝軍的短篇結合，我們會發現他在經營著自己的文學世界，一些人物在不同小說中穿插，如“賈先生”，他已經在《山東毛驢與墨西哥舞娘》和《沂州筆記》中登過場。可以預測，未來會有更多人物多次出現在周朝軍筆下的“沂蒙”。當一位作家找到自己的文學坐標，他的寫作即可翻開新的一頁。

如果說小說家由淺入深的創作像一次長途起飛，那《九月火車》就是一次令人驚艷的試飛表演。周朝軍即將三十而立，但對于寫作這個行當，他足夠年輕，將來，這位飛行員能夠去到多遠，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