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期，省作協舉辦了2017年廣東省文學創作專業繼續教育培訓班。在培訓中，關于文學的理念和各自的創作經驗，學員們各抒己見。以下為部分學員的心得體會（上）。

“立心”與文化使命

□皮佳佳

作為一名寫作者，我正越發陷入一種無所適從的境地。寫作雖然常常是一種無意識的自發，但寫作者心中必然有一盞明燈，“我為什么而寫作”？有時候，我覺得寫作是為了抒發心中逸氣，而更多時候，我覺得寫作天生擔負有文化之慧命。

在這個時代的文學寫作中，正彌漫著一種詭譎的虛無之煙。一提到使命，仿佛立刻走向了寫作的對立面，走向虛空的無價值聳立，走向龐大敘事的諂媚，仿佛只有一幅冷峻的筋骨，故作清高的自我呻吟，才是屬于文化的本來使命。

我禁不住要問，此心為何而立？難道“為天地立心，為生命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只是先賢的一句口號，早已成為歷史的塵埃，連提及都是一種恥辱。

什么時候，我們走向了徹底虛無。也許文學真的被虛無的毒蛇咬傷了。

于是文學語言的時髦成為“死了”，上帝死了，哲學死了，文學死了，作者死了，讀者死了。

這一切只是非正常死亡。

在西方基督教背景下，“上帝死了”，乃是指傳統形而上學的終結，或是彼岸世界那強大價值體系的崩潰。于是，才會有后來的“沉淪”、“被拋”，才會重新在存在者的角度上去探求人的存在。而在我們民族的文化體系里，本來就沒有兩個世界的設定，沒有對彼岸天堂的向往。我們最珍貴的，就是對這個世界的肯定和堅守，這也就是錢穆先生所說，“中國文化雖不創生宗教，卻有最高的宗教精神”。我們本身已經擁有如此高妙的文化，我們有必要跟在別人背后亦步亦趨嗎。

可是這種概念的隨意使用卻隨處可見。很多作者總在文中不斷追問所謂存在，接著否定一切價值，把目見的一切列為生存的荒誕。然而，將神圣等同卑賤，將價值呵斥為徹底虛無，難道就能顯示特立獨行的高明?而這些倡導虛無者，在真正的現實面前，又是生活的怯懦者、利益的汲汲追求者。如果寫作者對本有的文化不負有這樣的擔當，也對不起自己的文字。如果我們的生活已經足夠虛無，為什么不能在虛無中重新站立。經歷無數虛無的唾罵后，很多人還在繼續著追求意義，這也就是中華文化雖九死而猶生的原因，就是我們還負有意義的擔當。所以中華民族的文化雖經歷衰微，但始終踏浪擊水，綿亙而存。

而否定是什么？否定一切，也是在訴說一種價值。這牢騷滿腹，本身就是生命的掙扎。只有將虛無也否定了，也許真理，就如遠方的地平線，黃沙彌漫過后，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逐漸在眼前清晰呈現。

每個個體生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偶然的、有限的、易滅的，亦如佛家所謂的“蕉葉、晨露、伊蘭水沫”。然后，正是對這種個體毀滅的恐懼，讓我們更能觸及一種大的生命體的生生不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這一體中，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乃至一切塵埃與空隙，都在這大化流衍中體會天命，體會生命本身的力量與堅定。

人之為人的價值在此刻也無比明澈。如果只有這一個世界，那就堅定地站在大地上，因為人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連接了過去與未來的繩索。人的價值就是在現實實現超越。虛無，不過是半途的一聲小小嘆息。太陽之所以成為太陽，乃因為本身具有圓滿的光輝，更因為，太陽會流溢它的光輝，將光明帶給山川河谷。

互聯網紀元的個人文學表述

□黃愛東

隨著文學創作實踐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我們的學習、我們所從事的工作，對我們個體生命而言，首先是一種自我教育。一種創作理念的形成，一種創作技術的純熟，一個作家人格的完善等等均倚賴于一種自我教育的完善程度和成熟能力。

