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廣州本身是一個以開放和包容著稱的城市，故鄉與遷居地之間的文化反差，這是新移民作家的創作資源與優勢所在，同時又使他們難以深入認知廣州這座老城的血脈根性，在此方面本土作家卻具有天然的優勢。從對梁鳳蓮和黃詠梅作品中的景觀描寫、故事構建、人物塑造、文學觀念四個方面的梳理可以發現，兩人之間甚至可以說本土派與新移民之間的寫作有著明顯區別：梁鳳蓮的廣州都市書寫是致力于通過“本土言說”來塑造廣州的文化符號，黃詠梅的則是通過反映“城鄉之間、物質與詩意”之間的沖突，放低視角給予繁華都市下的小人物增添幾分“俗世的溫暖”。不論是梁鳳蓮還是黃詠梅，本土派還是新移民，他們的寫作道路都會因為廣州的開放和包容而更顯寬闊。

關鍵詞：梁鳳蓮；黃詠梅；廣州；都市書寫

前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州的都市書寫，在“都市文學”這一文學版圖上樹起了一根旗幟。早在1985年《廣州文藝》就已推出“都市文學”專欄，在全國第一個打出“都市文學”的大旗。目前從事廣州都市書寫的隊伍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張梅、梁鳳蓮、黃愛東西、黃茵、何卓瓊等為代表的具有廣州血統的本土作家，另一類是以張欣、魏微、黃詠梅、鮑十、王十月等為代表的移居廣州的新移民作家。廣州以開放和包容著稱，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在這里相互碰撞，而本土作家和新移民作家在廣州都市書寫中的差異，正是這兩種文化碰撞的直接體現。不過目前學術界對這兩類作家之間的差異關注不足，對于“廣州都市文學”的討論，存在籠而統之、甚至是大而無當的情況。因此本文將梁鳳蓮和黃詠梅這兩位本土作家和新移民作家中的代表進行對比，力圖突顯廣州都市文學內部的獨特性與豐富性。

第一節 梁鳳蓮和黃詠梅的文學道路概觀

梁鳳蓮是深受廣府文化浸潤的廣州本土作家，學至博士且出洋游歷。她對文學的堅持二十年如一日，創作涉及散文、評論、小說等多個方面，其中長篇小說創作有“羊城煙雨四重奏”的計劃，目前已出版《西關小姐》與《東山大少》兩部。這兩部小說的特色在于體現了嶺南文化的風情韻味。《西關小姐》是以廣州近代百年來的滄桑巨變為背景，以時事運動為線索，講述了西關小姐“若荷”一生所經歷的愛情悲歡、家境浮沉。《東山大少》則以八個羊城男性和一個女性為第一視角分別展開敘述。當時的廣州正逢亂世，也值盛世，八個男人在這浮沉變幻中經歷兵變、護城、城建等種種大事，個人的雄心壯志與愛恨情仇穿插其中。不論是“西關小姐”還是“東山大少”，他們身上都集結了眾多廣州的文化因子，他們就是廣州的文化符號。他們對于廣州的文化意義，就像《邊城》里的“翠翠”之于湘西鳳凰[張浩云：《西關小姐·一個人改變了一個城市》，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王玉屏的《老廣州都市文化的現代性想象——以梁鳳蓮小說為例》、《識名描寫與都市文化特性的呈現》以及蔣艷萍的《論廣州本土文學創作的文化價值——以梁鳳蓮作品為例》，都對梁鳳蓮的“本土言說”[王玉屏：《老廣州都市文化的現代性想象——以梁鳳蓮小說為例》，《惠州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黃詠梅是在碩士畢業后從梧州移居廣州的新移民作家，曾在羊城晚報社任編輯。黃詠梅其實是少年成名，她受當編輯的父親影響，很早就走上了文學的道路。少女時代便出版了詩集《少女的憧憬》、《尋找青鳥》，2002年起開始小說創作，十幾年間寫了幾十個中短篇小說，其中《單雙》、《負一層》、《把夢想喂肥》等影響頗大。黃詠梅的小說題材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邊緣人物的逐夢與夢碎，二是文藝青年的困境與救贖。曹霞是研究黃詠梅小說比較全面的一位學者。她的《疏離，或者決裂》、《以一己之力撐開卑微生活的罅隙》、《直面俗世與底層的溫暖力量》都準確地抓住了黃詠梅小說的精神內涵。其他學者的研究如鄧玉蓮的《論黃詠梅小說的話語方式及其當代意義》、李海燕的《嶺南平民化人生的著力展示——論黃詠梅小說的文化風格》也對黃詠梅的創作風格進行了探析。

