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祛魅是現代性內在過程，是諸多現代烏托邦話語全面放逐傳統的過程。對于未完成的現代性——當代性而言，問題成了烏托邦破碎之后人如何活下去，祛魅之后如何復魅的問題。20世紀的中國文學，既有五四啟蒙現代性、左翼革命現代性、80年代新啟蒙和90年代以降的審美現代性。可是，具有當代意識的藝術家，并不愿意在審美現代性的精致小木屋中蜷縮著，如何去確認的焦慮還在困擾他們——重返鄉土，為鄉土復魅是其中一種路徑。我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林淵液包括《鄉神》（載《美文》2017年4期）《鄉巫》（載《天涯》2015年4期）在內的散文創作。

林淵液有極強的寫作自覺。我曾說過，她的寫作經歷了從性情寫作到生命寫作的過程。現在，她正在艱難地進行著新的蛻皮和轉化，她正在致力于勘探生命與文化交互的大生命寫作。之前的生命寫作，她的著眼點在個體自我的生命歷程，活著活著，突然產生重溯往事，理解生命的強烈念頭，也因此拓展了寫作的空間，如《黑白間》；現在，她要領悟的不僅是自我，而是自我與他者，個人與故鄉的關系。她的散文當然是以一個“我”來運轉的，這個“我”的關切依然是從自身體驗出發，但這種體驗已經滲透了對人的濃厚興趣。

當林淵液用新目光打量鄉土時，她發現了一種從前——認同啟蒙現代性者——所不能看到的新鄉土。她究竟寫了什么鄉土之“魅”呢？她寫的甚至不是隱喻意義上的“魅”，而是事實上的“魅”——神和巫——只是，她又發現了這些事實上的“魅”如何成為鄉土的精神之“魅”。

神和巫是很容易被啟蒙現代性或科技現代性話語輕巧地打發的。我們還記得小時候剛從課本習得一些“進步”知識之后，是如何從父輩“迷信”的行動中獲得智力優越感的。我們認為“迷信”終將被“科學”戰勝，可后來“迷信”不但沒有銷聲匿跡，反而常常被以科學話語包裝一番重新出場。再后來，我們才知道，“迷信”居然也是一種文化，一種話語體系；而“科學”不過是另一種文化，另一種話語體系。“科學”對“迷信”祛魅之戰斷非攻無不克，很多時候反而被“和平演變”了。林淵液一提筆就言及巫頑強的生命力：

在我們潮汕平原，在鄉間，巫的磷火明明滅滅，一不小心，就被哪一根火柴擦燃了。

林淵液于是發現一個不算秘密的秘密，巫不但在鄉土世界生生不息，在科技武裝起來的城市世界，同樣有市場：

這些巫們，各有各的絕活。有“巡家門”的，顯的是各路神仙；有“拖死鬼”的，顯的是自家的亡靈。在農村幾乎家家戶戶都問過巫，得過其恩庇。城市里的生活似乎離巫很遠，那些能夠代表城市的特征，現代化建筑物、廣場、路燈、筆直寬敞的大道、咖啡廳、賓館、調酒器、計算機、手機、互聯網……所有的意象都不利于巫的孵育。可是，說來稀奇，城里人也有心里打結的時候，十里八里外，他們不時會慕名尋訪了來，窮鄉僻壤只當作神仙殿堂。

巫事實上充當著鄉土世界人們的心理醫生。這里的“人們”包括那些終究不能在文化上掙脫鄉土的都市人。純粹的都市人，從生活方式到精神方式，并沒有那么多。她的《鄉巫》如此傳神地刻畫了巫為“都市其皮，鄉土其里”的人們療傷的過程：

紅花婆瞇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詞，就把亡靈拖來了。亡靈先與大家寒暄幾句：家宅大門口的左手邊有一把老椅，年代久遠了，還是他爺爺在世時用的。右手邊有一個潴米水的搪缸，缸水深，陰氣重，回去以后撤了吧。院子中間的蓮花缸，這兩年的蓮花總也種不好……在場的一眾驀地就愣住了。神，太神了。心下便相信了十二分。亡靈如果是新喪的，兒女們見得阿父阿母出來，任是鐵石心腸，聊著聊著也會哭成一團糨糊。媳婦們的哭反而是節制的，有要緊的事體需要她們過問呢。陰間的日子過得好不好，忌日和年節吃得到祭祀嗎，寒衣尺頭是否足夠了三年祭還要多燒一些嗎，有沒有碰到不講理的厲鬼需要陽間幫忙來打點……陽間是強勢的，可以明白給予的。而陰間是柔能克剛，亡靈雖然幽緲，卻胸藏萬象，手眼通天。建筑新厝與鄰人口角了該不該退讓，阿弟的泥水工生意稀了是否要轉行，三妹受了夫家的氣回來掉眼淚阿舅是不是該出頭？這些都是要亡靈來指點的。城里人會沒有為難的事嗎？錯了。衙門里職位大換崗何去何從，誰誰拉了一宗大生意風險不小接還是不接，一年一度晉升職稱的時間到了，阿爸能否助我一臂之力。很多人只消在紅花婆這里一轉，心便定了，即便事有不諧，紅花婆吩咐了，初二、十六在家祭拜地主爺（就是土地爺）的時候加個什么儀式，她會下力幫忙的。這人暗下里就底氣十足了。

