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云簡介

當代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廣東省作家協會散文創作委員會副主任，一級作家。廣東省第十屆政協委員，曾任《作品》雜志常務副主編，廣東省作家協會組聯部主任。曾經在河南省文聯、廣東旅游出版社工作。

長期從事思想隨筆及散文寫作。

2006年在《花城》雜志開有一年思想隨筆專欄；

2009年、2010年、2011年連續三年在《鐘山》雜志以“事物本身”為題開設專欄，廣受讀者注目及稱贊。

其思想力度與語言美感深受讀者好評。

●出版著作

1.《艾云隨筆——女人自述》（上海知識出版社）

2.《細節的四季》（廣東旅游出版社）

3.《赴歷史之約》（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4.《欲望之年》 （百花文藝出版社）

5.《理智之年》 （陜西教育出版社）

6.《此岸到彼岸的泅渡》 （敦煌文藝出版社）

7.《逃出歷史》（江蘇人民出版社）

8.《哈拉在敘事的風中回顧》（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9.《藝術與生存的一致性》（河北教育出版社）

10.《南方與北方》（廣州出版社）

11.《用身體思想》（江蘇人民出版社）

12.《玫瑰與石頭》（北京大學出版社）

13.《尋找失蹤者》（廣西師大出版社）

14.《丹青為伴寫煙霞》（嶺南美術出版社）

●曾獲獎項：

1.散文集《艾云隨筆——女人自述》獲第九屆廣東新人新作獎

2.《南方與北方》《赴歷史之約》獲第二屆中國女性文學獎

3.《用身體思想》獲第七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

4.《黃金版圖》獲第三屆“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

5.《誰的個人悲傷》獲2015年度華文最佳散文獎

初識艾云

初識艾云，是1990年的秋天，那時艾云在鄭州《莽原》雜志社工作，她和當時在河南省文聯工作的王鴻生、耿占春一起，時常到鄭大魯樞元教授的文藝心理學教研室，給我們幾個研究生授課。記得我第一次坐在那個只有幾張課桌的教研室里，聽他們講西哲中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那陌生至晦澀的語境，讓青春的我，在自己熟悉的語境和生活里，找不到可連接之處，莫名地成了一個失語和經驗斷裂之人……

記不清那天艾云是否講了這個話題，只記得艾云帶給現場的視覺理想——她穿著葵黃色的燈芯絨夾克，眼神有種飛揚感，整個人掙脫盡了凡俗的痕跡，散發著審美和藝術的光芒……討論時，她切近、溫煦地望著我們，以極其誠懇睿智的方式，鼓勵我們發聲，引導我們如何發聲……很多年以后，回想這最初的一課，以及很多類似的學術場景，方感抽象的大話語都已沉入忘川，留在記憶里的卻是一些或觸痛或溫暖內心的感覺……多年來，走在我前面的艾云，帶給我的，或者提醒我的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入思之正。作為一個思想型的寫作者，艾云尊重的是生命倫理——對各式生命經驗和常識的尊重，從生命的感受性和復雜性出發。

艾云曾說，寫作、生活，一點都不能偏的。人最終完成的是一個美的造型。艾云寫作的出發點，很像她一本書的名字《為自身和歷史》。

拯救從自身開始

艾云的寫作始于對個體肉身之人的追問，沿著個人生存的真實情狀而展開，在對自身的欲望、罪感的施洗中，對有限性時間的深刻體驗中，找到她要說的真和準的話。艾云一再強調：不管是感性或是理性的文字，都應該建立在個人經驗的基礎之上。“沒有我們對內與外感知的素樸真實，我們的所講都會空洞。”（《理智之年·自序》）“真正的語言，潛伏在你生命的深處，在你為之戰栗、祈盼或者是懺悔的迷亂時分。”（《此岸到彼岸的泅渡》）拯救從自身開始，這使艾云的聲音一開始就有了可信、可感之處，不是宏大道理的代言人，卻梳理和提升著個人和公共空間的精神質量。

艾云在不同時段的著述，《艾云隨筆·女人自述》《細節的四季》《此岸到彼岸的泅渡》《退出歷史》《南方與北方》《欲望之年》《理智之年》《赴歷史之約》《尋找失蹤者》《玫瑰與石頭》《我的痛苦配不上我》等，都帶著她一貫的求真求復雜性的思之風格。