?誠然，生活本身是最偉大的教育。作為一名創作者從生活中汲取養分、獲得智識，培養和發展自己的理性和德行。閱讀、學習、傾聽他人的教授和言談都是后天的教育。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下，知識呈爆炸式的分享和傳播，如何獲取有效的信息，在冗雜、過度的信息資源中如何甄別，祛除遮蔽祛除魅惑，也是人心智能力的體現，更是人在不斷進化中自我教育實現的重要一環。

博爾赫斯說，“我寫作，是為了流逝的歲月使我心安。”流逝的歲月意指有涯之身的短促，而創作使我們獲得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加持久的生命力。每個寫作者在流逝的歲月中理應反復向自己提問：我為何寫作？每個階段的回答會不盡相同，這是創作者的成長所致，也是其自我教育的結果。唯有自我教育，人才可以不斷更新自己，在不斷變幻流轉的社會和時代中擁有一顆“恒心”，擁有一種持續完成自我的勇氣，保持著辨識和理解時代、體恤人心的能力。

對于創作者而言，文學和藝術創作本質上都是為了完成自我，在更大的限度上拓展人類生命和才能的極限，實現更高更純粹的生命價值。“不經審察的人生不值一過” ，這種審察，包含著人對自我的反思、對生命的察覺、對人世的理解、對廣大世界的一種探索和渴望——這是一種自我教育的綜合能力，也必須有堅定和篤實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作為支撐。一個作家的格局和視野，他的能力和局限將全部由這種自我教育得以呈現、遞進和深化。

一部偉大的作品背后必定站著一個偉大的人；我們能感受到他的心跳、他的閱歷與智慧，他的人格與魅力。一部作品的完成就是一個人一個部分的完成，那些被我們記取的高貴精神、理想、思想的火光是人心最耀眼的部分。一位創作者像打磨原石一樣打磨自己的靈魂世界，傾注心血沉浸其中，將自我與作品融為一爐。這個過程既考驗著作家的心智、才華與天賦，更考驗著作家不斷成長的需求和付諸實踐的決心和能力。每一個作家都在挖掘屬于自己的那一口井，只有不斷拓展自己的邊界，不斷往深處掘進，才有可能安放和發現更多的可能性。有時會遇到深不可測的地下河，有時是緩慢滲出水滴的石壁，有時通向無垠的大海……

一個成熟的作家不是一成不變的作家。成熟作家更重視“求變”的可能。當一個作家擁有相對穩定的創作素養，他將更多的目光投注于理解時代和歷史、世道人心、人類共同的命運……他會理解自身的匱乏與局限，也會具備“人間深河，你我都在其中”的悲憫和同理心。這才是一個創作者在以一個“人”的口吻發聲，以一個“人”的立場在寫作和思索，又以一個“人”的存在佐證著“人類存在的實證”（危地馬拉詩人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貢語）。萬物之逆旅，百代之過客，人類的自我教育不僅要讓我們理解生命所能橫亙和超越的程度，更應讓我們理解我們的“有涯”與“不能”。有這樣的理解才會懂得敬畏、才會有“不忍之心”，這些“有所不為”，對于一個從事創作的人而言，我想也尤為重要。

在今天這樣科技資訊時代，人的自我教育可以通過諸多方式來實現。但是，信息過量、知識碎片化等情形又使得人的自我教育存在著諸多干擾和困難。作為創作者，內心的理想需要足夠的意志來對抗諸多消磨與誘惑，我想，這也是一個人得以完成之途——一項宏大工程的建筑決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決非一路坦途。

作家，給自己一個精確的定位

?徐東

一直在做編輯，從國家級大刊，做到市區級報紙、街道內刊。我對不少作家的作品有過比較，這大約是好的，但比較得多了也不利于確定自己寫作的路子。現在看來，盡量不要跟眼前的，身邊的人去比較，那沒出息。