從這兩位的作品可以看出，她們主要的敘事空間都在廣州，敘述的是廣州曾經的歷史與當下的發展，品味的是“廣州人”的生活。但是，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文學道路，使得梁鳳蓮與黃詠梅，本土派與新移民對于廣州這座大都市的理解和書寫又有明顯區別，正是這些區別體現了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在廣州這座都市的碰撞，體現廣州所獨有的開放與包容，體現廣州的都市文學是作為真正意義上的“都市”而非“城中村”文學。下文將從景觀描寫、故事構建、人物塑造、文學觀念四個方面，深入分析梁鳳蓮和黃詠梅廣州都市書寫中的差異，以此窺斑見豹，展現本土派與新移民，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在廣州都市文學中的碰撞和激蕩。

第二節 梁鳳蓮與黃詠梅筆下的“都市景觀”比較

說起北京，人們會想起老舍、王朔筆下的四合院、胡同，說起上海，會想起張愛玲、王安憶作品中的外灘與霞飛路（淮海路），里弄和石庫門，那么說起廣州，廣州又有什么呢？就梁鳳蓮和黃詠梅而言，她們都對廣州的都市景觀進行了大量細致的描寫，尤其以對城區街道及蘊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廣府民俗的描寫居多。在此之中，梁鳳蓮更注重描寫“過去的廣州”和“廣州的過去”，而黃詠梅更側重于“當下的廣州”和“廣州的當下”。

《西關小姐》、《東山少爺》，顧名思義，在這兩部小說中，梁鳳蓮以廣州最具歷史底蘊和最具知名度的兩塊寶地“西關”、“東山”作為敘事空間，將大量關于廣州都市景觀的描寫融入其中，處處體現了廣州的歷史風貌。如《西關小姐》中出現了不下五十個在廣州真實存在的地名和建筑名，如地名有珠江、恩寧路、寶華路、十三行、沙面等，建筑則有圣心大教堂（石室）、愛群大廈、海珠橋等，都經得起推敲。在《東山大少》中，類似的景觀描寫隨處可見：“愛群、新亞、東亞成品字形，銀行辦公大廈一字臨江，而大戲院酒樓則緊隨其后排列，西是西濠口，東邊是天字碼頭，向南一江帶水，向北則是通往老城區，布局合理，交通便利，又自成一體，對于消費娛樂商貿真是得天獨厚。”[梁鳳蓮：《東山大少》，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頁。]短短百字便涉及到了愛群大廈、新亞酒店、東亞酒店、西濠口碼頭、天字碼頭六處地方，在地圖上一一比對，布局也正如文章中所說的。

此外，正所謂“飲茶粵海未能忘”，對廣州的都市景觀描寫又怎么少得了反映到“茶居”“嘆茶”，品嘗“一盅兩件”的愜意生活場景呢？《東山大少》中，“葉財主指著那款‘珍珠爽’介紹道，其中的糯米用普洱茶泡了三個小時，粒粒晶瑩剔透，中間包上冬菇、瘦肉、臘腸做餡，細咬一口，充分吸收了茶味的糯米香滑綿軟，別有風味。”[梁鳳蓮：《東山大少》，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頁。]除了“珍珠爽”，還有關于“龍珠香麻卷”、“荔紅步步高”、“茶皇四喜餃”等等茶點，讀后不禁讓人食指大動，恨不能立馬沖進茶居里大快朵頤。三言兩語之間，梁鳳蓮就把“舌尖上的廣州”生動地反映出來，讓人對為什么說“食在廣州”有真切的認識。

閱讀梁鳳蓮的小說，不僅可以使人滿足口腹之欲，更可以獲得視聽享受。借西關小姐若荷的身姿，梁鳳蓮把“做大戲”（演粵劇、唱粵曲）這一老廣州喜聞樂見的娛樂休閑方式鮮活地保存下來。“她定了定神，端了端架子，嘴里邊锃锃蹡蹡哼著鼓點，便邁開蓮花碎步走起圓場來，把手里的一捧花當成了道具，旋身、甩袖、定格、亮相，嘴里咿咿呀呀哼著一段粵樂過門之后，便字正腔圓、聲情并茂地唱將開來。那關目眉眼、那手勢動靜、那身段功架，一招一式中規中矩、有板有眼，清麗圓潤的唱段在春天的納香含翠的空氣里滑行。”[梁鳳蓮：《西關小姐》，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頁。]好一個“滑行”，以通感之妙筆將若荷聲音之圓潤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大有《老殘游記》中“明湖湖邊美人絕調”之余韻。

