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鳳蓮繼《西關小姐》《東山大少》之后，沉潛多年，很“走心”地寫出了《羊城煙雨》。這部長篇小說固然如前兩部作品一樣，寫的是“本土題材”，可《羊城煙雨》呈現了鳳蓮作為一名小說家的“心靈成長”，具體表征是小說寫出了其過去的作品早已約略隱現而尚不太深切的對于人生美學的思考，作品已經超越了“本土題材”的某種拘限，而顯示出它完全具備進入文學“公共空間”的特質;它講的是隱藏在時間背后的柔韌故事，以及所蘊含的柔韌美學，這是很“嶺南”的，而其人生思考又不僅僅局限于“嶺南”。

作品的主人公雨芊、雨荇，是一對姊妹，“荇與芊，都是水里的一種草，水流下的一種生物，它們必須活在一種優美的流動的滋養里，水靈水潤的”，這是書中的話，而雨芊和雨荇，也正如水草一樣，在“流動”的歷史中柔韌地活著，而歷史的“流動”，不一定總是“優美”的，很多時候，它裹挾著千千萬萬的人，人在其中浮沉、漂流，甚至嗆水、掙扎，有時候不由分說，一個巨浪猛然襲來，人是否具有柔韌的心性就成了能否活下去的關鍵。這樣的故事，很有珠三角的“水鄉質地”，人物是水靈水潤的，情節也是順著時間或逆著時間地順序或倒敘，構成了涵蓋面較大的歷史張力，也形成了類似于線裝書出現之前的“蝴蝶裝”結構，上卷為“姐姐雨芊的故事”，下卷為“妹妹雨荇的故事”，上卷的時間是從1950年代寫到2010年，下卷則從2010年回溯至1960年代，這一對姐妹花，如水草般柔韌地存活于“波瀾壯闊”的年代，她們各自的故事，時而膠著在一起，時而分途衍化，相互對照，適成“互文”，一部在手，猶如翻閱一本“蝴蝶裝”書籍；而與此同時，她們的父祖輩、同齡人，還有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鄰居們，也一同經受著“時代的考驗”，一起見證著西關、廣州城、珠三角乃至于全國的超越半個世紀的歷史變遷。姐妹倆與其周邊的親友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一切為了卑微地“活著”，一切為了身邊人得以“挨”得下去，一切為了在歷史的“夾縫”里求得一步一步的自我成長，故而，在書中，令人深感凄愴的生離死別，活像螞蟻般的忍辱偷生，以及暗生情愫而如鏡花水月，身心破損卻又以淡定的姿容、不失尊嚴的舉止示人，諸如此類的“戲碼”一一上演，讀來不禁哀感人世之無常、慶幸人與人“心照”之可貴，全書折射出一種特定時代映襯下的生命本真形態。

生命的本真狀態，每每在疾風暴雨、炎涼不定的社會環境里得以不被“遮蔽”而有條件地呈現。在鳳蓮的筆下，蕓蕓眾生，好人居多，他們遭遇時代的淘洗，很多時候，是很無奈又很無助，可身份的卑微與生命的高貴成了一個“二元結構”，而對自尊的維護，對他人的體貼，對自我成長的期許，對柔韌地生存的堅守，都是能夠維持這個“二元結構”在艱辛中“運轉”的“活性養分”。他們因之成為不無缺點的好人，他們各自的人生因之具有人性美的特質，他們各自的故事因之而分別訴說著“柔韌”的奧秘。

可一切的一切，都已經隱藏在時間的背后，成為雨芊、雨荇一家的家族記憶，同時，也是屬于她們所寄居的廣州的城市記憶。鳳蓮在探尋著一種書寫家族記憶與城市記憶的文學方式，它不純粹是家族記憶，也不純粹是城市記憶，而是兩者的“交乘”，產生出一種“乘法”效應，家族記憶中的城市變遷，城市記憶中的家族命運，交相映發，相得益彰。這可以視為鳳蓮的敘事策略。

因而，小說內含三個層面：變動不居的歷史，陰差陽錯的人生，柔韌不屈的心性。這三個層面并非“板結化”的，而是類似于“長河小說”的寫法，在時間的“長河”里，故事如滔滔江水，時而低回，時而澎湃，涌動著，翻騰著，所有的人與事在其間也隨之涌動、翻騰。所以，整部小說隱藏著一個最大的角色，那就是“時間”。它改變著一切，它是如此“詭異”，又是如此“多情”，甚至是，它可以如同“翻燒餅”一般將蕓蕓眾生置于它的“魔法”之下，變著“花樣”地從昨天走來，走進今天，邁向明天。

書中的雨芊有一句話：“我們這代人的光影大部分將隱藏在時間背后。”不管是姐姐雨芊，還是妹妹雨荇，她們的故事，順著來從1950年代講述到2010年，或者倒過來從2010年回溯至1950年代，在在呈現著“變動不居的歷史”。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風云，七、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九十年代以后的社會轉型，等等，是西關的，是廣州的，是珠三角的，也是全國歷史變遷的“曲折而浩大的流程”。

