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一本小說集，名為《方死方生》。

《莊子·齊物論》里有一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在莊子看來，生與死，是與非，我與萬物，都是相生相待相化的。這聽起來很玄，卻與我們有關。只要我們生存著，就一定有著生存的煩惱，就有著對死亡的思考。我們在一日三餐中靜數時光，卻在舉筷的一剎那，看到窗外銀杏葉黃了，繼而隨風飄落。此時我們陷入沉思，曾經也是這樣的場景，與我們同桌舉筷的老人，現在何處？多年后，也會有人在這個場景下，懷念已經離去的我們。正是這生死之間的領悟，讓我們渴求生死之間綻現的意義之光，在超越生死的層面領會生命。

讀書的時候，我曾在美國一所大學待過幾個月。在這里，我遇到了一些中國留學生。他們的故事成為我小說處女作《彼岸天堂》的來源。美國當地同學邀請我去教堂，我聽到神圣的贊歌從四方響起，我看到大家互相擁抱著懺悔，并表達愛意。一位紅臉頰的老人問我，你看到自己的靈魂了嗎？我不禁問，我的靈魂在哪里？而我就像跪在雪地里向達摩求法的少年神光，當達摩問我心在哪里時，我尋找那心，卻不知道心在何處？

我承認，哥特式教堂里的音樂很神圣，我也被感動得熱淚盈眶。但那飛升的教堂尖頂上，我卻沒有看到我靈魂的棲息。那時我想，我一直努力追求那種哲學上、靈魂上的超越到底在哪里？

直到我讀到《維摩詰經》里的一句話“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把眾生的病當成我的病，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我突然明白，我必須在另一個維度追求人生的意義，向上追求精神的高度，向下體味每一種人生，關心每一種人生的快樂和痛苦。這就是我小說寫作的原點。我想，這也是一個寫作者應該有的擔當。在我看來，一粒塵沙也是一個圓滿足具的世界，一個陌生人的生活也與我息息相關。一個人的不圓滿，就是這個世界的不圓滿。我并不僅僅把這種擔當作為所謂的親近生活，因為我們本在生活中。我更希望在生活中思考生活，從生活中淬煉出精神，并讓生活中的人們不時抬頭看看天空。學哲學和寫小說好像是兩條道路。實際，這兩條道路如同兩段旋律，將會在某處融為一個樂章。就像物理學家在尋找統一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弦理論，我也在尋找能夠統攝我人生的那根弦。

我曾在政府做過扶貧工作，某次工作中我遇到“阿娟”，她是我小說《方死方生》里“阿娟”的現實原型。她養活著殘疾丈夫、孩子，還有患精神疾病的弟弟、弟媳和孩子。我站在他們面前，她弟弟坐在地上對我傻笑，弟媳跑到門口撿起雞屎塞進嘴里。阿娟剛上完夜班，頭發灰白，駝著背。她痛苦地看著這一切，卻沒有力氣去阻攔。在他們面前，我笑不出來，更哭不出來。我想，是什么給了她勇氣去擔當這一切？在人性被認為是自私的前提下，她如何可以做到利他？但諷刺的是，她對家庭的拯救的方式又讓她陷入道德的泥潭。這是否意味著，在道德崩潰的人世間，還可以另一種蔑視道德來顯示神性的微光？此外，我還想用“方死方生”來談論一種相對性，關于女警察與阿娟的幸或不幸，還有我們每個人看待事物的道德評判。

《罪愆》這篇小說也取材于幾個真實案件，但我并不想分析案件，展示偵破過程。我特意用了“愆”字。這個字也是“罪過”的意思，但這個字的構成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是想用“愆”上面那個“衍”字來暗示罪惡的衍生，用“心”來詢問我們每個讀故事的人。這是一個關于罪惡蔓延的故事。因父母出外打工，小兔在少女時被鄰居老人強奸，導致后來她心靈創傷，在某種觸發下殺死了臺灣商人。保安林軍企圖保護小兔而頂罪。警察鄭維平知道真相，但無法決定應該逮捕誰。他對小兔有發自內心的喜愛，又不愿意無辜的林軍死去。結局是一種悲劇式浪漫，鄭維平企圖帶著小兔亡命天涯。其實，這可以看作是鄭維平對自己生活的反叛和企圖。好像他不再是重復價值或者遵從價值，而是要創造價值。我更想探尋的是，這罪惡的蔓延從哪里產生？是人之罪？還是社會之罪？會否成為一代人的悲劇？

《彼岸天堂》本身就帶著諷刺，彼岸是否真有天堂？如果對于欲望來說，那天堂也許是地獄。但我想討論的是，欲望是否就不合理？所以，對女主人公林雅，我當然無法評判，但我尊重她的選擇，也許她沒有選擇。對男主人公肖恩來說也是這樣，他僅僅只需要一點尊重。人們所想的往往不同于所遇的，所做的也不會同于所贊同的。這就是人生的悖論。人生就像駕車，拉車的是黑白兩匹馬。我們以為可以馴服馬車，因為白馬很聽話，按照我們的意愿前進。但我們不知道還有一匹黑馬，它隨時會失去控制，任由我們如何抽鞭，還是會偏離軌道，把人生帶去無法預測的境地。但這本身，就是人生。我很難定義在我眼里的文學是什么。以賽亞·伯林在《浪漫主義的根源》里說：“文學的正當性并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已經無須思考。”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著，我眼里的文學是什么。我把寫小說作為探索文學的開始。作為不那么年輕的新人，我缺乏練習和技巧，我必須以勇氣對抗恐懼。那勇氣來自我的心，因為我的心告訴我的手，把這些寫下來。我每寫完一篇小說，會關上電腦，到林中去漫步。在自然中我不需要考慮太多，有關技巧、標準種種，我僅僅是在直觀，在感受，體會一束光從樹葉縫隙穿過，斑駁的影子里有無法描述的美。用心感受世界，用語言營造一個審美的世界。也許這個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我想，只要文學還有審美的意義，它一定會永遠存在。

我在寫作中也有困惑。中國并沒有小說的強大傳統，我必然要走向西方的偉大小說經典。但從內核層面來說，對慣常學習的西方世界體透人性的經典，我總覺得隔著什么，也許這就是我們東方內心根本的視域不同。我們并不善于分割看待一切，分為主觀與客觀、感性與理性，讓善惡鑲嵌在人生中，并糾結人性。也許我們更加根本的文化起點是大化流衍的生生宇宙。在這個宇宙中，我們妙悟一切，追求心性的完整和自由。如同我前面所說，領會生命本身。我記得有一位印度詩人說，我們甚至連思維方式都是人家的。我想，如果總是亦步亦趨，沒有真正屬于我們自己文化氣質的小說，我們能否創造真正的經典。新文化運動百年以來，透過翻譯，現代漢語也在演變，詞語組合更加開放，句式呈現復合的迷人態勢，語序也在變化中增添意味。我們本就是這個世界的公民，所有關于世界文學的偉大，必然也在我們的文學語言中體現。這并不是胡亂雜糅，卻是歷史的另一種契機，我似乎能感覺一種具有新審美感的漢語語言范式即將形成。同時，如果我們能把外化的形式內化于我們的文化，并與民族文化精神相結合，我們的文學將有另一番氣象。我并不敢說，這是一個在現代意義上中華文化復興的時代，但至少應該是一個反思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我愿是其中一位反思者。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寫作，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