借助梁鳳蓮的筆，我們游歷了西關、東山、沙面等老廣州街區、參觀了茶居、騎樓、園林等帶有鮮明廣州地域色彩的空間場景，領略了飲茶、煲湯、聽曲、傾計（聊天）等洋溢著濃烈廣府風情的生活細節，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社會變革之際老廣州的歷史文化。不論是“過去的廣州”，還是“廣州的過去”，正是這些工筆描繪，使得老廣州獨特的風土人情和文化韻味得到保存和發揚，“粵演粵烈”、“粵來粵好”。

和梁鳳蓮不同的是，黃詠梅著眼得更多的是當下的廣州，也是外鄉人更常看到的廣州：《把夢想喂肥》里的城中村冼村和獵德村，《多寶路的風》里的天河花園和多寶路，《哼哼唧唧》里的江南路，《勾肩搭背》里的白馬服裝市場……這些都是改革開放后的廣州標識性的地點，有的是帶有濃郁的現代都市氣息，而有些則充滿著市井氛圍。黃詠梅的故事，不僅更側重于當下的廣州所發生的當下故事，而且是些普通人的故事，因此也更具有現場感和親和力。《把夢想喂肥》中的“我媽”是小魚，陷入了傳銷活動最后喂肥了大魚；《勾肩搭背》中的劉嘉誠和樊花曾對彼此動心，卻最終只是萍水相逢；《路過春天》里的阿蒔成為了“二奶”，“我”成為了情人；《負一層》中很普通的阿甘和摩托仔的戀愛……“傳銷”、“做二奶”、“萍水相逢”等故事，就存在于當下廣州的大街小巷，就存在于當下的廣州生活中。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身為“異鄉人”的黃詠梅更擅長寫“當下的廣州”，但并不意味著她對老廣州有意地“斷裂”。雖然黃詠梅沒有如梁鳳蓮一樣描繪了大量的老廣州都市景觀，但是在她短篇小說不長的篇幅里，依然涉及了廣州的一些風俗人情，同樣有“一盅兩件”、用薏米煲湯來祛濕、老西關女人唱粵曲……這些都顯示了傳統的廣府文化在當下依然洋溢著蓬勃的生命力。在此之中，《多寶路的風》中對“打小人”的描寫格外生動傳神：“自從四川婆住進多寶路，媽子每到七月十四，也就是鬼節，晚上，除了殺只雞拜祭過路的神神鬼鬼外，媽子還多了一項重要的活動，那就是——打小人。顧名思義，就是對小人的咒罵和驅逐。媽子從巷尾神婆謝姨那里弄來了一疊被念過咒的紙剪成的小人，然后就操起自己的拖鞋，跪在家門口的巷子邊上，一下一下地往紙人拍下去，口里還念念有詞——打你的小人頭，令你一世沒出頭；打你的小人手，好運見你都掉頭走；打你的小人腳，全身衰氣沒得掉……媽子從夜晚念到更深的夜晚，直打到小人徹底成為小人。樂宜曾經一度懷疑那些青石板路就是舊時砌來打小人用的，一拖鞋打下去，清清脆脆，就像打在人臉上的一記記耳光，讓人產生快感。媽子瘦瘦的身體跪在青石板上，燭火映照下，顴骨更加顯得凸出。”[黃詠梅：《把夢想喂肥·多寶路的風》，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頁。]

“打小人”盡管難登大雅之堂，但卻是非常地道的廣州民俗，直到今天依然流行。張三李四買了新鞋子穿，頭天出門首先要做的事也是在地上使勁蹦噠幾下，口中念念有詞“踩小人”，誓要把小人踩死在腳下。黃詠梅作為新移民居然也會留意到這個，只能說這就是民俗無法抗拒的力量，也是老廣州城市底蘊的力量。這一切對于熟悉廣州的讀者來說，無疑增添了一分親近感；對于不熟悉廣州的來說，可以幫助他們在心中樹立起對廣州的感性認識。如果說，梁鳳蓮寫出了廣州過去的景觀，而黃詠梅而寫出了過去的景觀，在今天的延續與新變。

第三節 梁鳳蓮與黃詠梅筆下的故事構建比較

梁鳳蓮和黃詠梅的作品中，廣州所體現出的都市精神是相似的：海納百川，開放包容。在梁鳳蓮筆下，正是因為廣州能包容外來的“闖入者”，讓《東山少爺》中的入粵軍人和《西關小姐》中的傳教士鮑斯基都視廣州為第二故鄉，從而構成了個人命運與廣州的滄桑巨變相結合的故事框架。在黃詠梅筆下，正是因為能廣州包容城市與鄉村、物質與詩意之間的沖突，讓阿蒔和每每、劉嘉誠和樊花、梅花洲的我媽等人，都對廣州心馳神往，從而孕育出了千姿百態的廣州故事。在此之外，兩位作家的故事構建又有明顯的區別。