《鄉巫》有一個有趣的結構，它通過“我”一次探訪鄉巫紅花婆的經歷，既觀察了鄉巫的工作、功能，同時追問著亡靈與生者的關系。或者說，林淵液事實上真正想勘探的是奶奶的生命密碼。這是作品在“巫”之外的另一層。如果說其他人能夠在巫身上輕易獲得寄托的話（譬如“我”婆婆的心病就是被紅花婆療愈的），那么鄉巫之魅并不能成為“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認同資源。“我”迅速地意識到紅花婆的破綻，她并不能為“我”邀來奶奶的亡靈——“我”和奶奶隔世對話的通道并不由巫提供，“我”對巫的興趣顯然來自于一個已曉生命滋味的女知識分子尋魅的需要。

小時候，“我”對奶奶的生命并無興趣，現在“我”對奶奶的興趣其實來自于自身的生命困惑。“我”強烈地渴求著通過對另一個女子——? 一個真切地在世上走過的身邊人——生命的辨認來確認自身。這是對生命的返觀，也是對鄉土的返觀。這種中年之際向祖輩的回望，事實上在很多文學家身上都有，莫言的《紅高粱家族》通過對爺爺奶奶們故事的講述，去展望一種充滿原力的生命狀態；朵漁的《高啟武傳》則通過對大躍進時代祖父對真話的樸素堅守，在血緣史上尋覓到抵抗謊言時代的資源。朵漁那首詩最后一句寫道：

　　我在抽象地思念你、還原你、答復你！

“抽象思念”，精神尋魅是這類文學尋祖現象的真實動因。奶奶是個有故事的女人：

十幾歲奶奶從海邊小村莊被賣，來到太姑姑的家里幫傭，據說，很得太姑姑心意。爺爺來太姑姑家里寄讀，才子佳人朝夕相處，衷曲便互通了。奶奶自幼沒有名字，爺爺給她取名恒芳，皆因他自己名為瘦梅。一支瘦梅恒芳馥，爺爺諒必是在名字里寄寓了深意的。爺爺一生從醫，嚴謹而不拘泥，醫名甚好，況且文才了得，書法精湛，如果生在當今，應是花月風雅的人物吧。惜乎生逢亂世，爺爺一生辛苦遭逢，多年蒙冤流放，“文革”開始之后，爺爺縱身躍入江底，徹底以一支瘦梅的形象遺世了。這一支瘦梅身邊的女人……她起早摸黑的，擔過番薯，賣過桃李，走過深山，下過海墘……她生過二女一男，二女俱因貧病夭折，只有父親獨子傳承下來。

奶奶的疼愛使奶孫之間建立了強烈的認同感，如今我想到奶奶那里去追問的是：一個女人，是什么力量讓她在中年喪夫的困境中撐著單薄的身子骨，將窮山惡水活得面不改色而細水長流呢？一個已經曉得了生命酸澀的女人對另一個女人的疑惑，也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捎去的問候：親愛的奶奶，你的認同在哪里？是什么讓你挺著瘦梅已落之后的殘枝呢？這是一個認同的問題，也是一個尋魅的問題。正是在意義已經成為問題的現代性視野中，才會有這樣的追問。遭遇鄉巫紅花婆，作者大概只能感慨終究無法在鄉土中還鄉。

可是這番返觀，也許讓她明白了：世界是在復雜的曖昧性中存在的，其他人或許可以在巫中復魅，可她終究不能；反過來，雖然她不能在巫中復魅，但并不影響巫在鄉土世界繼續生生不息。

真偽判斷對于巫來說真有那么重要嗎？她只是一個民間的心理治療師，不用藥不用石，在傷口上呵氣成煙，那血便止了，新的肉芽生長起來，人的元氣也便生長起來……如果我們的鄉村，還有人需要在紅花婆的咒語聲中獲得安靜，獲得能量，那么，就讓她留在山村的門樓和山墻里吧。

到達奶奶的那個世界，想必還有別的路子可通。

是的，復魅也非輕而易舉，復魅并沒有一個共同的公式，每個遭遇現代性的人們，都只能孤獨地去繼續個人的復魅之路。這也是另一種收獲。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