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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鳳蓮 | 《應愿之地》
更新時間:2017-10-12 來源:廣東作家網
書名:應愿之地
書號:978-7-5360-7939-7
定價:30.00元
出版時間:201606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散文集,梁鳳蓮將對于廣州的關注與思考,在尋常生活的體驗中,坦誠地注視生活廣州的時間和空間,真誠地注視涵蘊其中的文化與歷史,拓展視野,走向世界,探尋城市獨特的魅力與韻味,她用擅長的文學表達方式,來歌頌她熱愛的家園,歌頌生活及生命。
作者簡介:梁鳳蓮,女,廣州人,廣州市社科院嶺南文化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系全國優秀社科普及專家、廣州市優秀專家、羊城十大杰出女性等。為廣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共出版個人著作32部,其中文化研究與文藝評論專著16部,代表作有《亂云飛渡——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之途》《容度之間——嶺南文化與文學的內省及互證》《城市的拼圖--廣州市各區文化品牌研究》等;文學創作專集16部,代表作有長篇系列小說《羊城煙雨》、《西關小姐》《東山大少》、散文專集《應愿之地》《廣州散韻》等。
梁鳳蓮的廣州情緒及其新女性主義寫作
陳娃
翻閱《應愿之地》的書稿,一股老廣州的人間煙火味撲面而來,梁鳳蓮氣息的“那些廣州――那些綿密曼妙的街巷;那些迤邐成片的騎樓;那些街巷里的曲折與衷腸;那些心念所屬的治療;那些靚湯好茶里神奇的精靈與蝶變;那些食肆店鋪里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那些臨水聽聲的世俗……”一篇一篇,一瓣一瓣,如同長風浩蕩下的紫荊花緩緩飄落,具象為一幅幅古雅風俗的版畫,白玉蘭的香味,麻石街小巷的叫賣聲,珠江水面飄來紅線女的粵曲《賣荔枝》…漸次鋪展在眼前、鼻尖和耳畔,讓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有那么瞬間,我覺得眼眶忽然潮濕,好像失落已久的“故鄉”回來了,在時光與空間之外,鄉愁像一只會變色的蜂鳥,在我跟前流轉鳴唱。堅持以嶺南立場來寫作廣東和廣州的作家,應該有一些,對于這群人,無論熟悉或者陌生,我都想要表達一種由衷的敬意。而其中我閱讀得比較仔細的,對文本印象又比較深刻的人,男作家當屬葉曙明,女作家就是梁鳳蓮。
“那時廣州的騎樓,就如同那時時興的旗袍或者大襟衫的鑲邊,順著這座城市的主要街道纏繞,其綺麗婉轉,一如滾邊沿著旗袍曼妙的曲線,在城區房舍的鋪攤中婀娜延展,勾劃出廣州一格成韻的風情,而這風韻與風情正是由這些別致的建筑牽手組成的音符,使得廣州的城觀有了不一樣的情調與韻律。而且,還仿如那時中老年女性的大襟衫,把連袂成片的橫街窄巷簇擁在衣衫的寬大里,從外表的端莊雅致到內里的瑣碎熱鬧,亦如從騎樓轉入小街小巷,就是地道濃郁的市井營生,該有的人生百態該有的日子滋味都在其中了?!?/span>
――梁鳳蓮:《那些迤邐成片的騎樓》