梁鳳蓮筆下的廣州故事，多是與時事背景相結合的老廣州代表性人物的人生歷程。《西關小姐》，寫的就是像若荷這樣的“西關小姐”一生的起起伏伏。她家境富裕、父母開明，所以在那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她可以接受中西方的文化教育。不幸的是，幼年便目睹了家庭變故，所以她身上有一股堅韌和擔當。青年時的若荷，在追求愛情的道路上奉獻自我的一切，與劉可風有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當愛情的玫瑰夢破滅后，坎坷的經歷讓她心生自卑，最后下嫁小伙計劉均宏。她的猶豫不決與心靈飄忽讓劉均宏心生報復，最后他敗光了若荷家幾代的積蓄。若荷在磨難之下逐漸成熟，擔起家庭重任并再度創業，終于渡過難關。在每一個重大抉擇的關口，都有精神導師鮑斯基陪伴和引領若荷。在作品中，若荷的人生經歷都是與當時廣州的風云變化相結合的：禁煙銷煙、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廣州解放等重大歷史事件若荷都是親眼所見。可以說，這部作品中既有歷史變革中的個人，也有個人經歷中的歷史，個人命運的浮沉與歷史風云的變幻結合在一起。

與《西關小姐》將全部筆墨花在若荷身上不同，采用“桔瓣式結構”[江冰：《東山大少·復活一座城市的記憶》，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頁。]的《東山大少》是關于八個羊城男性的小說，八個羊城男性個個都是舞臺上的主角。小說中結合了每個人的成長蛻變與同時期廣州的標志性事件來進行寫作：陳炯明兵變、國共合作、黃埔軍校成立、鎮壓商團叛亂、省港大罷工、廣州起義、抗日戰爭、廣州解放……在這一次次的變革中，各色人等先后出場亮相。“以梁鴻業、伍庭芳、葉其昌為代表的商界名流，以史南成、范英明、許凱然為代表的政壇精英，以史東山、史東風、伍子鑒、劉冕為代表的后起之秀，他們始終站在歷史的浪尖，處于政治話語的核心，引領著近代廣州的建設和發展。”[蔣艷萍：《論廣州本土文學創作的文化價值——以梁鳳蓮作品為例》，《探求》2011年第5期。]正是在這一個個“東山大少”身上，在他們那些愛恨情仇、奮起抗爭的故事里，民國時期廣州的社會變遷一覽無遺。

黃詠梅筆下的廣州故事，沒有梁鳳蓮筆下的那樣風起云涌，有的只是把日子過得平淡如水，而這“水”有時甚至是一潭死水。邊緣人物的逐夢和夢碎、文藝青年的困境與救贖，這是黃詠梅筆下經常出現的兩類題材。

《把夢想喂肥》中的“我媽”是一個殘疾人，卻擁有著領袖般的江湖地位，被人尊稱為“大家姐”。她離開了梅花洲，跟著騙子馬千秋到廣州去了，當我媽在省汽車站出站口試圖向路人打聽冼村這個地方時，“人們像遇到一個乞丐甚至一個女騙子一樣地繞過我媽”[黃詠梅：《把夢想喂肥》，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頁。]；當我媽向派出所報案被馬千秋騙了，他們只是例行公事敷衍她，當我媽向郭生請求介紹客源賣她的產品時，那個矮胖的男人竟提出了齷齪的要求。我媽渴望馬千秋帶她致富，渴望來到廣州后擺脫梅花洲，可當她的夢想被喂肥后，自己卻喂肥了馬千秋的夢想，最后，我媽被逼無奈，跳進了一條臭水溝結束了性命。我媽為了夢想來到廣州，而廣州這個夢想之城，最后竟成了她的葬身之地。

