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非裔，雖然生在殷實家庭，父母還是從小就告誡懷特黑德，該如何應對警察。（楊明/圖）

2001年9月11日，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住處，科爾森·懷特黑德眼睜睜看著世界貿易中心的兩座高樓被黑色煙塵蠶食。“9·11”兩個月后，懷特黑德于《紐約時報雜志》發表隨筆，憂傷地提及消失的世貿雙塔，他再無機會與它們互致告別。

“這座城市比任何活著的人都更了解你，因為在你孤身一人時，它就注視著你。”在隨筆中，懷特黑德深情地描摹了紐約生活。他是標準的紐約客，從出生起一直住在那里。大都會的繽紛生活和豐厚的人文歷史，以及不為人知的隱秘角落，陸續被他寫進小說和隨筆中。

紐約城令人親近，但終究無法超脫于美國固有的偏見。“是的，美國是個種族主義國家。”懷特黑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非裔遇到警察，結果“可能很糟糕或致命”。2017年初，出版機構世紀文景引進了他的小說《地下鐵道》，7月下旬，他應邀造訪了上海和北京。

《地下鐵道》是懷特黑德的第六部小說，講述1850年代美國黑奴逃亡的故事，難得沒有將紐約設定為背景。小說于2016年下半年出版后風靡全美，被時任總統奧巴馬和“脫口秀女王”奧普拉·溫弗瑞推薦，也使懷特黑德接連獲得重要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小說獎。

緊接小說故事的年代，1860年代的南北戰爭使奴隸制在美國徹底廢除，但種族主義卻無法根除。150多年后，非裔美國人仍然沒有獲得他們普遍希求的平等和尊嚴，仍需“黑人的命也是命”式的口號表達憤懣。在非裔擔任總統的年代，族群矛盾甚至更加激化。

身為非裔和城市居民，懷特黑德非常熟悉警察的微妙尺度：非裔美國人時常無故被喝令停車，或遭到盤查搜身，無論當事人窮富，是不是中產階級。

懷特黑德記得，少時，他在一個白人街區的雜貨店排隊，警察走進來，把他叫出去銬了起來。原來幾條街外，一位白人女性遭到非裔打劫，而他是警察找到的第一個非裔少年。好在警車里的受害人澄清，作案者并不是眼前的少年，警察才放他離開。

雖然生在殷實家庭，但父母從小就告誡懷特黑德該如何應對警察。“在美國，任何一個黑人和白人警察之間，如果發生這樣的遭遇，或者說這樣的沖突，處理不好可能會致命。”在上海，他向中國讀者解釋警察暴力不斷發生，又不斷被遺忘的無解循環。

“實際上，美國的陰暗一面從來沒有遠離我們。”懷特黑德說，那些盤查搜身，在200年前會被稱為“法律與秩序”。

地下并沒有鐵道

起初，懷特黑德以為“地下鐵道”這個詞真是指地底下的鐵道線路。其實，這個大約出現于1839年的詞匯是種隱喻，特指南北戰爭之前，幫助黑奴由南部蓄奴州逃往北方自由州或加拿大的社會網絡。沒火車和鐵道，但有“鐵道員”。小學四年級，他從老師那兒聽到了真相，不免有些失落。

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猜測”，1830年到1860年間，每年有1000到5000名奴隸逃脫。而在1860年，美國南方奴隸總數接近400萬，逃奴比例其實微乎其微。但奴隸主異常頭疼，一位南方醫生甚至因此生造一種疾病——“逃亡狂”。幫助“逃亡狂”的，乃是膚色、性別各異的廢奴主義者或奴隸制反對者，貴格派基督徒，也有眾多普通民眾。

“很多人仍舊相信有實際的火車，這體現了美國教育系統的失敗。”懷特黑德說，奴隸的故事逐漸為人們淡忘，學校不常教授奴隸制歷史，老師也傾向于跳過這一段，“‘地下鐵道’只是歷史的一個注腳。”

2000年前后，懷特黑德萌生把“地下鐵道”寫成小說的想法，但并不自信。“三十來歲時，我還不是一個足夠好的作家，沒法技巧性地描述它。”懷特黑德說，三年前，自己才下定決心，把這個念茲在茲的題材寫出來。那時他本來準備寫一個身陷中年危機的布魯克林作家，但周圍幾乎所有人都支持他把注意力轉向奴隸制。

懷特黑德從2014年年底認真做準備，他之前也讀過關于歷史、優生學和種族主義的材料，也閱讀了奴隸口述。1930年代，美國政府曾設立項目，委派一些作家尋找在世黑奴，收集他們的口述。在奴隸制正式廢除的時候，這些老人八九歲時，可能在種植園里工作過。