騎樓,是廣州傳統市井文明的一抹重彩,在梁鳳蓮的濃墨勾畫之下,它們“該有的人生百態該有的日子滋味都在其中了”?!稇钢亍纷畲騽游业牡胤?,就是字里行間都彌漫著一股刻著時代烙印的“廣州情緒”。英國女占星師莉婭.懷特豪斯最近撰文說:“…你只需要看著海洋是如何拍打陸地的,就會明白情緒對你的塑造模式…” “情緒”對人的塑造毋庸置疑,對作家文本的塑造也是一樣,梁鳳蓮寫作中有種廣州情緒,張愛玲寫作中有種上海情緒,“情緒 ”在這里成為了不同時代的女作家共通的東西,而不同的“情緒”產生了不同的作家形態和文本個性?!扒榫w”是靈魂與肉體相依交戰的分泌物,不是完全的感性,也不是純然理性,它一定是感性和理性的水乳交融。梁鳳蓮散文中的這種“情緒”,可以說是我熟知的,日常得好像我們促膝而坐,話家常,吃點心,互贈女伴間才拿得出手的禮物……
飄到東,飄到西,穿行在渾沌與無著、浮躁與塵埃之間,惶恐地度過虛無的每一天,連惆悵地回頭和張望都顧不上,懷舊也變得分外遙遠及奢侈,成為了一種不可企及的“詩意”。而梁鳳蓮和她的《應愿之地》,于我是一種溫柔而傷感的喚醒,復活了我沉寂已久的廣州記憶。1994年,梁鳳蓮作為廣東省作家協會首位簽約作家,名聲大噪,她的才子佳人式的文學婚禮更是轟動一時。我還記得,在婚禮前夕,鳳蓮姐姐吩咐我們這些文學圈的小弟妹們幫忙布置現場,一會指揮我在窗前插花,一會叫黃禮孩在墻上貼字……
我那時每天往返童心路上班,集采編于一身。在《廣州之聲.屏幕之友》頭版,我刊發過一則鳳蓮伉儷婚禮的圖文。二十多載春與秋,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我問她,你還記得么?鳳蓮說,哈?真的嗎?我都沒那期的報紙…你們采訪的都是大明星,你也沒告訴我說要把我也登上去呀……說到這里,我們大笑,笑聲中隱約可聞當年的純真。鳳蓮說的不錯,當時的廣州電臺(兼廣州電視臺)臺長葉小帆,是一位高知文化女性,渾身的活力、能力和魄力,銳意進取、創新和改革,有許多開國內之先河的舉措,《廣州之聲.屏幕之友》主編是潘健生,也是一位知名詩人,雖非大報,卻是一份頗有“八卦”份量的文化娛樂報紙,吸引了海內外眾多著名音樂、音像等機構和明星的注目,包括一些現在已經功成名就的風云人物,與文學的交感確實不大,但由于我這個文學青年與文學的關聯,我將這份報紙寄贈給廣州及國內外的作協和文友,因此知道它的人也不少,也有文友寫些評論性文字給我,我也一律照登,甚至刊發過幾次詩歌。那些在童心路度過的青蔥歲月,像一股溫暖又陳舊的海風,不經意地掀開記憶的窗簾,帶給我曾經蒼海的慨嘆,卻也沒想到,幫我重溫舊事的人,竟然又是鳳蓮姐姐。
在閱讀《應愿之地》的過程中,我頭腦中跳出了“女性主義寫作”的字眼,因此自作主張將梁鳳蓮散文貼上“女性主義寫作”的標簽,沒有征得任何批評家的同意,也沒有跟鳳蓮有過商榷,但確實有我的道理。
以我的個體閱讀觀察和文學直覺,當代散文令人詬病的地方不少,技藝上的創新幾乎也陷于停滯。我籠統地以自己的方式分成幾大類:文化大散文;小女人散文;心靈雞湯散文;各種藝術隨筆等。有些被推崇的包羅萬象的大框架散文,無論題材視野,到謀篇布局,都顯得巨大空靈,讓人屏住呼吸來讀,雖則鄭重其事,卻像端著一把椅子在罰站,不給坐下去,失卻了自然意境,平常心態。再說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小女人散文,在一個日新月異、暴風驟雨的大時代,個體的情緒、感受、甚至于命運遭際、以及生命本身,在風馳電掣的時代列車滾滾的巨輪之下,猶如螻蟻卑微,好比草芥渺小,作為個體的“人”,如何活出自己作為一個人類的尊嚴和價值,是每個人都遭遇到的嚴峻拷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小女人散文還是小男人散文(假設有小男人散文的話),都是對“個體”――“單獨的人性”的一種重視,一種釋放,是對個人生命意志的一種具體的抒發,它喊出了“我”的聲音,“我”很重要,說出了女子(或男子)作為一種生物性別和社會性別的獨特感受,強調了女性(或男性)在自然和人類世界的存在感――不管從“人”的角度還是從文學的角度,都具有十分積極的進步意義。