《單雙》講述了少女李小多的賭博人生，“我”對數字有著病態的癖好，堅持認為回家的步數是雙數就不會挨打，單數就會挨打，這一直延續到“我”長大后迷戀賭博。在“我”最想贏的那一局，“我”輸給了向陽，而“我”也殺死了向陽和另一個目擊者，拋棄了哥哥廖小強并且以賭博的方式自殺。“這個缺乏愛，也缺乏自我的女人，憑借著對數字的堅持，對賭博的執拗，試圖超越絕境，贏得溫暖、尊嚴和愛，但卻遺憾地走上歧途，被命運擊倒。”[陳翠平：《嶺南文學新實力——廣東青年作家創作研究現狀·黃詠梅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頁。]李小多是善良的，她一次次把智障的哥哥從父母的謀害計劃中拯救出來并努力成為他的生命中的亮光和依靠，在拋棄哥哥的時候，她“顫抖著，淚流滿面”[黃詠梅：《把夢想喂肥·單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頁。]。她更是偏執的，她至死不肯放低姿態，“當我躺在路上，面朝天空時，我判自己贏了。”[黃詠梅：《把夢想喂肥·單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頁。]李小多的人生不禁讓人為之扼腕嘆息。

在邊緣人物的逐夢和夢碎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我媽和李小多那樣悲慘，也有一些人物可以在歷盡千帆之后，歸來仍活得從容坦蕩。《多寶路的風》中，故事發生在廣州著名街道“多寶路”。這是一條建于上個世紀 20 年代的位于廣州荔灣區的老街，沿街有許多老西關特色的建筑，充滿濃厚的西關風情。在這里流淌著廣州昔日的輝煌，也演繹著今日繁華落盡的平實生活。從多寶路出來的西關小姐樂宜成為了有婦之夫的情人，她的母親“媽子”因為隔壁的四川婆而遭遇情感危機，從而每到七月十四鬼節都要打小人，在父親“豆子”死后還變本加厲。樂宜清楚，“多寶路的女人這樣淺淡地過著過著就會后悔——人有的很容易就沒有了，人沒有的就很容易一直有下去了。就像媽子，甚至是那個唱粵劇的女花癡。”[黃詠梅：《把夢想喂肥·多寶路的風》，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頁。]所以渴望“人有我有”的樂宜與第11次相親的海員結婚了，但是6年后海員中了風，她也就搬回了多寶路了。樂宜曾經渴望超越母親的生活，最后還是帶著無奈和不甘陷入了命運的輪回。她曾經也追尋過自我，追尋過多寶路以外的世界，但是兜兜轉轉最后還是回來了。但那又如何呢？無奈地把生活繼續下去，這也體現了樂宜身上淡然的詩性氣質。

說到詩性，黃詠梅小說中有很多富有詩意的文藝青年的故事。《騎樓》里的小軍曾是一名校園詩人，他曾寫出優美的詩句“請帶著我的詩歌上路，石頭也開出了花；請念著我的詩歌回家，愛人在窗戶眺望……”[黃詠梅：《把夢想喂肥·騎樓》，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頁。.]，但是他卻說“岸上再也沒有詩人”[黃詠梅：《把夢想喂肥·騎樓》，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頁。]。在新開發區裝空調時，他在一個住在23樓的女孩那兒找回了詩歌，但是他意識到與女孩，與詩歌之間的距離，最后他“像一片紙一樣從天上飄了下來。”[黃詠梅：《把夢想喂肥·騎樓》，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頁。]也有一些文藝青年試圖堅守過詩歌理想，試圖對抗時代洪流對詩意的裹挾。例如《路過春天》中的“我”曾經很愛寫詩，從小城來到廣州后，“一年又一年，我在和阿蒔逛街的時候，把詩歌也走丟了”[黃詠梅：《把夢想喂肥·路過春天》，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頁。]。在戀上有婦之夫柳其后，“我”找回了詩歌，因為陷入愛情里的人，都是詩人啊。“我”曾想在廣州“抗拒這個城市越來越多的骯臟，越來越匱乏的詩意”[黃詠梅：《把夢想喂肥·路過春天》，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頁。]。可是在廣州，單位領導對“我”說——“讓詩歌見鬼去吧！”[黃詠梅：《把夢想喂肥·路過春天》，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頁。]；在廣州，“我”要用一個與知名詩人相似的筆名才能發表自己的詩歌；在廣州，知名詩人試圖對“我”進行潛規則。“我”拒絕過這些，可是在廣州，“我”終究無法向柳其承認“我”就是那個郵寄木棉花瓣和詩歌的傻逼。在好友阿蒔被人殺死時，“我”還是對著她的身體拍照并企圖炮制出一則轟動全城的獵奇新聞。“我”曾經為理想做過抗爭的，但這顯然是很不容易。文藝青年的困境與救贖都是這樣的艱難。廣州居，大不易！