一位好作家，首先得在精神上，內心中強大起來。強大起來重要，也可以說唯一出路是認識自己。你在某個地方，能活成什么樣，有可能能寫成什么樣。劉亮程在新疆那樣的地方，寫出了《一個人的村莊》，有了自己的敘述語氣、文本，成功了。他的成功與生活的環境有關，但同在新疆生活的許多作家也就出了一個劉亮程。再說一般人也不會為了寫作，刻意去偏遠的地方去生活。不是太有那個必要。好的寫作，一定是要內求的，而不必太在意外在環境。在繁華北京的作家，和在小縣城，小鎮子上生活的作家，都可以成為大家。關健還是看作家自身，他是否認識自己的能力，運用那種能力去寫出一篇篇，一部部佳作。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一批作家趕上了好時候，他們成名成家的時候全國的老百姓電視機都還很少，還沒有幾個人用手機，文學還是人們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即便是那樣，寫作的人很多，真正成名成家的也不在多數。事實上八九十年代出名的作家，現在來看仍然是很強大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還沒法和他們比。那樣去比較也沒有意思，時代不同了，寫作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了——再過三四十年呢，你還真不好斷定誰寫得好，誰寫得不好。比較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幫助自己有個相對明確的定位——但一不留神，也很容易使人迷惑，不自信。

作家寫什么與他的生活，知識結構、性情有很大關系。對于作家來說，也一定有條專屬的路子適合他，使他功成名就，名揚四海。選擇精確的路子是困難的，很多作家寫了很久，讀了很多名著，卻并未能真正知道適合寫什么，朝哪個方向努力。有些人清楚卻也沒有去走最好的，適合的那條路。因為寫作這位神，對作家提出各種各樣的條件，你若不能一一滿足，只能說明你的“綜合素質”不夠，對生活，對藝術缺少了積極的，執著的態度，缺少了對知識，對自我的有效梳理。沒有誰隨隨便便成功，這歌詞很棒，說出了半個真理：成功是與可以給你成功的神仙做朋友，你夠不夠格呢？如果不夠，那么好，繼續修行吧。

從鄉下走進城市，我最初的生活是懷著文學理想的不斷漂泊。不積極學習和工作很難在城市中生存發展，缺少敏銳的感受力，不思考，不去寫，也很難成為作家。我也有很大的問題，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在過著“文化”的，閱讀和寫作的，在比較和思考的生活，這使我與現實生活保持了一些距離，顯得所過的生活過于單調乏味，很不利于出好作品。但想起《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普魯斯特，想起一輩子生活在圖書館的博爾赫斯，想起做為小職員的卡夫卡，以及早逝的海子、芥川龍之介，我又確認自己缺少了寫作的天才，或者純粹而強勁的自我。是不是天才另當別論，是不是活得自我——或在寫作中有強大的，不顧一切的自我，確實很重要。

談到自我時，許多作家都不夠有自我，有的干脆選擇了擁有假自我。擁有假自我的也可以獲大獎，發名刊，可以出全國的大名。無論如何他們在眾人眼中的成功是個事實，不必否認。我要說的是擁有真正自我的作家，他的那種自我會被信息化的，加速發展的大時代，被時代中的形形色色的人所影響和包圍，很容易被分崩離析，很容易使他糾結于自我，無暇旁顧。一句話：他們太在意了，太不識時務了。

我就這樣，相信不少還不夠成功的作家也這樣。這是嚴肅卻不夠聰明的，這是認真卻不夠得法的，這是善良而不夠有力的，這是有心而不夠有腦子的，這是有真情而不夠理性的。任何時代，任何人都會被影響，被改變，但對于真正的智者和強者來說，如果要想對這個世界愛得更深，他必須得克服那些不利于他成功的因素，從沒有出息的，無聊的，喧鬧的，物質化的眾人之中脫穎而出。這是一種非凡的能力，可能也有些幸運的成分，但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人越努力越幸運，越聰明越幸運，越執著越幸運。成功的，是幸運的。向真正的成功者致敬，這是必須的。向真正的大師學習，這是必須的。而人最好的老師，是自己。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也在于自己。