因此必須承認,小女人散文曾是中國女性主義散文寫作的一個顯著標本。然而,曾幾何時,那些流淌在風氣中的小女人散文,漸漸充溢一種嬌弱綿軟蒼白無力的“小女人情緒”,總體上表現得像一枚靈魂干涸、情欲旺盛的花蝴蝶――不但題材上狹隘,內涵也單調單薄,至于社會道義層面更加無所擔當,除了虛榮心,別無痛苦,除卻男女之情,別無他愛;好像時刻都在以一個未成年女子的心態向生活撒嬌、索求……這種寫作,雖然是女性意識的寫作,呈現喜怒哀樂的方式莫不出自女性手法,但本質上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寫作”。這是極端的“女性”泛濫,無論從社會學角度,還是單純從文學的角度,這種對“性別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強調,本能地排斥了女人的“妻性”,特別是,根本不具備女人的“母性”,更別談及世俗意義的日?;摹爸鲖D性”……“妻性”、“母性”以及“主婦性”,可能不必要解釋,我想說一下的是,什么是“女性”――我個人將它定義為:性別的本能之一,極端亢奮的“女性”情感和意識,在此必須以“男性”作為在場者和參照者,用最通俗的話來比喻,就是不分場合,見了男性就會本能地“撒嬌”,本能地演示自己的性感魅力,本能地要求男性將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本能地要“爭風吃醋”;再比方說,一個滿腦子愛情夢幻的女人,哪怕活到四、五十歲,孩子生了幾個,她也是很少母性的,這也是“能量守衡”的表現,伴隨著過度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她的丈夫或情人或許在情愛上是滿足的(同時也有可能因她的頻繁出軌而嫉妒發瘋),然而她的孩子卻有可能感到缺失母愛……在真實的生活中,極強烈的“女性”會引發沖突和矛盾,產生分歧和犯罪;在文學的情境中,極端極致化的“女性”意識雖不至于引發危險,但卻可能失卻構建文字世界的風度、從容和達觀,無法彰顯人性的圓融和成熟。
在生活中我也留意到,極強烈的“女性”是不分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或出身背景的,從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21世紀的2016年,以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跨度作為參照,仍有一些很“女權”的女性,一方面要“極度掌控”,一方面要“絕對依賴”,體現出極強烈的“女性”意識和情感特征,這本身是矛盾的,也是有趣的,這種現象是女性性別自我發展的一種進步還是倒退?值得人類學家考究。我記得作家馬長山許多年前說過一番話,大意如此:給女士開門、讓座,是尊重女性的表現,不給女士開門、讓座,是尊重女權的表現……兩者果真是不可調和嗎?其實也未必。