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人城記》虞宵 著

花城出版社2017年5月

●周松芳

書評書話

美學上有距離產生美一說，亦即所謂的審美距離說。文化上也一樣。本地人說起本地的好來，往往像民科，雖大言炎炎，然每不能切中肯綮，為人所尊信，倒是外來者，久居斯地，由于存在一個原有的文化參照，對照比較之下，說起斯地文化，最易發現和發掘其相對優勢以及絕對美好的部分。今人如黃樹森先生，微名楚騷客，以志不忘為楚人，然畢生致力弘揚嶺南文化，雖年逾80，仍灼見逼人。近人汪兆銓，雖占籍番禺，亦不忘故鄉山陰（今紹興），特編《山陰汪氏譜表》，然更傾情傾力于表彰弘揚嶺南文化，編纂《番禺縣續志》，輯錄《廣州城殘磚錄》，撰述《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等，尤其表彰粵人遺民精神，編纂《元廣東遺民錄》，開啟嶺南文化精神新篇章，并以身踐履，堅為遺民，最具風范。其師陳澧，最為一代巨儒，雖時署江寧郡望，亦最為表彰嶺南；其特著《廣州音說》 發凡粵調，稱“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即可見一斑。平生著述百余種，最足表征嶺南。凡此皆久居嶺南者，即如贛人湯顯祖，雖初履粵地，即縱情歌唱，所撰《廣城二首》：“臨江喧萬井，立地涌千艘。氣脈雄如此，由來是廣州。”一改以山水形勝言氣脈之慣例，而代之以喧騰之萬井與千帆并泊之珠江，最為灼見，堪稱歷史上詠廣州之最佳篇章。

有鑒于此，當我讀到虞宵的《越人城記》，不禁眼前一亮，心有戚戚焉。虞宵祖籍浙江，誠可稱為越人。入粵之祖，官至禮部侍郎，相當于今日文化部副部長，這一文化基因，更強化了其越人記憶，雖然后來占籍粵北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混入壯族血統。然而，嶺南與江南曾同為百越之地，史書上也屢有“粵越一也”的表述，虞宵也正以“百越”彌系其越地的精神追尋與粵地的現實感懷。因為有越人精神形成的相對距離感與觀照，虞宵的粵地城記便有一種在在的新奇感。

在《三城散記》中，她寫她讀大學和兄嫂母親生活的廣州，只是以十分質樸的散文的語言，卻最為傳神地寫出了廣州人的性格和生活特征，遠勝過那些長篇大論的論證。如說廣州的吃是：“滿街美食牽住人們的味蕾和胃，也是人們畢生最執著的追求。那些彌漫在街頭巷尾里隱藏的和味牛雜、手磨芝麻糊、雙皮奶姜撞奶、蓮子雪耳燉雪梨、竹升面蝦子餛飩，別有一番滋味，是這座城市最暖心暖胃的誘惑。”如寫廣州人的淡定是：“人們生于斯，更愛斯，不喜與人爭端，既來之則忍之，甚少惡語相向，怒目而視。實在話不投機，大不了閃開，躲到一邊，過自己的小日子去，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精彩。”如寫廣州人的包容是：“這里自古就接納、收留來來往往的移民、流民。大官也好，貧民也好，來了就住下，要走也不強留，各安天命……碰到外鄉人有誤解、有疏離，他們一笑置之，當中，有妥協，也有堅守。”這是筆者從事嶺南文化研究十數年來所見的最精彩的文字之一。

她寫深圳這個移民城市，也正是著眼移民者“入鄉隨俗”而成的特有的性格與生活特質，在說完了幾個身份性格各異的女性移民的故事后揭示道：“她們性格各異，卻無一例外地熱愛生活，熱愛這座城市，以一名深圳人為榮。她們憑著潛力、勤勞、聰明、折騰，加上一點蠻、一點犟、一點橫、一點烈，再加上中國女人特有的溫良恭儉和男人般的埋頭苦干，讓這座城市閃爍著不一樣的光芒。”真是精彩而深刻。其長篇的《發廊簡史》，以及寫出租屋生活的《生死遺忘》和大排檔記憶的《大城小食》，角度之妙、體察之深，也是出類拔萃的。

寫罷后來長期居停的廣州、深圳，再回過頭寫少時的故鄉時，虞宵重頭的篇章竟是《頭牲簡史》——頭牲即牲畜；在鄉間是僅次于耕種的生活乃至生命的寄托，特別是在集體經濟年代，更是在不用心的耕種之外，農家最傾力傾情的對象。即便在小縣城之中，家家亦設法飼養各種禽畜乃至魚。同時，頭牲在山區小縣城里，也常常充作兒童的寵物和玩伴——這是多么別開生面的寫法呀！

由于身懷一種特有的他鄉關照與故鄉情懷，除了越地城記，筆觸及于外鄉外國，無不有一種親切的記敘。“扶桑之桑”，引發種種漢和的比類聯想；“大阪的城”與“東京的東”以及“京都的都”，即便從標題上你已經可以感覺到其妙趣所在了，其實在作者的筆下，仿如久遠的故鄉。回到國內，更是如此。如說：“江南水鄉與嶺南水鄉各自各精彩。只是江南的更顯文雅一些，嶺南的則多了一些潮熱生猛。”——“在西塘，配上昆曲，如在荔枝灣，配上粵劇。”

行文至此，甚覺虞宵之文有一種奇氣，而其人更有一種奇氣。比如說，她不僅喜歡喝酒，也還喜歡陪酒，而且從小就陪嗜酒如命的父親的酒——自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才是對酒最好的詮釋和尊重。多么雅的自我解釋呀！更顯奇氣的是，小時候天天纏著父母買沙袋練拳擊，買劍練技擊，不可得則自縫沙袋，削木為劍，同樣拳打腳踢，左劈右擊，儼然女俠。大約有此奇氣，始有后來的奇文，這正是優秀的散文難得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