第四節 梁鳳蓮與黃詠梅筆下的人物形象比較

梁鳳蓮和黃詠梅都塑造了眾多既有鮮明個性特征又包含廣州獨特精神的人物形象。無論是梁鳳蓮筆下堅強獨立的若荷、范妮和胸懷寬闊的東山大少們，還是黃詠梅筆下溫和淺淡的草暖和樂宜、孤獨固執的每每和李小多，都是廣州城里蕓蕓眾生的代表。但是，兩者筆下主人公的區別還是顯而易見的。

在梁鳳蓮的作品中，不論是西關小姐還是東山少爺，他們或是廣州的形象大使，身上集中了廣州的獨特文化因子，或是關鍵先生，可以影響社會、左右時局。比如若荷“深諳中國文化又如饑似渴地汲取西方文化，既固守祖業又與時俱進，既頑強不屈又逢事變通，這一切無不體現了廣州這個最早得歐風美雨的古老商埠的文化特色，至于她一生所經歷的愛情悲歡、家境浮沉，無不與這座城市以來的滄桑巨變息息相關。”[張浩云：《西關小姐·一個人改變了一個城市》，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她是廣州當之無愧的文化符號，超越了任何物質成就的冰涼和經濟成就的枯燥，永遠成為廣州感性的、溫暖的、魅惑的形象大使。”[張浩云：《西關小姐·一個人改變了一個城市》，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邊城》里有翠翠，羊城里有西關小姐若荷。《東山大少》當中的八位男性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定居廣州的外鄉人士，包括入粵軍人史南成，成長為商人和職業軍人的史東山和史東風、副官范英明；另一類是廣州本土男士，包括“同盟會會員梁鴻業，海歸富商伍子鑒，由商入仕、浪子回頭的劉冕，出身名門的市長助理許凱然。”[江冰：《東山大少·復活一座城市的記憶——讀梁鳳蓮長篇小說〈東山大少〉》，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頁。]他們參與廣州的護城、兵變、抗日、城建等方方面面，每一個人都可以影響廣州的“明天”。總之，梁鳳蓮筆下的主人公，甚少是庸庸碌碌的市井細民，更多的是當世之俊杰。

反觀之下，黃詠梅作品里的大多數人物就顯得有點悲哀和無足輕重了。“她筆下的人物沒有大悲喜，只有將日子延續下去做著卑微而堅韌的努力。在關照人物命運時，黃詠梅睜大了驚疑的眼睛，緩緩展現出人物與環境抗爭時的自私、卑微、冷漠和情感世界的千瘡百孔”。[曹霞：《直面俗世與底層的溫暖力量——評黃詠梅小說集〈把夢想喂肥〉》，《文學報》2007年6月28日。]樂宜、媽子和唱粵劇的老花癡（《多寶路的風》），同樣是出身西關，但在如今的廣州，她們都只能在社會底層局促地活著，都已榮光不在了。魏俠（《少爺威威》）“東山少爺”式的生活亦隨著時代變化而沒落了。盡管看上去每個人活得還算光鮮亮麗，但是這背后的心酸、頹廢和孤獨，都在這時代的洪流中翻滾，無處言說。曾經的“西關小姐”和“東山少爺”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從小城里走來的人物呢？“我媽”是善良的，成為殘疾人群體的“大家姐”去和政府交涉，維護殘疾人的利益。但致命的是，她是愚昧的，輕信馬千秋加入了傳銷組織，同時她又是偏執的，不聽勸告越陷越深，最后還被騙走了所有積蓄，終于走投無路，只能一頭扎進那條臭水溝里。她身上集結著很多不堪和恥辱的詞匯，最終只能被這個社會所拋棄。《負一層》中的阿甘，不被任何人注意，不為任何人理解，連她的母親也認為她是因為“迷張國榮迷得神神道道”[黃詠梅：《把夢想喂肥·負一層》，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頁。]才會跳樓的。“阿甘心里總是充滿了疑問”[黃詠梅：《把夢想喂肥·負一層》，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頁。]，她“死命想死命想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一下子就不見了這份工呢？”[黃詠梅：《把夢想喂肥·負一層》，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頁。]她也死命想另外一件事，摩托仔為什么不來找她了呢？沒有人愿意傾聽和理解，所以她只能在午休時從負一層坐觀光電梯一直升到30層頂樓，對著整個天空，把心中滿滿的問號掛上去。但是她的問號“總是沿著問號的流線體，滑了下來，繼續成全阿甘明天要掛上去的問號。”[黃詠梅：《把夢想喂肥·負一層》，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頁。]她內心的焦慮和惶恐不安都沒有人知道。黃詠梅作品中那些被忽視的邊緣性人物，對于廣州，都有一種陌生感和隔膜感以及無法主宰命運、駕馭現實的無力感。在這一點上，和梁鳳蓮筆下那些時代精英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第五節 梁鳳蓮與黃詠梅的文學觀念比較