在寫作中,也正是由于缺乏了一種將女人的“女性”、“妻性”、“母性”以及“主婦性”揉和攪拌在一起的“中和性”或者說“包容性”,由于缺乏了一種大生活背景的閱歷和淬煉,由于缺乏了一種大博愛的情懷和悲憫,只有對自我的關愛和憐惜,沒有對他者的同理和同情,只要求外界和“男性”的共鳴,卻沒有交付出對生活以及對“男性”的基本共鳴,不自覺地形成了極端女性情感特征的性別中心主義,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但據我觀察,至今沒有引起寫作者與批評界的注意,凡此種種,構成了女性主義散文寫作的局限性,使許多文本成為一種膚淺的泛抒情;極端女性情緒的過分流露和放任,客觀上削弱了女性主義寫作的理性思維和包容意識,而且在寫法上、文字上,也不見得有太多驚喜,談不上藝術的突破,反而相映成拙,越是強調女性立場的寫作,越不具備女性的天然稟賦和美學,天高地闊更顯胸襟之窄陋,對于講究一點的、境界高遠一點的閱讀者來說,會感到乏味和無趣,產生很多質疑和不認同感,失去對文學的尊重。如果散文寫作者眼界不提升,性格不成長,而將初級階段的女性主義寫作視為日常、正常,甚至于在某些批評家的文本下變成“驚艷并偉大著”,這是對閱讀者思考力和理解力的一種蔑視,也對中國當代散文的自我建設與創造產生負能量影響。
同樣是女性主義散文寫作,梁鳳蓮散文中的女性情緒流露卻并不極端和刻意,不但不極端,而且很溫婉,很善良,有時甚至很謙卑,忍讓到令人心疼的地步,沒有一種對男性話語權色厲內荏的指責,沒有咄咄逼人的強勢――而你也完全不必擔心,這樣的女性寫作是“不平等”的。恰好相反,我覺得這樣平和的“女性情緒”才應該是常識化和常態化的,這跟鳳蓮平時待人接物的方式也比較吻合,她實在很客氣,很有禮數,很重視別人的感受,從不流露出貢高我慢的心態。鳳蓮是賢妻良母,有一個安樂的家庭,是一個處女星座的好主婦,非常講究完美,家里的每一寸地板都擦拭得光潔如新,每一個角落都收拾得井井有條,她的女性寫作情緒的節制和內斂,固然跟她“為人妻”、“為人母”的傳統家庭觀念有關,也跟她的“學者”思維同樣脫不開關系。身為廣州市社科院嶺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廣州市優秀專家、廣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羊城十大杰出女性等等頭銜的梁鳳蓮,著作等身,載譽無數,共出版學術及文學個人著作28部,其中文學代表作有長篇系列小說《西關小姐》、《東山大少》、《巷孌》,散文集《被命運催趕的夜晚》、《遠去的諾言》、《廣州散韻——相遇或者錯過》、《廣州散韻——情語或者諾言》等等。她是暨南大學文學與文化博士,后來又遠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進行博士后的研究,這樣一個真正的讀書人,在廣東省,甚至在中國文學界,就她的高學歷而言,確實令人矚目,然而,她的才識、女性定位、性情操守以及學者型包容性思維對她的寫作產生的影響,則更值得引起關注,這使她的女性主義寫作具有了相對的超越性與獨特性。這本以女性心態、學者胸懷、赤子情緒交織而成的《應愿之地》,是女學者厚積薄發的心語傾訴,是向一座城市致以敬愛的深情表達,既有原汁原味的生活積累,又有歷史追問以及人性思辯,呈現出一種女性主義寫作的深廣度。文字當中有一種反思力,不但關愛“我”,憐惜“我”,更關愛“我們”,憐惜“我們”,這個“我們”,并不只是“同性”,還有“異性”,以此構成了女性寫作的“包容性”。我感到她在寫作中有意識地覺醒、超越和創新,她從自己的感受和情緒出發,但又越過了自己的小宇宙,將視野投放在無邊無際的現實世界里,也同時向無始無終的哲學精神領域伸延。從一個女人的文學狀態,可以觀照她的生命狀態,從一個女人的寫作姿態,也可以洞見她的日常生活。