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好奇執著于日常生活的廣州人面臨非日常化的時代時，會是怎樣的情景。直到有一天讀到梁鳳蓮的散文《情語廣州》，竟有一種發現新大陸般的激動，她不動聲色地回憶自己的長輩在政治年代的生活，讓人體味到廣州人在時代風云下的努力與堅持，這在以往的廣州作家筆下是極少見到的。于是禁不住在給她打電話的時候特別地談起這一點，她告訴我可以看看她新出的小說《羊城煙雨》，這時候我知道她是認真的了，也明白散文“情書”式的表達已不能滿足她的需求，她要實實在在地表現廣州的故事與人物，她要切切實實地描畫出時代的影子，從學者的學理研究到散文的抒情描寫，而今是小說的豐滿演繹了。

《羊城煙雨》以兩姐妹的命運為線索，勾勒出廣州大半個世紀的面貌。與她以往的小說《西關小姐》、《東山少爺》相比，結構上并沒有太多的創意，但她地方志式的都市書寫方式及對孕育于日常生活中的廣州精神的挖掘與表達，都使這篇看似單薄的作品有了充足的分量。她的這種纏綿而細碎的書寫，就像走進市井小巷，于斑駁的路面和清幽的屐聲中尋覓時間的光影，歷數陳落在城市底部的佳釀，讓老廣州的精神如醉人的陳釀一般散發出濃郁誘人的清香。這種深入而細致的體味與書寫，非敏銳而地道的廣州人，是難以完成的。在她的小說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廣州幾十年的變遷，更看到了幾十年前廣州人在動蕩時代中表現出來的那種溫情與善意，正是這溫情與善意，讓廣州成為一個有溫度的城市，同時也讓歷史有了一抹暖色。

對于故鄉，我們以往習慣了言說鄉土，卻對城市作為故鄉之于個體生命的意義少有談及。莫言說“作家的故鄉并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童年乃至青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產物，其瞬息萬變的速度往往讓人忘記它的恒常，因此城市里的故鄉情懷與情結遠不如鄉村故土來得厚實而綿長。然而，當二十世紀的作家們站在城市的一端對鄉土頻頻回眸書寫故鄉的落后與破敗，今非昔比之時，城市中的作家也早已伴隨著城市的發展對舊城產生眷戀了，城市的急速變化往往帶給人更多的惆悵與不安。“很多事情都以無可奈何的速度被遺忘，寫下來似乎就是抗拒被淹沒的一種方式，我祈求很多有意思有價值的東西能夠被挽留下來，被存放起來，作為我們生存過、經歷過、甚至是感受過、被啟迪過的物證。”梁鳳蓮直覺地提出城市里的故土情結，以滿溢的情分書寫著廣州過去的歷史。

在小說中，梁鳳蓮不厭其煩地敘述著每一條街道的歷史，猶如勾畫出城市的筋脈一般，以地方志式的方式記錄每一條街道和每一棟建筑每一種吃食，循著作家的敘述，你似乎可以穿梭到城市的過去，而這也成為作家尋訪城市故土的一個路徑。如惠福路上的店鋪“什么東西都有得賣，有冰室，有柴煤店，有糧店，有雜食店，有五金店，有粥粉面店……旁邊的五仙觀幾乎被兩溜臨時搭建起來的房子淹沒了”。再如“華僑酒店是專門用來接待港澳同胞以及外賓的。廣州交易會期間是一房難求，而平時閑日則以回鄉探親的港客為主，大多是順路返珠三角四鄉時在廣州宴客逗留。”“第二次羅虹太太回來，住在人民南太平橋對過的老字號新亞酒店。那是民國時期仿西式的建筑，有大理石的飾面和雕花的卷檐，一根根羅馬柱撐起環廊圓拱的騎樓，在人民南和西濠二馬路口顧盼自得，很是威勢。朝前走就是珠江邊的西堤，拐個彎就是街景最似香港最熱鬧的地頭西濠二馬路了，”一般的讀者定會對作家這種地方志般的描述感到一種負擔，但于作家而言則如話家常，且有些樂此不疲，正如她講到西濠二馬路，是為了說明與改路一起存在的一種生活方式，“又是酒店飯店西餐廳大排檔，又有電影院舞廳酒吧，前面的大同酒家增加了駐唱的流行樂手歌星，門口總有人排隊等位，所有商鋪人流的涌動，總是從夜晚開始，這里是廣州的不夜天，這一帶的夜晚從不清凈。”而對于地方風物的吃食，作家更是以一種難以掩飾的興奮給予介紹：“好的面條選用上等面粉，用雞蛋按比例搓勻后，用竹升即擔杠反復彈壓，就會有吃起來的韌性，也就是彈牙的感覺。云吞面的餡要用鮮豬的后腿肉，按瘦八肥二的比例，這是爺爺說的，加鮮蝦仁、雞蛋黃、調料拌和為餡料，云吞皮則其薄如紙，一兩面團可以開出二三十塊皮，煮熟呈鮮肉色。云吞面的上湯，以大地魚、蝦子、冰糖熬制，食時先喝點面湯，對，先飲啖湯，然后再品嘗面條和鮮蝦云吞，湯底必須澄清透徹，鮮香撲鼻。這樣吃完，你一輩子都會最愛吃這種面，一世人都忘不了。”地方風物志的書寫滿溢著作家對廣州的熱愛，細致入微的日常回顧，則呈現了這座城市的風情，也讓讀者更真切地感受到老廣州的生活溫度。這種書寫方式與作家表述故土情結的方式緊密契合，她認為“城市的真相，城市的溫情與暖意，實在是細枝末節”。