當代中國學界習慣于宏大敘事，習慣于對西方理論的闡釋與演繹，卻忽略了對自身的打量、拷問以及負責。而艾云總是從對自身經驗的追問開始，她既迷戀現世的細節與美好，又努力發現復雜與斑駁的真實，由此窺見深淵——歷史的、人性的、文明的、藝術的真正脈絡。

在早年《細節的四季》一書中，艾云就寫道：“女人的通體靈慧才是杰出。她不忽略細節，她的領悟是由日常方面開始，而不是大而無當。”她認為，身心都明媚的女人才能給世界以鼓勵。出場明媚的艾云，背后卻有那么多著述，這使朋友們不得不相信，艾云真的很勤奮。不僅是勤奮，而是悟透了寫作和生命之間的關系。

在《理智之年》（1999）里，艾云對生活的界限、表達的終極、倫理的方寸、閱讀的提防、文人的處境、藝術可能存在的方式、藝術家的生態與心態、罪與罰、有信與無信的生活等進行反思與梳理，探求著世界的意義和人類本質的神秘通道。

《赴歷史之約》（2000），艾云寫了六位歷史上的女人：耶拿小組的夜鶯卡洛琳娜、斯達爾夫人、阿赫瑪托娃、漢娜·阿倫特、波伏瓦與薇依，她們大都具有強烈的感情，有對嚴肅事物不倦迷戀和對神秘世界探究的熱情，她們以心性、語言的力量，改變著世界原本蕪雜鄙陋的場景。艾云描述了由這些獨異的女人構成的歷史真實。誰能承擔起對歷史的擔當呢？艾云追問著。

《用身體思想》（2003）這本論著，寫的是作者一生要面臨的驚恐、譖越、匱乏等問題——“時間：就從恐懼說起”，“詩性：譖越的理由”，“本質：致命的原創性”，幾種寫作匱乏形式，尋找持久性的寫作力量等。這是一個在途中的寫作者，迎著時光的利刃，低聲吁問與追尋：誰來拯救個人的感受性？

在2007年，我們曾做過一個三萬字左右的談話，后刊發于《作家》雜志。當時艾云講到：我追問自身，也不是我自身有多豐富，但是我知道每個人都是有豐富人生的，畫家米羅說，給我一粒塵土，我就能看到大千世界。學會從這一點開始，追問我與他人相遇的關系。在人們很風光的時候，我一定要潛心下來，洗養自己的血液。我其實是感謝寫作的，寫作幫助我，讓自己的壞心情不那么壞。

這種入思之正，使艾云的寫作越寫越大氣，由命運到命運感，由日常情境到歷史情境，在對于自身經驗和整體性生活的反省與追問里，對自身和歷史負責。

艾云寫作的現代性

在艾云這里，古典與現代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面。

1992年，艾云調離鄭州到廣州。我曾去過她不同的住址，都有些驚訝的發現，在充滿艾云風格的家里——古典又現代，細節而唯美，幾乎看不到艾云正式的書桌，好像她隨處都可以寫作，不用電腦，隨手記在紙片上；卻在陽臺上看到了很多知識女性沒有的腳踏式縫紉機和洗衣搓板，處于常用的狀態。艾云曾說，其實自己就是勞動婦女，勞動時，你的血液就流暢，頭腦也會清醒起來。諸如此類的道理，艾云說出來，會讓你信，因為明媚的她自身就是證明。

其實，艾云的每一本書都是在多年札記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都經歷了漫長時光的打磨，只是在這一年艾云把它清理出來了。艾云的這種札記式寫作，源于此時此刻自身生命和思想的需要，和這個時代的很多功利性寫作很是不同，她不受文壇的任何影響，這么多年來，艾云似乎一直在她獨立的語境里寫作。