通過研究，懷特黑德對“地下鐵道”越來越了解。奴隸尋求自由的故事，混雜著悲傷與昂揚，時時體現人性的堅忍。在回憶錄中，“19世紀最有名的美國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談到逃亡時的恐懼：“渡口必有守衛，橋頭必有哨兵，林間必有巡捕逃奴的隊伍。”這種恐懼因長期喪失自由而生，再由奴隸主的恫嚇和折磨加固。

女性逃奴哈麗雅特·雅各布斯多年遭到主人性侵，出逃后曾在祖母家廚房的閣樓上躲藏七年。她最終獲得自由，成為著名的廢奴主義演講家和改革者。另一位著名女性逃奴哈麗雅特·塔布曼出逃后，13次回到馬里蘭州，帶領70多名奴隸出逃，竟沒有一次被捕。

方納關于紐約“地下鐵道”的專著《自由之路》，給懷特黑德很大的幫助。他由此了解了廢奴主義者與奴隸捕手之間的故事。小說里可憎又令人憐憫的奴隸捕手里奇韋經常前往紐約，而那“是一座生產反奴隸制觀點的工廠，必須有法庭簽發的證明”，他才能把手里的奴隸帶回南方。

在復雜的立法、司法過程之后，逃奴問題屢經反復，雙方摩擦愈發劇烈。“地下鐵道”聲名日隆，大批奴隸甚至直接乘坐地上的火車逃跑。在某些證件上，廢奴主義者直接在職業一欄填寫“地下鐵道員”。最終，逃奴問題引發了血腥的內戰。

“奴隸主會說：這不是道德實踐，與其付錢，不如用鞭打驅使他工作。”懷特黑德相信，戰爭不是最合理的選擇，很多人因此死去，但當時情形下，這幾乎是唯一可能的結果，“如果有道德感，那就廢除奴隸制，而不會發生流血戰爭。顯然，（奴隸制）涉及太多金錢了”。

準備期間，懷特黑德曾去路易斯安那州的前種植園實地體驗。他乘坐一輛旅游巴士，車里都是上了年紀的白人，“他們明顯想重新回顧白人的光輝歲月”。導游拿著話筒告訴大家，奴隸主其實非常辛苦，得認真記賬，監督工人干活。

那里有一家酒店，廣告語設計得極富地方特色：如果大家已經厭煩連鎖酒店，歡迎來我們酒店，你可以從連鎖中稍微逃脫一下。那個“連鎖”是雙關語，又指奴隸制的鎖鏈。這次旅程，氣氛相當怪異。

“我家的地下室就藏匿過黑人”

2015年1月到11月，懷特黑德完成了《地下鐵道》。為宣傳新書而巡回全美期間，很多人告訴他：“哦，我家的地下室就藏匿過黑人，也是‘地下鐵道’的一站。”

懷特黑德決定把“地下鐵道”寫成真的，就像自己小時候所想的那樣，有隱蔽的車站、專職列車員以及簡陋的列車，這“古怪的點子”使《地下鐵道》帶有寓言色彩。小說主人公是十六七歲的非裔小姑娘科拉，她出生在佐治亞州的種植園，姥姥是被販運到美國的非洲人，母親生而為奴，拋下科拉獨自逃跑。孤單的科拉多次受到奴隸主和男性奴隸虐待，逃亡才是第一次離開種植園。

“作為家長，我開始理解一個孩子被打、被賣、被強暴會怎樣，看到他們的父母被打、被賣，又意味著什么。當你長大，對世界了解得越多，就更了解歷史。”父親身份，多少影響懷特黑德塑造人物的角度，也使他“更加愛護筆下的人物”。

懷特黑德最終寫就的故事，發生在1850年代，南北妥協，通過了《逃奴法案》。即便奴隸逃亡到自由州，奴隸捕手也可以相對方便地將其抓回南方。因為過于難過，懷特黑德沒法看完電影《為奴十二年》，但他通過小說呈現的奴隸主虐殺奴隸以及蓄奴州的群眾暴力，又極令人震驚。

部分章節之間，小說展示了追捕奴隸的通告，大多來自歷史資料，只有科拉那則是假的。它告訴讀者，科拉自由了：“科拉，女，一年三個月前從其合法但不義的主人處逃離……她已非家奴。”

在令人窒息的逃亡路上，科拉愈發勇敢和獨立。有一兩個星期，懷特黑德寫得非常興奮，盡己所能，想著科拉，也構思整部小說，有種將大功告成的感覺。他為小說設定了樂觀和充滿希望的結尾，自信“最后3頁是有生以來寫得最好的”。

“一開始她是產業，既是人，又是物品，在逃亡北方的路上，經過了許多州，慢慢變成了自己。”懷特黑德說，科拉最終成為真正的人。他讓科拉在展示美國歷史的博物館工作，讓她了解《獨立宣言》。他在小說中寫到，一些相對溫和的醫生，希望用優生學控制非裔人口增長。這都是美國歷史里或隱或現的元素。

