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文題看起來有些“玄虛”。何謂“南東西北”？宗璞四卷本《野葫蘆引》系列長篇小說《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是也。

宗璞是獲茅盾文學獎的女作家，本名馮鐘璞。宗璞出身書香門第，其父馮友蘭是眾所周知的大哲學家，其叔馮景蘭是著名的地質學家。宗璞上世紀50年代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60年代后長期在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中外文化的滋養使得她“腹有詩書氣自華”。宗璞的作品有小說和散文，還有童話和譯著。她算不得“多產作家”，卻是“多獎作家”，曾獲茅盾文學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散文（集）獎等等。

那年春節，我去給宗璞拜年。宗璞住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7號馮友蘭先生的老屋內。這是一座青磚黛瓦的小院，號“三松堂”。如今，房舍雖舊，仍能看出當年的格局：院中三棵松，室內萬卷書。宗璞不尚“家長里短”的閑聊，我與宗璞自然談起她的《野葫蘆引》。宗璞生活在我國高級知識分子群中，接觸了眾多的文化名家、巨匠，因此，知識精英是她創作的獨特對象。抗戰爆發后，她隨父南遷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八年。這便是反映中國知識界抗日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豐厚的生活基礎。她在書中生動塑造了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形象，深刻細膩刻畫了他們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讀宗璞的文字如讀《紅樓夢》，語言優雅蘊藉，有一種難以言表的文趣，一種獨特的風格。

說起來，宗璞的創作著實不易。在寫《東藏記》時，她已病痛在身，寫了七年，與疾患抗爭了七年。她曾有感而作了首散曲：“人道是錦心繡口，怎知我從來病骨難承受。兵戈沸處同國憂。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缽隨緣走。悠悠！造幾座海市蜃樓，飲幾杯糊涂酒。癡心腸要在葫蘆里裝宇宙，只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這亦正亦諧的散曲是她心境的寫照，反映了一個作家的生命價值、靈魂皈依和堅強意志。

一天，宗璞的女兒馮玨給我來電話，說“媽媽住院了。”我趕忙去探望。宗璞穿著病號服倚在床頭，因高血壓臉色潮紅。在問候中得知，最近她忙著趕寫《北歸記》，累著了，血壓高，頭暈。是呀，《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都已面世，只剩最后一部《北歸記》尚未完成，她著急呀。我勸她不要太拼了。她說：“放不下，小說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腦海里翻騰，揮之不去，不寫完睡不著覺。”我說：“從長計議吧，現在少寫點兒，是為了以后多寫點兒。”聽這話，宗璞笑了，我也笑了。我的笑是自己班門弄斧，有點不好意思，怎么在大哲學家的女兒面前“賣弄”起哲理來了。后來，宗璞在用藥問題上遇到困難，我又和鐵凝主席一起去找醫院商量，請求給予照顧。

去年春夏時分，宗璞突然腦出血，這次病得危急，在重癥監護室里熬了兩周，又住了三個月院。當時，宗璞曾悲觀地認為自己無法再繼續寫作了。可是當身體稍有好轉，她就又重操舊業，開始像蝸牛一樣緩緩地在格子里爬起來，恢復了每天早晨的寫作。寫一會兒歇一會兒，頭暈就去吸氧。有人問她，抱病苦耕的動力何來？她的回答很簡單：我有責任把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所想、所為記錄下來，呈現給現在的讀者。

又是一年春節，我又去給宗璞拜年。這時她已經搬離住了六十年的“三松堂”老宅，住到昌平的一個新建小區。宗璞告訴我，老宅已交給北京大學，作為“馮友蘭故居”，準備修繕后供人參觀。宗璞坐在沙發上，瞪大眼睛看著我，是在努力辨認。我知其不止一次視網膜脫落，幾經手術右眼保留了零點三的視力，左眼幾乎失明。我挪過去坐在離她最近的地方，向她問安。

她戲稱自己是“半盲人”，“用放大鏡也只能看清拳頭大的字，寫得很苦，進度很慢”。她說：“現在每天只能寫一二百字。不是手寫，是口述，別人幫助記下來，然后念給我聽，我再修改。”也就是說《北歸記》的寫作全部是由宗璞口述，記錄后由助手反復念，她反復改，這樣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磨出來的。看著她慈祥的面容和面前茶幾上擺著的放大鏡，不由心生敬意。這是用生命在苦吟煉句，每天百余字在腹中推敲，用寫詩的功夫在寫小說。與那些被市場牽引只講數量不講質量的草率急就文字相比較，一個如同陳釀的美酒、一個如同勾兌的汽水，文野高低自見分明。

面對宗璞，我想起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他雙目失明，身體癱瘓，卻在病床上歷時三載，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創作出傳世精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還想起了美國著名女作家海倫·凱勒，病魔奪去了她的視力和聽力，她卻以頑強的毅力完成了十四本著作，其中自傳體的《我的人生故事》被稱為“世界文學史上無與倫比的杰作”。奧斯特洛夫斯基和海倫·凱勒都是從小就刻在我們心里的最受尊敬的人。中國作家群中也不乏這樣“身有疾、志彌堅”的值得我們敬佩并為之驕傲的作家，宗璞是一個，史鐵生是一個，還可以舉出若干其他作家。

宗璞曾說過：“讀小說是件樂事，寫小說可是件苦差事。不過苦樂也難截然分開。”她還表示：“下輩子選擇職業，我還要干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