雨芊出生于五十年代的西關，剛來世上，父親已經遠在“天邊”。其時，孤單的母親懷著雙胞胎女嬰，遭遇難產，雨芊居長，幾乎沒命，幸得助產士搶救過來，而同一胎的妹妹則夭折于母親腹中。作為妹妹的雨荇，比雨芊小了好幾歲，是父母日后在一個近乎“地下相會”的境遇里結合的產物。她們的父親，本是一介書生，曾經任職于報館，才華出眾，可是在一個特殊的年代成了“勞教人員”，先是發配西北，后來又遣送韶關，再后來打發回原籍廣東南海，活像一個“器具”，不停地被挪置。母親，本是小學教師，娘家人多定居香港，而她背負著“勞教人員”老婆的身份，忍辱偷生，撫養一雙女兒，還要照顧日漸年邁、身體日差的公公。夫妻離散，哪怕丈夫歷經磨難回到原鄉，雨媽也只能從西關到南海去“偷會”雨爸，雨荇的出生端賴于此，時在六十年代初。在物質缺乏的年代，營養不良，加以身體素質較弱，雨芊落下了小兒麻痹后遺癥，右腿乏力，行走不便。上小學四年級時，幸得一位醫生的醫治與呵護，雨芊的病情得以穩定并未惡化。在那個父親“缺席”、母親艱辛“挨”日子的童年時期，身有殘疾的雨芊，還背負著“黑五類”子女的惡名，其狀可憐，而出身鐵路機務段的鄰居小哥哥，根正苗紅，卻毫無機心，盡管也幫不上大忙，可面對日常生活里的瑣瑣碎碎，幫上一點小忙也足以讓人深感暖心，雨芊正是在如此這般的鄰里生活中漸漸長大，見證過“白卷英雄”的出現，算是讀過書，算是就過業，也勉強算是在內心深處“戀過、愛過”而不見得有何正式的結果，但也還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情緣”；時光就這樣流淌著，時光在“雕刻”著雨芊的容顏，時光也在考驗著雨芊的耐受力與堅韌性。然而，她在領受著無情的歲月的同時，也感受著人與人心靈間的可以融化郁結的暖意，這是變動不居的歷史最值得緬懷的“詩情”。雨荇的故事，比雨芊的多了一些色彩，她畢竟比姐姐小了幾歲，姐姐“趕不上”的機緣她剛剛可以趕得上，比如讀大學，比如更為體面地就業，比如擁有一份世俗的“成功感”，等等。但無論如何，姐妹倆互有差異的生命故事卻在歷史的層面上大致“同質”，都有一種隨著變動不居的歷史而呈現出來的凄酸，都有一種面對歷史變動的無奈，也都有一種雖然缺乏亮度卻又不無亮色的人世“小確幸”。

鳳蓮對歷史并不悲觀，其筆下的人物故事，印證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人的成長與社會的進步，固然需要付出各種各樣的代價，可是，更為重要的是，人性之美總會存在，再怎么艱辛，再怎么難挨，總會有“挨”得下去的路數，卑微的身份沒有什么，高貴的生命才是值得為之“挨”下去的最大理由。而在“挨世界”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點滴之恩，關鍵時刻的一聲問候，困頓不堪時的“些許”援助，等等，對強化人性的柔韌度大有“奇效”。雨芊、雨荇的故事，充滿著這樣的敘事因素。這是《羊城煙雨》令人讀來感到冷世里有暖意的地方。

