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文藝評論》的編輯來信，告訴我說正在策劃做一期“作為批評家的小說家”專輯，囑咐我參與并談談個人的寫作觀。寫作觀與批評觀，這幾年我已寫了不少，至今想法并無很大的改變，然而在他設定的這個話題下來談論，我仍有不少話想要說。

我不知道另外兩位參與這個專輯的同行是什么感覺，于我而言，在“作為批評家的小說家”這個題目下談個人的寫作觀，實在是有些壓力、需要提振勇氣的。因為它意味著，參與者首先是批評家，其批評家的身份是得到認可的，此外還得寫小說并且寫得不差，忽略批評家之名亦能以小說家的身份立足于世。由此，壓力的來源就比較明顯了。對于我，敢于談論它的勇氣的最大來源，其實在于這個話題還有另一重意義：文學批評與小說創作之于我，或許都不成熟，我未必稱得上“家”，然而它們對于理解我之為我，尤其是精神層面的我，都是不可或缺的。

記得以前與友人對話時，我曾經說過，我是以文學批評來表達我的“信”，以小說創作來表達我的“疑”。現在想來，這種區分并不是絕對的，尤其是在小說創作中。我曾經寫過一篇短篇，叫《為什么我不可以游泳》，主要是寫一對雙胞胎兄弟，在他們的父母去辦離婚手續的時候，獨自到家里的游泳池去學習游泳，哥哥勇勇因為救弟弟猛猛而死去，備受驚嚇的猛猛則因此產生認知障礙，有一段時間無法很好地認識自己，也無法很好地認識世界。在小說中，猛猛最終恢復正常了，不過他的父母并不。孩子的父母，其實仍在正常與瘋癲之間。這篇小說所敘之事是殘酷的，色調是暗沉的，然而也并非毫無亮色。人生的不確定性，對死亡的恐懼，以及由此而來的虛無感，種種可歸屬于“疑”的范疇的所在，大概是這篇小說的主要構成；“信”的成分，則在于它肯定了親情的意義：哥哥為了救弟弟可以死，父母親對孩子的愛可以為孩子克服認知障礙而起到關鍵的作用。這些筆墨，大概是有些溫情的。

在寫作長篇小說《遍地傷花》時，我則試圖比以往更深地突入惡的領域，也更決絕地表達我的“疑”。如今回過頭來看這部小說，我覺得最大的遺憾是取了一個校園文學色彩過濃的書名。每每在圖書館里遇到這本書，它大多是被擺在校園文學一欄。雖然《遍地傷花》中有寫大學生活的場景，但是我覺得它并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校園文學。因此，我時常希望能替它挪一下位置。應該把它歸到哪一類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即使我挪動了位置，它最終依然會被看作是校園文學。

如果允許我重新給它命名的話，我現在寧可取一個更樸素同時更貼近文本實際的名字:《模仿者》。小說中所寫到的那些年輕人，不管是周克還是顧長風，不管是筱麥還是陳碧玉，他們都處在一個自我教化的階段。如何自我教化呢？其實是從模仿開始的。小說中寫到不少詩人都在模仿他們的前輩：魏爾倫、蘭波、北島、海子、于堅……不只是寫作上模仿，生活上也同樣如此。不過他們也就是停留在模仿的階段，并沒有能夠超越模仿，走向創造。比如小說中的顧長風，他試圖成為惡魔詩人，但他其實并沒有惡魔詩人應有的創造力。充其量，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個人的劣跡辯護罷了。他死在模仿的途中。他并沒有真正成為自己。他是可悲的。