我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二十年中,梁鳳蓮早已經開始了她的女性性別成長的個體跋涉,不以性別抱屈,也不以性別自傲,她拋開了性別的困擾,終于做到了把自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來開發和探索,自覺或不自覺地加以磨礪和完善,以此方式,她竟完成了女性性別成長和女性主義寫作拓展的雙重提升――感知到這一點,我很是驚喜,無論梁鳳蓮自己有沒有意識到這些,也都意味著她開始了一種新女性主義的文本寫作,不再重復別人,也不再重復自己,正如畢加索所說――世界期待我們去創造,而不是重復。新女性主義寫作能挖掘到什么寶藏,是否能將中國女性性別成長的空間和容量真正拓寬,仍需要拭目以待。
現在再回頭看看作家馬長山提出的“女性”與“女權”的有趣比方,兩者到底怎么調和,這當然不是一個物理問題。在這里我不得不提到“兩性差異”。男女兩性是有天然生理差別的,從嬰胎期的染色體差別開始,在構造、體態、體能、聲音等方面的差異都是明顯的,這種差異很可能會造成情感表達、心智發育、思維方式、興趣愛好、職業選擇等各種各樣的差別。我們一直強調的“兩性平等”,原是指社會地位和精神意義上的平等,如果方方面面都要求一律平等,也是有違常識的。1910年8月,在德國社會主義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倡議下成立三.八國際婦女節,次年開始正式施行,當然有一定政治色彩。后來德國有女權主義者提出異議說,70年代我們不再(需要)有婦女節了。話雖如此,在七、八十年代,德國接連制訂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以維護婦女權益,自此以后,在街頭拋擲廉價的文胸、內褲之類的婦女節游行活動日漸式微。所以,婦女節在德國起源,卻并不在德國持續地喧囂。再后來,大概是2000年底,我在漢堡讀到了《Emma》(《愛瑪》)雜志,之后訂閱了多年。創辦人艾麗絲.史娃澤是德國著名的女性主義者,雜志里面的文章許多都由女性主義作家書寫,我也不覺得她們在觀點或內容上有過度自戀的“女性”主張。艾麗絲.史娃澤在2010年發表觀點說,婦女節是社會主義式的母親節。從“婦女節”到“母親節”,這是內涵全新的定義;“母親”與“婦女”之間,有從屬的親緣關聯,前者卻更具體,更有職能感和社會性,這是一種傳統角色的回歸,是不是也在呼喚婦女們煥發和回歸她們的“母性”呢?這個只是我的私人揣測。但不管怎么說,我可以用我的所見所聞證明,德國女士們在總體的性格方面都趨向于“中性”、“主婦性”和“母性”,一般都不愿意更不習慣開發“性別資源”,我覺得,這是因為她們在精神層面上早就已經實現了“兩性平等”,她們作為一個“女人”有獨立心,作為一個“社會人”有平等心,作為一種“性別”有自尊心,她們是比較成熟和完善的“女性”,也是真正強大的“女性”,“政治家默克爾夫人”不知道算不算有說服力?我在德國時,曾就默克爾夫人當時的衣著過于“古板嚴肅”發表過看法(當時的默克爾夫人正在積極競選),登在歐華導報上,而德國人(尤其是德國男人)大致是這樣對我說的:默克爾夫人是科學家,又不是明星,用不著穿得花枝招展的…所以,中國男性作家馬長山的“應該給女士讓座還是不讓座”的糾結,對于德國男性來說,并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德國的女士們根本不在乎男士們讓不讓座,如果你在婦女節這天,要求一位男士對一位女士說“三八快樂”,恐怕雙方都會尷尬不已。