當然，冷世里不免出現很多陰差陽錯的人生。這類故事構成了《羊城煙雨》的故事主體。且以雨爸為例。雨爸的經歷是雨芊、雨荇們家族記憶的一條重要線索。這一位昔日報館里的才子，因為特定的歷史原因，被劃為“異類”，成了“勞教人員”，其整個家庭頓時陷入困境，尤其是講究“出身”的時代，這一點給他的家人尤其是下一代造成極大的困擾和焦慮。而一家之主，被硬生生地“抽離”出來，其本人也成了這個社會的“贅馀”，廣州而西北，西北而韶關，韶關而南海，多地流轉，本來生性敏感的書生卻只能將種種非人的感受埋藏心底，一門心思想著如何令自己的家人“好過”一點。這個文弱書生，竟然冒起險來，偷渡香港，不期然遇到施以援手的恩人，得以在新界藏身。本來，他對雨媽深愛有加，活著回到故鄉，是為了妻子和女兒，還有病病怏怏的老父親，可是，為了生存，又不得不跟恩人的女兒成親，重組家庭，再行生兒育女。他重組一個家庭，為的是希望能夠有能力救助自己的原有家庭，能夠給他們悄悄送去某些生活必需品。這簡直是一個悖論，是造物給雨爸開的一個很大的“玩笑”。如此陰差陽錯，可以想見，一個巨大的難題已經橫亙于雨爸面前。雨爸是一個復雜的人物，他活在人生的“夾縫”之中，且不說動機如何，其行為舉止不無可議之處，其性格也不無弱點甚至是缺點，可是，他并非無情無義，雨媽她們的確因為有了這個隱秘的“南風窗”而生活略有改善。這類故事，在當時的珠三角地區并不鮮見。其實，雨爸的形象還可以寫得更豐滿一些，他內心的矛盾、不安、內疚和某種程度上的“自我安慰”，都可以再深入描寫。文學的魅力就在于揭示人性的復雜、呈現人生的多種真實面向，《紅與黑》《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等名著恰是范例。鳳蓮可能已經意識到這個要點，并有所嘗試，希望日后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回到《羊城煙雨》文本，該書寫雨芊、雨荇的愛戀故事，她們各有所愛，卻也愛得含蓄，或者隱而不發，或者錯過時機，可又很執著，很癡情；在那個“禁欲”的時代，男女之間的交往與現在的年輕人相比，簡直是不得要領，正是不得要領，自不免就產生不少陰差陽錯的故事；再加上還有不少機緣以外的因素明里暗里“發酵”，如隨著改革開放，北方姑娘南下廣州，自己對心儀的對象尚未開口，對方已經被爽朗的北方姑娘“捷足先登”，只好徒嘆奈何。南方女子在愛戀方面有其“弱勢”，可正是這樣，她們在情場上的矜持與謹慎，卻是“嶺南敘事”的頗有特色的部分。她們很溫柔，也很柔韌，內斂而不失風度，內熱而持守分寸，南方的故事有其迷人的朦朧感與“潤澤度”。

生活在一個跨度較大的“歷史流程”里，雨芊、雨荇的人生，有不幸，有挫折，甚至有不少酸楚，可她們不僅見證著歷史艱難地前行，而且在各自的人生航道上也算避過了不少急流險灘，載浮載沉，柔韌地成長。對于這一點，雨媽從自己的兩個女兒的成長史有獨到的感悟。雨媽，是書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其重要性高于雨爸。因為，鳳蓮所發現的“柔韌美學”，不僅體現在雨芊、雨荇身上，而且更為突出地體現在雨媽的所有經歷之中。她的丈夫，含冤被驅遣在先，離家重組家庭在后，這對于一個家庭主婦而言，都意味著接踵而來的“災難”。一個知識女性，不得不離開教學崗位，不得不整天與柴米油鹽打交道，不得不以自己文弱的身軀承受家庭變故所帶來的種種苦難，其內心的悲哀、無助、凄涼，可想而知。可是，雨媽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忍受了本來不應到來的一切，她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兩個女兒還有公公有尊嚴地活下去，她將身為職業女性正當的人生追求深埋心底，她善意對待周邊的每一個人，更為難得的是，她吞下了身為女人、妻子、“黑五類”老婆、丈夫身邊又有一個女人的種種的屈辱，淡然地活著。這是嶺南文學史上少見的女性形象，這是現當代小說史上少見的“母親”。雨媽因為愛著含冤受苦的丈夫，因為護著已經變得凄涼的家，這一位原來的小學女教師能屈能伸，以自己靈巧的雙手做女紅，幫補家用，而別人一點一滴的幫助，她都銘記在心，時代一點一滴的進步，她更是敏銳省察。經歷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七十多歲的雨媽回顧前塵，心心念念于變幻的風云和“好彩”活下來的樁樁件件的往事，淡然說：“（雨芊、雨荇）她們倆都不是幸運兒，好在還算有驚無險，所有的驚驚乍乍，都歸復平淡無奇，到頭來還有安穩，就是比較好彩了。這么說來，也還算是幸運的。”本來是造化弄人，而蒼生何辜要遭受那么多的磨難，可雨媽以柔韌的心性“消化”了生命中的種種“不幸”，并將之轉化為自己的閱歷，轉化為自己的人生財富，轉化為評判時代進步的一把“尺子”。雨媽沒有宗教信仰，她們那一輩人在“掃四舊”的語境里生活，幾乎沒有機緣接觸宗教，可是，雨媽卻有一種佛家常說的“平常心”，她對“幸運”的理解就歸結為“平淡”與“安穩”。她與命運“講和”，這是嶺南人的一種精神氣質，既不屈服于命運，又并非“剛烈”地而是柔韌地面對命運的考驗，最后在可以消化一切的前提下跟命運“握手”。

鳳蓮從雨媽等人身上深切地發現了這樣一種人生美學。雨媽擁有一份淡然和坦然，她感知到人生在風雨雷電之后尚然可以有“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澄明心境。這不是哲學，卻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