第一，為什么梁鳳蓮側重于書寫廣州的過去和過去的廣州，而黃詠梅更關注廣州的當下和當下的廣州呢？文化背景的不同是主要原因。梁鳳蓮生長于羊城，本土文化的基因深入她的血脈。原汁原味地傳承并且光大本土文化，這項歷史使命只有本土派出身的作家才能勝任；同樣，對于完成此項使命本土作家責無旁貸。可以說，梁鳳蓮的廣州都市書寫正是根源于對這座老城歷史的一種記憶、一份留戀和一份責任。她自己就曾感嘆道：“現代的生活氣息與多元化并存的形態，正覆蓋著生存的空間，新與舊的切換好像越來越變得沒有關聯，這座老城的舊照片一天天黯淡下去，記憶似乎也沒有用心著意地去留住時間漸逝的真相和背影。”[梁鳳蓮：《西關小姐》，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頁。]并且，作為一個本土作家，梁鳳蓮在進行寫作行為本身就蘊藏著她對廣州血脈根性的認知，這是無法抹去的：“我過去的靈感來自那里，今后的靈感也會從那里產生。”[梁鳳蓮：《西關小姐》，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頁。]“所以，我在小說創作中對廣州文化的書寫與守望，不僅僅是對這個城市的忠誠，而且更是對自身經驗和記憶的忠誠”。[梁鳳蓮：《西關小姐》，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頁。]一言以蔽之，梁鳳蓮想做的就是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里“把根留住”。

與之相反，黃詠梅不可能如梁鳳蓮那般熟悉如“西關小姐”“東山大少”這樣的廣州文化符號及其背后的歷史積淀，反之觸手可及的廣州“現在時”是她作為新移民作家比較好把握的題材。黃詠梅的廣州書寫聚焦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后處于市場經濟浪潮中的“摩登”廣州。廣州吸引了很多小城人士前來逐夢，更讓那些本來就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地人渴望恢復昔日的榮光，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小城人士每每夢碎，老城土著亦往往只能回歸平淡，那些邊緣人物總是在恍惚中沉淪，他們都是從時代的裂痕中掉下去的人。黃詠梅在作品中不是居高臨下地審視小人物們，而是慢慢走進他們的內心深處，用溫柔的筆觸撫慰他們的不安與惶恐。這位不斷重復心臟“偷停”[黃詠梅：《把夢想喂肥·偷停》，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運動的小說家，在她想象的世界中，陪伴著那些在這個時代里，肉體背井離鄉、靈魂同樣無家可歸的小人物們。

第二，梁鳳蓮小說里的故事情節，多是采用主人公人生道路與歷史事件相互映襯的寫作模式；而黃詠梅的則多是邊緣人物在社會漩渦里的浮沉和掙扎。這種小說情節上差異性，主要是出于她們對小說創作目的的不同理解。坦率地講，原籍廣州的本土作家在現有廣州作家的隊伍中為數并不多。梁鳳蓮作為其中的代表，在新移民作家寫作勢頭日益強勁的刺激下，責任感促使她要肩負起書寫老廣州的任務，促使她在寫作時有意識地選擇廣州有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和歷史事件，這樣才能“在歷史的真實與文學的虛構中完成對廣州城風云變幻的精神守望。”[蔣艷萍：《論廣州本土文學創作的文化價值——以梁鳳蓮作品為例》，《探求》2011年第5期。]如果單純寫“西關小姐”和“東山少爺”的人生故事、愛恨情仇，就容易流于羅曼蒂克的幻想了；只有加入歷史元素互相揉合，才能發酵出若即若離、疑幻似真的芬芳來。如她自己所說：“真實是需要呈現的，沒有被呈現的過往就有可能被遮蔽了；而歷史是需要被詮釋被書寫的，否則就會在時間中灰飛煙滅而進入不了歷史的記憶的視野。”[梁鳳蓮：《東山大少·受雇于一個偉大的記憶》，廣州：花城出版社200年版，第378頁。]

黃詠梅是新移民，同時又定居廣州多年，這樣的雙重身份使得她盡管認同與熱愛廣府文化，但對于廣府文化的傳承在潛意識當中并沒有像梁鳳蓮那樣非此不可的使命感。她在寫作時既可以深入其中，又可以游離于外，無拘無束之下可以體驗到不同的人生。正如她本人所說：“我樂此不疲地重復這種心臟偷停的運動，享受這種精神出走的過程。我用偷停出來的時間，將自己當作不同的人，進入一個與自己的肉身沒有任何關系的另外一個世界里，得以跟一些隱匿的東西團聚，跟一些隱秘的內心活動私語。”[黃詠梅：《把夢想喂肥·偷停》，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創作目的的多樣性讓她可以享受一次次心靈出走之旅，感受一次次心臟“偷停”快感。