無論中國的人文環境有多少特殊性,女性成為“母親”,男性成為“父親”,這種兩性自然分工是無法替代的,我們不妨承認差異,卻大可不必過分去強調差異。真正的女性主義者與男性是友愛的,真正的女性主義寫作,與男權話語也并不意味著劇烈沖突。男女兩性的性別發展是相輔相承的,兩性的成長依賴于互相促進彼此啟發,這也決定了女性主義寫作的成長,需要男性的共同成長作為伴隨。從這個角度去看,當代中國女性主義寫作的曲折發展,折射出當代中國男性的心智成長度和個性成熟度,而兩性成長的契合度決定了中國社會現階段人性發展的總成熟度。從世界文學的大生態來說,光有男人在寫作,光有男人話語的文學,或光有女性主義寫作,光有女性意識的籠罩,都必然會導致陰陽失衡―― 一個精神健旺、飽滿有序的文學時空,是兩性共同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產生的深刻又豐富的人性共鳴結晶體。
寫到這里,想起藏傳佛教家希阿榮博堪布曾這樣說過“人”和“人性”:“每個人都是時代的塑造者和負荷者。關于一個時代的劫運,其實無須問別人,看看自己和周圍人們的行動就能知道。共同的因緣,唯有大家一起在思想、行動上改正、進化,才能慢慢扭轉。解鈴還須系鈴人。”――不以出家出世、與世無爭為理由來回避“時代與人”,也許對當代的文學、文人、文本,也是一種開示。
我以前也寫詩歌,寫散文,現在主要是寫作小說,有時也寫點博客文章。作為一個散漫的自由寫作者,并不屬于任何文學圈子或流派,也沒有刻意去考究人性的發展對文學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然而事實卻又證明,人性與文學一直在互相交匯,互相影響,互通有無。文學就是人學,前蘇聯文學家高爾基的這句話具有永恒的意味。我旅居德國多年,自從數年前回歸家國鄉土,感受到了巨大的變化。有不少文學發小已經名滿天下,見面也偶生隔膜之感,不復當年的親愛熱誠。只有鳳蓮還是如常的親切,好像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那十年,好像我從沒有去國離鄉,一直都在,我們彼此在精神生活中仿佛有著從不間斷的溝通……我有時很感觸,我大概――或許――甚至肯定――也成為了梁鳳蓮廣州情緒中的一個微小組成部分吧?一波漣漪?一次瞬間?或一個原生態的符號?所以她才會如此地善待于我?每次評論家協會年會散會后,還沒等我回到家,她的電話就打來了,她說人多沒有跟我好好地說說話,因此在電話中,我們常常一說又是半小時,電話這端和那端的人,都在搶著講話,鳳蓮有時會幽幽地嘆息道:唉,打電話跟我爭著講話的人,就是你啦。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一隅,鳳蓮誠懇地邀請甚至是“央求”我去她家做客,去啦,去啦,我給你煮馬來西亞咖啡哦――在這個人與人通聯方式最豐富、人與人距離卻最遙遠的后互聯網及新智能時代,人們寧可與機器人為伴、與AlphaGo對弈、也沒有信心與興趣跟人交流的時代,在人聲鼎沸的大廣州城,一個明明忙得不可開交的、社會活動繁多的廣州文化名媛,卻抱著最真實的初心請朋友上家里去聊天,這樣的人和事應該很稀罕、很稀罕了好不好?!我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宅女”,輕易不出門、不家訪的人,我說好吧,去坐半小時就走,結果是聊了好幾個小時……