因為艾云對于經驗的尊重，使得她的寫作帶有難得的直接性和生動性，她從萬般頭緒中扯出的那些問題，都連著我們極敏感的那根神經，無論是個人生活的，還是國家政治倫理的。事實上，雜亂經驗的清理俯瞰，不是憑善良的愿望便可去做，它要求有整體生活高度、有綜合美感者方可。艾云多年來向著美好聚神的生活，為這寫作做好了心理準備；還有就是艾云多年來的西學研讀背景，使她的思之參照系在人類生活的大背景中，在人類文明的巔峰。這使她具有了整體生活高度、綜合美感和獨異的智性，當然還有艱苦的勞作，雖然已不是僅靠艱苦勞作就能完成。我想這應該是現代性寫作區別于農業時代寫作、知識性寫作及功利性寫作的一個標志，也是深度寫作的一個標志。因此，艾云能夠對現代性語境中歧義紛紜的問題或話語作出更人性的理解。如：2006年始，她在《花城》推出的“艾云專欄”，2009-2011連續三年，她在《鐘山》的“事物本身”專欄，那些或許在之前我們有所知的人與事，由于引入了愛，更由于艾云的理解力以及自我拷問與掙扎的痕跡，都顯示出了被分析的價值，都被她分析與描述出了新銳的內容。這些文字后來結集為《尋找失蹤者》和《玫瑰與石頭》。

《尋找失蹤者》(廣西師大出版社)，《玫瑰與石頭》（北京大學出版社），巧合在2013年同時出來，這兩本書，呈現了艾云近年來思想的高度。《在尋找失蹤者》一書的腰封上有這么一句話：“艾云式的女性思想者，在西方有阿倫特，而在中國，則很難找到可并論者。”在思想的方式上，我認為，這個贊譽并不夸張；而艾云卻說，她要把印有這個推薦語的腰封去掉，才能送朋友，她說這話時的神情，讓我感到她的嚴肅，她實在不想讓她的書帶上任何附加的光環。

作為艾云近30年的朋友，我看到了她怎樣在文字中前行。艾云在《理智之年》（1999）中寫過：在經歷過刻苦訓練的人那里，才知道人之立身的根本在于不胡言亂語，而要保持純粹知識探討中的孤冷、禁忌和敬畏。不經過專門知識訓練和鍛打之人，大多只能是浮光掠影中的一個燥物，是一個見風即燃的具有某種燃燒毀滅性氣質之物……一個進入不了科學與理性的民族，到頭來很可能會是一個人的思想自由代替千百萬人的思想自由，任由這個人握有對他者絕對控制的權力，某種極權主義的基礎同這一切不能說沒有關系。

艾云曾告訴我，《用身體思想》（2003）一書寫作的初衷，是想發現女性主義寫作的意義。由于炒作，也由于一些女性寫作者自身的表演等等原因，女性主義寫作、身體性等不少嚴肅的話題都被戲謔化了、被誤讀了，艾云以對真相的尖銳判斷力，把紛亂的經驗向嚴肅事物升騰的能力，對具有高度玄想能力者如海德格爾、克爾凱郭爾、韋伯、德里達等人思之道的徹悟，對非凡同類如茨維塔耶娃、阿倫特及當下一些女作家的反省，直抵女性主義寫作的神秘內核。艾云在“跋”里寫道：“關于這本書，我不想正確只想盡量準確。看寫作是如何像毒素一樣侵襲了我們周身。”“探討女性寫作，其實是探討普遍性，我們都沒有道德優越的特殊身份。”艾云從來沒有給兩性的命運劃界，她一直在尋找合作，她進入靈魂深處、智力內部、身體內部，維護和發現人的復雜性體驗。一切經驗哪怕是傷害經由艾云的目光，便沒有了一點毒氣。

在當代寫作中，艾云寫作的這些維度，這些思想的真與深，呈現著罕見的現代性、啟示性與前瞻性，它警醒和呼喚著我們看見自身的問題，看見這些問題背后的社會性和觀念性因素。

借用杜尚的那句名言，你的生活就是你的代表作。艾云的寫作為什么能夠如此?也許因為她沒有受到諸如時代、時潮、文壇的任何裹挾，她獨立地思想著，她迷戀生命之間的愛，迷戀嚴肅的事物，向著非功利的方向生活、思想與寫作……

她的寫作如她的生活，或者說，她的生活如她的寫作，既美好又超拔，一如她帶給我的最初也是經久的印象。

艾云的新著《我的痛苦配不上我》

在艾云的思之歷程中，可以明白她為什么會寫《我的痛苦配不上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這樣一本書。這些年，艾云心痛地經歷自己的文友如萌萌、余虹的英年早逝，看到或近或遠的一些朋友被疾病擊中，她自己也曾因早年的不易生活積攢下身體的不適，經歷了幾年持續的中醫調整……她注重經驗性的思之習慣，使她自然去思考身體這個載體是怎么回事，個人的悲劇性命運是怎么到來的，精神和肉體該是怎樣的互為……