梁鳳蓮《羊城煙雨》的價值當然不止是這種平常年代地方志的風物描寫，更在于對時代風云中廣州文化性格的發掘與表達。以往我們習慣于將廣州概括為“一座實實在在的平民之都，生活之都”，卻極少將他的平民性與生活性提到一種生命價值的層面。其實，廣州作為一個“最生活”的城市，其文化與哲學都蘊藏在不聲不響的日常生活中，他們于認認真真勤勤懇懇的生活中踐行著一種另類的“詩意棲居”：他們將萬物煲于老火靚湯之中，依天時而物盡其用；他們將人生的況味置于功夫茶的繁瑣工序中，于苦澀與甘甜里體察人生；他們熬制濃濃的涼茶讓身體肌理與濕熱的氣候和諧相處；即便是諸多吃食，他們都頗為講究吃物之本味。倘非不是地道的廣州人，很難咂摸出廣州人的生存智慧。梁鳳蓮作為地道的廣州人，一改廣州人行事低調的習慣，以學者的深刻和作家的敏銳，對深藏于廣州肌理的文化給予挖掘，在日常中尋索出生存的哲學意味來。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格的精神教育歷來占據主流，而對生命中的物質需求是持漠視態度，富貴不能淫、貧困不能移，伯夷叔齊寧死不食州粟等都是以人格的高貴與硬度抵御物質的誘惑。然而大部分人卻禁不住物質的考驗，這幾乎是一種最基本的動物本能，是生命本身的一種呼喚。所以在幾近畸形的革命年代，在人人餓著肚皮仍然高喊革命的時期，梁鳳蓮卻注意到廣州人的特別之處——他們尊重生命最本真的感覺，肯定了物質貧乏對人的摧殘不亞于精神的苦痛。同樣地吃憶苦餐，雨芊則在精神的苦痛深處更體會到了物質對人的摧殘，“我知道爸爸為什么會消失了，為什么會逃港了，身體的苦和精神的苦是一樣難熬的，腦袋受的苦是一種天天磨人的壓榨，而身體受的苦，比如沒飯吃，比如吃糟糠之類，那簡直是直接的受罪。我明白的，我們都不要太責怪爸爸。”（65）這種看似普通的問題實際上極為重要，甚至比上世紀八十年代喊出“愛是不能忘記的”還讓人深思，因為它挑戰的是以往過分注重精神層面的傳統。