結合我的寫作體驗以及對寫作的一些認識，基本對自己有了一個定位。四十歲再出發，似乎也不算太晚。魯迅，汪曾祺，吳昌碩，齊白石等等這些大器晚成的人給不是少年成名的大伙兒做出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文學創作及自我教育

□馮娜

在資訊介質由紙質過度到智能手機觸摸屏的這個科技革命紀元，置身全民分享視覺分享一切的社交網絡，眾生百態親友喜好，無不逼近眼前。

對于以文字寫作為嗜好乃至職業的人來說，這是最大的壞事，也是最大的好事。

壞事也許是，隨著資訊載體介質的改變，人人均可發聲，眾聲喧嘩，原本傳統媒體擁有的平臺優勢不復存在，這種優勢原本是具有著相當的壟斷性的，技術革命一來，全部重新洗牌，群雄競逐充分天下，依托于原有傳播平臺的作者們必然需要重新適應，原有的表述內容方式和習慣，也面臨著是否重啟的選擇。

智能手機紀元的到來，同時也意味著是由手機用戶們自主選擇資訊，而不是以往的由主流媒體投喂資訊。

由此回頭看向我們這代人的來時路，個人對此的看法是：從前的報刊雜志制作及操作流程，實際上有相當強的精英貴族屬性：由主編而至編輯，而至記者作者，大都是都市中歷經教育篩選而出的專才，其視覺其看世界的角度，都屬智識和知識層面。也許很多年后，也許就是現在，我們會說，曾經的年代，是有繁盛的紙質報紙和雜志，非常奢侈，就像更早年代時的羊皮書和竹簡，非普羅大眾所有。

而美國大選是擅用互聯網社交賬號發聲和拉票的川普，勝出昨日世界知識精英的完美代言人希拉里，大致上亦可看作是某個新舊世界交替時，一幕意味深長的特寫片段。

對于以文字寫作和創作為最大嗜好，處于新舊世界交界的我們來說，也許最不好的事情，是過往我們累積的經驗值，通過的關口打過的怪物，也許會在新世界的新系統新界面上，全部被格式化，被歸零，你需要重新適應，從頭再來。

乍看起來，多少讓人有些惆悵。但如果再想想當年用紙筆寫下的文字，或者，說一句現在流行的不忘初心，那么最早時候，也不過就是用紙筆寫下和分享對這個世界的生命體驗，用文字構建自己的茅草小屋、后花園，或者宮殿。果真如此的話，那么新世界的到來，就是最好的事情。

智能手機閱讀時代的到來，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更真實的世界：人們在可以自由選擇無限選擇的時候，他們的閱讀愛好可以劃分出如此之多的類型，而且可以繼續接近無限細分下去。再小眾的愛好，匯集到網路之上，都是浩蕩的一群。你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你特別容易找到同好。

說起來本人是文字控，面對具有文學氣質的文字表述時，會更為偏好和由衷喜悅。在網絡時代到來時，如何對自己的文字和作品有自我要求，完全是個人的嗜好、理想和選擇。

有人選擇傳播率高的寫法，有人選擇既有傳播率又顧及文字水準的寫法，有人選擇只寫自己愉悅的文字。

個人的想法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性，確是一直有著不可完全言說的密碼和標準。

本人大學所習并非文科，所以這次的文學專業繼續教育面授課程，我聽得相當有興趣。

在周建平老師的《文化軟實力與文藝使命》一課中，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句：軟實力就是，看誰的故事贏，而不是誰的軍隊贏。

顧建平老師的《自媒體時代文學何為》，講得相當推心置腹，本人坐在最后一排，聽完覺得有點像找到了同謀。

網絡時代的個人文學表述和分享，在貌似人人都有表達途徑和平臺的新世界里，也許更接近世間萬物參差多態的真相。

最好的事情或許是，可以更純粹地讓文學回歸文學，讓文學更加文學。

“深圳”的饋贈

□畢亮

大約是2010年，我參加一位朋友的婚禮，場面熱鬧、盛大。在那繁華、喧囂的氛圍里，我想到另一位結婚卻沒有操辦婚禮的朋友，以及半是憂傷半是甜蜜的深圳往事。

十四年前，我從湖南來到深圳，至今記得那個夏天的溽熱、硬邦邦的臺風、潮濕的雨水。記憶里沒有抒情，惟有初入職場年輕人的窘迫、惶恐與不安。十多年了，深圳生活仍然時不時地令我驚奇，高度的現代性，蓬勃的商業環境，崇尚競爭、崇尚速度，鋼筋水泥的叢林法則扼殺了諸多天性，譬如童真、樸實，真誠，人心一天天冰冷、“硬化”。我們不得不、不斷地做出讓步、妥協，學會接受。?