簡單地講，《我的痛苦配不上我》，就是談疾病，談我們怎樣才能身心健康地活著?這關乎每個人。

艾云所談的疾病與健康，不是我們司空見慣的方式。一如既往，她在整體性的高度觀察中，談人們的習慣性細節和觀念。她談細節，容易讓人感覺和實踐；她談觀念，讓人認識到問題的本質在哪里，認識到中國人多年來的盲從和昏聵的生活背景。在這種背景里，我們對自己生活方式和習慣的種種不明察，致使每一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在我們的身體里積累下病根。觀念左右著生活的細節和習慣，細節和習慣關乎著我們的身心健康。明白了，你才不被裹挾著走，更多些掌握命運的主動性。艾云談到醫生和患者雙方布下的魔陣和陷阱——對醫療器械和藥物的依賴，尤其是抗生素的濫用。在大環境對你不夠負責的前提下，患者要學會找到正確的渠道，進行自我救贖。這救贖包括：暢通的脈絡、溫暖的空氣、普通的糧食、必然的勞作，以及由此帶來的充沛的血與氣。這看起來簡單，其實很難做到。

艾云寫到了蘇珊·桑塔格，這個寫了《疾病的隱喻》等著述的杰出女性批評家，把自身的疾病、受難體驗，轉化成文化現象，用隱喻之筆，寫成人類面對苦難時的普遍經驗，最后能夠說出，“我的痛苦配不上我”。她寫美得出塵的思想者萌萌，令人唏噓的今生今世。在《誰的個人悲傷》里，艾云寫她自己，討論的是困頓之家出身的人，其身體所患疾病的淵源。她發現，人擁有生存的覺悟和日常生活的智慧，學會自我呵護，對于個體命運是多么重要。而個體命運的好與壞，又構成了一個民族的歷史綿延。“身體屬于個人，又不僅僅屬于個人。因為當我們在昏聵中迷失時，個人的悲傷將衍化成民族的痼疾。”?

艾云說著大時代忽略的小細節，卻觸及著大時代的深切問題。這是艾云的一貫筆法。艾云說：“如果社會處在正常狀態，那頭腦清醒，懂得如何安排自己身體的人，才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日常，推及大的方面，這樣的人也才懂得制度的安排。”“美好的精神面貌，從來都是社會財富不可缺少的部分。”所有的小問題，在艾云的筆下，都和大問題相連。

艾云總在顛覆著習慣性的觀念，如她認為，“人的成功，不單指他獲得了怎樣的地位和金錢，還有他對身體、對健康的認知和擁有。”艾云也總在說出被各種大詞掩蓋的真相，如學界常把詩人學人的自殺看成是精神性事件，即便是涉及她非常珍愛的朋友余虹的自殺，艾云也不回避真實，“這一言以蔽之的超驗之語，于每個當事人是解脫，但對于后死者則是蒙蔽。照我們現在比較庸俗的說法，自殺，是陽氣降到最低點的無奈選擇。”艾云之所以說真話，是因為她想把自己悟到的這一切，惠及更多的人。

遇到這本書的人，或許從此會更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身體，在細節和觀念上改變自己，活得更健康、更明澈、更美好，再以此滲透和影響公共生活……或許我們的生活史、社會史就這樣悄然改善著。在這個時代，我們倍感文字的虛無，但分明又感受到文字撬開板結的生活的驚心力量，如思想者艾云的文字。

多年前，艾云曾告訴我，一個思想者，也許你不漂亮，但最后要風清月朗，淡定自若。這是一種最終造型吧。以此結語共勉。

?2017年初夏于鄭州

劉海燕，女，籍貫河南太康，1988年畢業于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1993年畢業于鄭州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魯迅文學院首屆青年評論家班學員（2005），中國作協會員。現為中州大學學報編審。

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國內文學刊物發表文學評論、思想類隨筆及散文作品，出版有：《理智之年的敘事》（入選中國作協“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6年卷），思想隨筆集《如果愛，如果藝術》。曾獲河南省“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首屆“河南省杜甫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