我剛從德國漢堡回到廣州那兩年,曾經得了很嚴重的“失語癥”,無論與人面對面交談,還是打電話,都會忽然間語塞、結巴,詞不達意,緊張得臉發紅,有時在電話中失語達一分鐘之久,才可以憋出第二句話來,往往急得淚眼已婆娑,偏偏卻是缺失了一句漢語的修辭和表達;看報紙或看電視新聞也有類似的障礙,好像忽然間什么都變得陌生起來…曾經,老爹和老媽都以為我生了“怪病”,為此憂心忡忡,那些日子,我拒絕故事和回憶,也特別畏懼社交,遠離了一切文學圈子,甚至去趟超市都感到羞怯……異鄉和故鄉如同幻影如同錯覺,我同時懷疑過它們的真實存在。有時覺得獨在異鄉為異客,也好過身在故鄉為異客,但也許最好的慰藉和解脫方法是,只把故鄉作異鄉,象異鄉人一樣重新去熱愛。任教于德國特里爾大學的劉慧儒老師,是中國最早一批赴德留學生,說起故鄉的話題時,他曾經一言以蔽之:故鄉,并不存在。
也許正是由于這樣,我更加倚賴與鳳蓮的這種真心無飾的交往,我看重鳳蓮散文中的真實、真誠與真性情。要從詩歌和小說中看出“文如其人”,要求“文如其人”,這是一種妄想,也是一種沒有文學常識的苛刻;然而,散文的內涵和屬性決定了它有一種“真實”的品質,與人間的氣場最為相通,甚至比報告文學更為講究“真實可信”,從文字的情緒中更容易觸摸到寫作者心靈的溫度。
世上除了金銀珠寶,很多物質都帶有閃閃發光的功能,比如能夠把人刺痛流血的碎玻璃,靠近時寒氣逼人,而遠觀時竟然也具有非同小可的動人光澤。在這個復雜無間的世態中,在人與文字的身體表里,都可能有意無意地鑲嵌著人性的“碎玻璃”,閱讀者感到受傷,也是常有的事。然而,與梁鳳蓮接近,與她的文字相親,我卻是放心和安然,這也許是一種熟稔,也許僅僅是直覺,鳳蓮的身上,一定也有我所未見識到的棱角和鋒芒,我所未感知到的柔媚與風流,但她的身上,我知道,她已經拔除了所有的“碎玻璃”,她是平常心的,真誠的,溫暖的,包容的,當然,她也是倔強的,不甘平庸的,不辭艱難的。她有嚴重的腰椎和頸椎問題,經常疼痛發作,但絕沒有一天耽誤寫作,她有相親相愛的丈夫與兒子,有安閑生活的條件,卻也從未有一天放棄過理想和追求。
梁鳳蓮將她的廣州情緒托付給那些綿綿密密的文字,像嶺南三月雨季淅淅瀝瀝落個不停的細雨,謎一般絲一樣的細雨,讓人喘不過氣,也無法輕浮,只能慢慢地沉浸和感悟。她的文字中有塵世的憂郁和哀愁,有靈魂的無告與掙扎,有知識女性的自尊與矜持,有天真,有熱夢,有冰涼的琥珀,也有狂野的鯨,卻沒有飛揚跋扈的矯情和偽裝,也不見什么怨念、醋意與敵視,鳳蓮就是鳳蓮,她就是水中的一朵蓮,高挑秀麗,有著自己的姿態和堅守,美得那樣茁壯堅強;但她也是本色的,是柔軟的,是一個性情溫良恭儉的廣州本土淑女,是一個也會在風雨中搖曳和哭泣的女性……她在《時間之外》所投注的真實無虛的愛與情感,那種生于斯、長于斯、血濃于水的故園情結,她對廣州所表達的感恩和感動――“我的內心與狀態都是這座城市的氛圍氣場所孕育所賜予的”,因為有遼闊也有細膩,有見識更有情懷,有涓涓溪流奔赴大海的無悔同執著、勇氣與承擔,因而構筑了一道獨立的綽約的風景線;在當代中國的文學天地間,她不卑不亢,郁郁蔥蔥,你一定看見了她的存在。這本書由“那些廣州”、 “那些影像物事”、“那些異鄉”交響成章,那些有著執迷不悟的痛感和癡情、那些滲透著溫熱而潮濕的廣州情緒的文字,成為了一個文學廣州女性最有說服力的代言。
2016- 3- 19 ?廣州花地灣
陳惠如,筆名陳娃,生于廣東。畢業于大學英語系,曾留學德國漢堡和美國喬治城。已出版有詩集《初》、散文集《純情歲月》《真正的愛情是單相思》、短篇小說集《我是一只夢游的青鳥》,長篇小說《漢堡雞尾酒》、長篇童話《想變人的小猴子》等,旅居德國多年,現居廣州,自由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