與在革命年代肯定吃相同，梁鳳蓮還發現廣州人對穿有著自己的要求。在全國男女穿的一片灰暗，女性多把頭發剪成“革命頭”時，廣州的女性依然以一種精致保持著生命的一種自覺。雨媽在十分艱辛的生活中，時刻不忘記在細致的裁剪中盛放自己的心思，紓解被壓迫的神經，這種生命本能的自我調適卻蘊含著生活的真理。正如作家所言，“回望那個時段，整個國家都經歷艱難和波折的日子里，個人的一系列遭遇，也見證著歷史的變遷與更替。女性的生存技能，比如縫紉、編織、刺繡之類，也許不過是生活中的一些零碎，或者說是人類經歷中一些散亂的碎片，卻足以讓有此所長的女性，學會了以最大的耐心，以平和的心態去面對自己所遭逢的那一種人生，去以最大的勇氣和掙扎，在平庸中想象美、幻想美、接近以至親手去模擬著編織美，彌合動蕩的人生世事中的滄桑和人世的世態炎涼，去串織好自己的生活片段和人生記憶，并且用柔韌的生命力，對其進行修補和升華，這是多么大度超然的生命觀。”（262）與女性在一針一線中安放自己的生命不同，男性多的是一種變通與奮爭，如被時代拋出生活軌跡的蘇叔，就以能屈能伸的處世方式，在公私合營的非常時期也可以坦然地面對企業的巨變，順勢而為在黑市中小心經營自己的日子，爺爺幾經波折依然恢復了抗爭生活的力量，雨爸和久哥則是冒著生命的危險逃到香港尋覓更好的生活……他們每一個人都沒有因為生活之艱難而輕易地選擇放棄，而是隱忍倔強地和生活進行抗爭，“先活著先活下來才是頭等大事”是他們對生命的一種珍重。

正是因為廣州人對自我生命的尊重和對日常生活的肯定，使得革命時代的廣州也散發著日常生活的溫馨，少了劍拔弩張的戾氣與以革命為名義的變相欺壓。如街道主任陳姨，雖說她是從大工廠里轉過來的，根正苗紅，但卻一點兒不像以往作家筆下寫得那么兇神惡煞，而是一個菩薩心腸的鐵姑娘形象，“但凡碰上沖洗街道、滅蚊熏蚊行動、政治學習開會著急”她都是“把褲腳衣袖一挽，就整一個鐵姑娘女民兵的形象。”而“對管轄范圍內的那幾類分子，還是以教育為主，并沒有過人的刻薄或者刁難”。其他普通的鄰居街坊，也絕沒有斷絕關系乃至互相揭發的瘋狂，相反還會互相照拂。如小說中寫的“雨媽只要下班了回到巷子里，人就放松了，盡管家境如此不堪，可街坊們沒有歧視，亦沒有投石落井，彼此都是捧著自己的日子自己的飯碗好好地過、淡淡地過，彼此觀照，互享有無。倒是雨媽那一手女紅的手藝，剪裁補縫的能干巧手，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善待，她的肯吃虧肯幫忙，更是讓大家都對這個男人發落在外不在家的小家庭，接著男人又失蹤了沒音信的不幸，充滿了關心和照拂。”（36）“捧著自己的日子自己的飯碗好好地過”的一“捧”字，將時代的艱辛與個體的努力展現得活靈活現。

在殘酷的歷史面前，廣州人的堅韌與變通，他們的細致與溫情都成為民族精神的另一個向度，其尊重生命、努力生活的姿態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撫慰著人們受傷的靈魂。

梁鳳蓮作為一個本土文化的研究者，其創作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都有明確的“詩言志”的追求，即她要在通過文字淬煉出嶺南本土文化的精華，挖掘廣州文化的精神，記錄廣州的歲月。《羊城煙雨》正是其試圖“通過凝視的透明減輕命運的重負”，完成對城市故鄉書寫的重要嘗試。“我的寫作就在我出身居停的地方，那個祖輩人命定的城市，那個不是遠方的城里，不是城里的這個角落就是那個角落，不是老區的街巷就是新區的小區，我只是在這座城市的眼皮底下，在痛楚或歡愉的旁邊，在虛無與想象中，守候著城市與人的前世今生。”然而，在一個商業大都市以文學的方式守候生命中的故鄉，顯然是充滿悲情的，這不僅在于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更在于都市人對精神原鄉的一種漠視與遺忘。

梁鳳蓮在《羊城煙雨》中對城市故鄉的書寫探索是一種開拓，也是一種限制，過分地拘泥于日常瑣碎的敘述使她的行文稍顯繁瑣拖沓，地方志式的都市書寫方式亦有待提煉，以寫出廣州地標性的地名。然而，不管怎樣，其對城市故鄉的書寫具有一種前瞻性的價值，尤其當我國步入城鎮化發展而城市的同質化越來越嚴重時，書寫個人生命中的城市故鄉，是對現代都市人精神家園的一種尋找，更是對城市精神的塑造。梁鳳蓮在小說中對廣州人生命品格的描述以及日常生活精神的挖掘，不僅展現了歷史革命時期的廣州風貌，還在革命與日常中升華了廣州精神，提升了廣州城市故鄉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