我時常想，我和我的同齡人，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時代里？所有人都在向前奔跑，慢了生怕掉隊；信息越來越豐富，價值觀卻越來越單一，物質至上……作為一個存在于現實中的個體，我常常感到困惑，也陷入“影響”的焦慮，內心認定的路與價值，是否該堅守和堅持。

就在我為內心的糾結感到不安臉紅時，我會想起另一個超然于現實之外的朋友，他淡泊物質，忠于內心。某天，我們坐在星巴克聊天，他談起生病的父親，為節省每天50塊錢的住院費，暴熱的夏天，他父親住進沒有空調仿若蒸籠的病房……他忘不了躺病床上干瘦的父親慈眉善目看他的模樣，目光溫暖、寬厚。那一刻，我想到了自己年邁的父親、母親，內心兵荒馬亂。

我又陷入了困惑。

從故鄉到異鄉，從湖南來深圳的十多年，有兩個“我”在生長：一個在現實世界，一個在虛構的小說世界。坦率講，我不喜歡現實中的“我”，規矩、冒似有教養、假裝體面，似一只籠中獸、圈養的家禽，看不到可能性；我更珍視寫小說的“我”，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寫絕望的故事、寫溫暖的故事、寫絕望與溫暖交融參半的故事……那個“我”是莽林里的野獸，看不清來路，看不到去處，充滿了未知和可能性。

克爾凱戈爾說：“世人眼中的大事，在我看來毫無意義；世人認為的屑小之事，對我而言卻是異常重大。”我喜歡寫日常和瑣屑之物事，寫小說時，我更愿意把自己當作偵探，去發現人物細微變化的表情，留在桌面指尖的紋理、水杯上的唇印，探索晦暗不明的空間和旁逸斜出的枝節……當讀到卡佛、耶茨、奧康納時，我感到相見恨晚，在卡佛、耶茨筆端，個體的茍且、不安、躁動、妥協、隱忍，懸乎于生活角落的微塵，全部登堂入室，成了撼動人心的小說；而奧康納，她更大膽、放肆，拋開了道德的束縛、習俗的禁忌，探索人性的幽暗與復雜。閱讀過程中，許多個瞬間，我感到自己被捆綁的手腳得到解放。

有一天，我突然想寫一個人感受到的文學的“深圳”，寫在深圳的不安、困惑、焦慮、希望和絕望……這是深圳或說時代饋贈給我的富礦。但，夜深人靜時面對“深圳”，我卻無從下手。幸好，遇到了德國畫家霍爾班，他幫我找到了敘述的切口、角度。《使節》是霍爾班的傳世之作，在這幅充滿暗示的畫中，霍爾班以變形的手法隱藏了一枚骷髏，正面看不出是何物，只有從左側斜下方或右上方以貼近畫面的角度才能辨認它的原形。這幅畫符合我對短篇小說藝術的理解：結構于簡單之中透著復雜，語言曖昧、多解、指向不明，人物關系若即若離，充滿緊張感和神經質式的爆發力。

書寫深圳題材的小說時，我意識到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表達真實的方式和敘述的路徑，我想做一名“在場”的作家，以文學、以小說的方式呈現變革時代、社會轉型期個體的精神困境，選擇與放棄，得意與失意；以小說文本讓后來者記住，我們生活的城市——深圳，曾經有一批墻角下的生命，他們的抗爭與抉擇，他們的動蕩與心安，他們希望與絕望……

這是我理解的文學對個體、對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