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作家黃耀華新作《日照清東陵》的最大亮點，是其對歷史文學文本作出的探索性的創新嘗試。

1.從文體上看，《日照清東陵》采用了非虛構文學的形式，對清代幾個主要朝代的帝王及相關人物和事件，形成一個個看似相對獨立的板塊，甚至是斷片式、碎片式的章節，卻又以相對串連、可連接的敘述方式進行的歷史文學文本設計，是一種典型的文本創新。

我們可以把《日照清東陵》定義為這是一部長篇小說，事實上作者也是這樣認為的；也可以將其定義為歷史傳記或歷史報告文學，因為《日照清東陵》并不像傳統意義的長篇小說那樣，有明確的主要人物和矛盾沖突主線，也不像傳統長篇小說那樣擁有跌宕起伏的戲劇性和可讀性。但《日照清東陵》究竟算是長篇小說還是傳記文學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文體對作家們的傳統的歷史文學創作，以及對讀者們的傳統的歷史文學閱讀，不敢說是一種顛覆，一種撕裂，但肯定可以說這是一種探索性的創新。

2.從作品架構上看，作者并沒有賦于《日照清東陵》十分清晰的主題思想、主要人物、主要矛盾沖突事件，支撐起《日照清東陵》宏大的歷史敘事框架的，只是一些板塊式、碎片式的歷史細節和情節，以及特寫式的歷史人物描寫。

?宏大敘事里突顯歷史必然性，微言大義背后，同樣也可以隱含著個體命運的偶然和乖謬。咸豐的帝師杜受田在以往的歷史記載和歷史文學作品中，是一個并不被人特別關注的人物，而在《日照清東陵》中，作者通過人物特寫的方式，用了單獨一節，把杜受田放在風云起伏的歷史大環境進行了介紹和描寫，讓杜受田這個人物，在清代歷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也在讀者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這種板塊式、甚至是碎片式的架構，在歷史文學寫作中頗為鮮見，可以說也是一種創新。

3.在歷史文學中的人物塑造上，《日照清東陵》也有自己新的思路。

在我國的歷史文學創作中，一直存在著歷史敘述真實性的真誠追求、傳統文化全方位抒寫的嚴肅態度和現代意義的歷史理性批判精神匱乏之間的矛盾。《日照清東陵》沒有糾纏在這些矛盾中，作者沒有像歷史虛無主義者那樣去戲說，更沒有像教科書一樣去介紹歷史，而是在歷史寫作中，更側重人性的展現。

比如，作者通過大量的正史、野史比對，對重要歷史人物慈禧進行了詳細的描寫后，從人性的角度，對這個人物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對慈禧是這樣描寫的：

“人們或以為慈禧身為皇太后，可以窮情極意、為所欲為；其實相反，她不過是個做事顧慮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的女人家，許多主張受到大臣們的抵制，也不敢堅持，十分無奈。而且她也像很多女人家一樣，耳朵根軟，容易受人影響，受情緒左右，有時情緒一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做。”

作者認為慈禧何曾是個政治家，一直是個女人家而已。

而在歷史文學中一直受忽視，被認為是個令人同情和可憐的角色，與慈禧共同垂簾聽政的東太后慈安，作者則通過大量有血有肉的細節描寫，告訴讀者，這是一個致命的歷史誤判。東太后慈安其實是個真正擁有大智慧的人物，甚至超過機敏狡黠的慈禧。

歷史文學能夠成為留存在人們記憶中的厚重之作，必定承載著足以讓人們振奮、深思的富于理性內涵的元素。“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也好，“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也罷，歷史文學需要振起藝術想象的翅膀，以史為鑒，以史喻今，盡情彰顯人的本質力量和人性的真實，而完成這些使命或責任，精神價值或思想力是極其必要的因素。

可以說，《日照清東陵》在文本上選擇了以展現歷史人物的人性作為寫作切入點，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新路

4、在作品的主題思想表達上，《日照清東陵》中也有自己新的設計。

文學的一邊是歷史，另一邊是哲學。人類存在的總和，在時間和空間雙重維度上，構成歷史本體。而我們見到的并不是歷史原貌，而是書寫的、記載的、講述的歷史。批評家常說，“50后”作家的現實主義歷史重構，“60后”作家的先鋒主義歷史拆解，“70后”作家回到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交匯路口的歷史反思，顯然有著各自不同的考量。

黃耀華作為70后的作家，在《日照清東陵》中，他雖然也在對人物和事實的細節與語言處理上，表達了今天對歷史的文學關懷。也不時在書中以今天的現實立場去評說種種與文獻史實交錯迷離的歷史，在這種迷離中發現一種真實性。

但深入到《日照清東陵》歷史的路徑、表現歷史的角度，剖析歷史的策略，雕刻歷史的意圖，可以發現，在黃耀華筆下，這些不僅僅是歷史，更多的卻是一種哲學的思索。而這種思索，和因為這種思索得出的種種結論，也更多地由讀者自己去完成。

可以說，黃耀華找到了那個阿里阿德涅線團，鏡子在他手中像一個帶有復雜圖案的魔方，他不是旋轉回完整的六面，而是故意把圖案拆散，就像那些板塊式的歷史和碎片式的細節，以及一個個生動的歷史人物特寫，魔方的每一面留下一個線索，由讀者自行去拼出完整的清代歷史真相、以及與當今世界和人生人性的聯系。

作者在歷史文學創作方面的探索和創新，源自作者多次親赴清東陵現場的考察、以及對大量歷史材料的把握的自信，這種探索和創新值得鼓勵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