寫作《遍地傷花》的時候，我是帶著很多問題去寫的。比如說消費社會對青年一代的影響。比如說80后一代人所遭遇的社會困境和精神困境。又比如說，如果只是以現代主義文學作為思想資源，一個人能很好地成為自己嗎？我覺得并不能。因為現代主義文學有它自身的局限。藝術層面有局限，思想層面也同樣有局限。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作家很多時候講求以暴制暴，重視策略，其運思方式是片面而激進的。他們重視“破”而不重視“立”。他們的作品往往解構有余而建構不足，所挺立起的精神，也更多是“疑”而不是“信”。而我的寫作，尤其是小說創作，所受影響最大的，其實就是現代主義文學。對于這種寫作方式，我個人是有所警惕的，或者說我一直不愿意走這樣的路。因此，在《遍地傷花》的“后記”中，我曾明確表示我并不認可小說中那些人物的價值觀，也不認可他們的行事方式。然而，我在寫作中，也并沒有寫出真正正面積極的、具備審美屬性的人物。甚至下筆構思小說時，所看到的也多是令人悲觀失望的所在。這可能是我個人的能力問題，也跟現代主義文學對我的影響過于深重有關系。

從對個體生命的建構的層面來說，小說創作對我的意義可以說并不大。我甚至設想，如果我只寫小說，一路寫下來，我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令人反感的人，一個有許多怪癖卻不自知的人。我感到慶幸的是，因為機緣巧合，我走向了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這些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擴大了我的閱讀范圍，使得我不局限于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而是對宗教、哲學、藝術和歷史等領域的著作也有所關注。雖然我離我所渴望成為的人文主義者還有很大的距離，但是必須承認，這種閱讀教化了我，給了我的生命很多有益的養分，也使得我能夠相對全面、相對客觀地去理解人之為人，以及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如果我一直寫小說，我會有很濃的厭世的情緒。可是如今，對生活，對工作，我時常有一種喜悅，甚至是感激。這種喜悅和感激，并不在于我完成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樣的成績，而是在于，經過這幾年的誤打誤撞，我感覺我可以開始了。我已經找到了我想走的路，如果我能有足夠的耐心和意志，我想可以沿著這條路持續走下去。最終會在哪里停下？是我想要的嗎？我并不知道，也不愿意多想。暫且先走著吧。能在路上，在途中，能暫且先走著，這就挺好。

我現在依然覺得，真正好的小說，應是絕望中有希望的，有批判的力度同時不失撫慰的意義。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在現代以來的中國作家中，最具典范意義的，依然是魯迅。前段時間，有一位作家在文章中談到，他覺得魯迅還不夠絕望，因而魯迅的寫作和思想是有限度的。他甚至覺得魯迅太小清新了。我不太認同這樣的判斷。魯迅的絕望是深度的絕望，也是一種深刻的絕望。與此同時，他為反抗絕望而付出的努力也是巨大的。這使得魯迅的世界是廣闊的，魯迅的思想是充滿張力的。其實要絕望到底并沒有什么難度，在寫作中把人物從困境推向絕境，也并非什么難事。真正困難的，是如何在困境中尋找出路，如何能讓人物在絕境中重生。

這兩年，我的精力主要還是集中在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上。然而，我也不時有一種提筆寫小說的沖動。在我的電腦里，其實有一個專門的文件夾，里面的種種，都與小說創作有關：讓我特別感興趣的小說的題目，吸引我的意象和人物的形象，一些有趣的片段……我不知道大概什么時候才能有足夠的時間來動筆把心中的作品寫出來，并且是否有能力寫得讓自己滿意，讓讀者滿意。然而，這種“準備著”的狀態，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讓我保持著一種看的努力：不只是從批評家的角度來看，來思考，同時也從作家的角度來看，來思考。這不只是努力獲得雙重視力的問題，同時也使得兩個不同的“我”經常處于對話的、互動的狀態。正是因為對小說的這種強烈興趣，這些年我在批評實踐中最為重視的，其實還是小說。我在文學批評中重點關注的問題，與我在小說創作中遇到的問題是息息相關的。這種切身性，我不知道對我的文學批評是一種成全還是限制，但是我目前還是樂于保持這種狀態。當我有一天真的從批評中抽身而出，更多地回到小說創作，我也期待，這些年的批評活動對作為小說作者的我會有所促進。

2017年6月2日，廣州

個人簡介: 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學哲學碩士、中山大文學博士，現為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青年學者、專業作家，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創意寫作專業導師等。著有《“我”與“世界”的現象學——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途中之鏡》《遍地傷花》等。先后入選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創新人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廣東省青年文化英才，獲《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湖北省優秀學位論文獎等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