科拉讀到了小說《格列佛游記》，那正是《地下鐵道》的原型之一。懷特黑德想通過科拉的周游，來描繪美國歷史，“每一個州都是一個獨特的島嶼”。那些虛實莫辨的情節，又像世界歷史中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故事。

“你不能講美國歷史而沒有講到奴隸制；講民主、獨立，如果還在排斥黑人、婦女，就不能令人感到平等。”懷特黑德相信，非裔的悲痛往事，總是美國歷史的一部分，也是“各國的真實歷史”。科拉曾在一家善良的白人家中藏匿，暗自旁觀狂熱的奴隸制擁護者，故事源自哈麗雅特·雅各布斯，也像因《安妮日記》被世人銘記的猶太小姑娘安妮·弗蘭克。

奧巴馬當總統，只“前進了一小步”

7月23日的采訪間隙，懷特黑德看到南方周末記者帶去的《在世界與我之間》中文版，很快拍照發推特。配上文字“中文版封面好酷”，并@這本書的作者——《大西洋月刊》記者、非裔作家塔納西斯·柯茨。

《在世界與我之間》以書信體寫成。在給兒子的信里，柯茨追溯自己非裔意識的覺醒過程，包含對美國歷史的反思，種族主義的復雜影響，黑色皮膚帶來的恐懼，以及好友被警察槍殺的傷痛。憑借這本書，他獲得2015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的非虛構獎，轉年《地下鐵道》獲得小說獎。

“50年前，都是白人評委選擇給白人，現在我們有各種作家，商業作家、小說家、實驗性作家……不只白人才在考慮頒獎的范圍內。”懷特黑德說，國家圖書獎的選擇，展現了美國更新穎和多元化的一面。

經過內戰、民權運動和多次變革，非裔的處境在艱難進步。在懷特黑德眼中，貝拉克·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就是重要的進步標志：“我小時候，根本不會預見這樣的事情，所以這令人興奮，感覺非常好。”

但是，奧巴馬兩次選舉分別贏得52.9%和51.1%的普選票，表明有很大比例選民并不認同他。“就像特朗普上臺，你可以看到非常保守的右翼美國人。”懷特黑德說，奧巴馬當政只是“前進了一小步”。

懷特黑德曾說自己并不是非裔的代表，也不是什么“治療者”（healer），希望外界更加關注自己的作品。“人生苦短，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我的責任就是成為好丈夫、好父親，盡力把書寫好。”他如何介入公共事務，與寫作題材關系最大，“寫歷史中的種族問題，這顯然是政治的”。

不過，即便首部作品《直覺主義者》是關于電梯檢修人員的推理小說，背景在類似于紐約的都市，懷特黑德還是將對非裔命運的關注寫了進去。“電梯的含義慢慢演化成一種社會階梯，慢慢講社會階層向上移動。”他想到民權運動對提升非裔社會地位的渴求，小說的主題由探索未來城市，轉變到“探索黑人這個種族的未來”。

非裔命運，是不同族裔寫作者的共同議題。比《地下鐵道》稍早，白人作家本·溫特斯（Ben Winters）出版了名字類似的驚悚小說《地下航空公司》（Underground Airlines）。小說的故事背景在當代美國，但因林肯過早遇刺，南北戰爭不曾發生，奴隸制仍在四個州合法。書中，賞金獵人維克多努力地追捕逃亡奴隸，但他本人其實就是逃亡奴隸。

近來，這種不曾發生的“歷史”，現實意味越發濃重。象征奴隸制的絞索在各地被發現，3K黨公開集會，抗議移走內戰中南方將軍格蘭特·李塑像的決定，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社會新聞似乎更加常見。

HBO近期宣布，劇集《權力的游戲》的兩位主創將合作新劇《邦聯》。劇中，南部邦聯順利脫離美國，在奴隸制存在的情況下，發展成為現代國家。“這些作品令我感興趣，也讓我思索，為什么那個年代的故事仍被講述。”在一篇評論中，非裔作家羅克珊·蓋伊寫道，關于奴隸的故事一再出現，使她“精疲力竭”。

蓋伊當然想到了《地下鐵道》。這部關于奴隸制的小說，即將由電影《月光男孩》的導演巴里·詹金斯改編為劇集。2016年8月，《月光男孩》還未上映，詹金斯就找到懷特黑德，提出改編要求。懷特黑德記得，《月光男孩》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以后，合同順利完成。“我們都沒想到，那部電影會成為了不起的事情。”懷特黑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導演獲得改編許可，這就不是你的東西了。他會有自己的版本，我相信他會做得很好。”（感謝艾毅對采訪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