第三，梁鳳蓮小說中塑造的多是有能力對社會做出改變、可以左右時事的大人物，黃詠梅小寫的多是對社會只有無奈、無力抗爭的邊緣性小人物。這種人物塑造的差異性，從根本上說源于她們對廣州的不同情感。梁鳳蓮更關注對于歷史的回顧，黃詠梅則更關注社會對人的影響。梁鳳蓮的作品更傾向于表現“英雄造時勢”，人物更具有主動性，主人公大都擁有大開大闔的精彩人生；黃詠梅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時勢弄人”的無奈，人物大都處于被動地位，尤其是邊緣性人物沒有在社會的漩渦里溺斃，已經算是受命運眷顧了。這樣的人物塑造和黃詠梅的身份、經歷是分不開的。盡管定居廣州多年并認同廣府文化，但黃詠梅在作品里還是流露出了新移民對廣州的隔閡感和陌生感，流露出新移民們的惶恐不安和小心翼翼。與此同時，她身上的詩性氣質又使她得以在不安中沉下心來，仔細打量筆下的社會邊緣人，用溫柔的筆觸走進他們的內心，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溫暖，也算是對這些不幸的人最大的慰藉了。

結語

故鄉與遷居地之間的文化反差，這是新移民作家的創作資源與優勢所在，同時又使他們難以深入認知廣州這座老城的血脈根性。在此方面，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土作家卻具有天然的優勢。從對梁鳳蓮和黃詠梅作品中的景觀描寫、故事構建、人物塑造、文學觀念四個方面的梳理分析可以發現，在眾多相似之處以外，梁黃二人之間甚至可以說本土派與新移民之間的寫作還是有明顯區別的：第一，文化背景的不同使本土派與新移民對廣州都市景觀的描寫有“新與舊”與“深與淺”的區別。深受廣府文化熏陶的本土作家對廣州“過去時”書寫的把握得更好一些，新移民作家更關注廣州的“現在時”。第二，梁鳳蓮筆下的故事風起云涌，俊采星馳，黃詠梅筆下更多的是邊緣人物的逐夢和夢碎，以及文藝青年的困境與救贖。這種故事構建的差異性源于她們對小說創作目的的不同認識。土著身上的使命感促使梁鳳蓮回望歷史，而“同是天涯飄泊人”的心態使黃詠梅則對底層人士、邊緣人物的市井故事更容易感同身受，書寫時也更具溫情。第三，對廣州的情感差異使梁黃二人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可能一樣。作為土著的梁鳳蓮在廣州始終有自己的根，有自己的精神歸屬，所以在塑造一些有代表性的廣州人物時就顯得從容不迫，拿捏到位。黃詠梅作為新移民，對廣州始終有“一種無力挽回的遺失和一種陌生拾到的惶惑。”[黃詠梅：《廣州不是一個適合詩意生長的地方》，《南方都市報》2002年11月8日。]因此所刻畫的形象都秉承了這種小人物的特性——他們像突然闖進了一個不屬于自己的世界，惶恐不安，做著不知何時會醒的迷夢。一言以蔽之，梁鳳蓮的廣州都市書寫是致力于通過“本土言說”[王玉屏：《老廣州都市文化的現代性想象——以梁鳳蓮小說為例》，《惠州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來塑造廣州的文化符號，黃詠梅的則是通過反映“城鄉之間、物質與詩意”[汪政 曉華：《論黃詠梅》，《南方文壇》2008年第1期。]之間的沖突，放低視角給予繁華都市下的小人物增添幾分“俗世的溫暖”[曹霞：《直面俗世與底層的溫暖力量——評黃詠梅小說集〈把夢想喂肥〉》，《文學報》2007年6月28日。]。

和京派和海派相比，廣州都市文學的構建，路途還很漫長。廣州應該為有一批像梁鳳蓮和黃詠梅這樣富有責任感的本土作家和角度多樣的新移民作家在為此不懈努力而感到慶幸。他們共同延續廣州的文化傳統，也一起開拓更廣闊的天地。廣州本身是一個以開放和包容著稱的城市。不論是梁鳳蓮還是黃詠梅，本土派還是新移民，他們的寫作道路都會因為廣州的開放和包容而更顯寬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