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記錄|時代鏡像”欄刊發廣東作家洪湖浪的散文《哀我蒼生》，鄔霞的散文《我是打工妹》。“漢詩”欄刊發了廣東詩人謝湘南、郭金牛、鄔霞、阿魯、楊華之、程鵬、池沫樹、蔣明、莫寒、魏先和、侯志鋒、陳才鋒、魏蘭芳、孫海濤、李凌、蔣志武的一組描寫打工生活的詩。

《哀我蒼生》由兩篇散文組成，一篇寫在城中村長大的少年志恒之死，一篇寫中國式母親隱忍而艱辛的一生。前者讀來發人深省，后者讀來感人至深。特別是其間回蕩的自省令人動容。《我是打工妹》以質樸寫實之筆，白描南方工廠打工者的日常生活，有極強的在場感。一組打工詩歌，則以詩的視角，觀照打工人的精神世界。

沒錯。這些作品，一直被文學界冠以“打工文學”之名。

想到一種外來的觀察視角。漢學家羅季奧諾夫說，他從這些作品中看到了“中國夢”，當然，這中國夢是指，中國人夢想過上怎樣的生活，以及為了過上這樣的生活而付出了怎樣慘烈的代價。

數億農民離開土地涌向城市，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這大流動帶來一系列復雜的改變，其間的酸甜苦辣，背后的國家意志與個人夢想造就了中國神話。這是近四十年來中國巨大的真實。作家有責任面對和回答：我們這個時代，從社會到人心，究竟發生了什么。

“打工文學”作者，以他們的筆，在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打工文學”寫作者不必妄自菲薄。

但是，也不能妄自尊大。如果站在寫作者的角度，我們要苛求自己，我們的文學僅僅有打工遠遠不夠。僅僅滿足于描寫、記錄、呈現也遠遠不夠。我們能否經由打工這一通道，觀察到更復雜幽微的人生，更廣闊多面的社會，見證更普遍的人性。這是一道考題。

同理，本期王秀梅的小說《枕中記》，借由武俠小說的路徑考察人性，葛芳的《極地》借由都市人的情感通往人心，李美皆借由對丁玲和胡也頻、馮雪峰、沈從文復雜情感關系的梳理，最終通往的依然是人性之復雜。由此可知，對打工生活的描寫，不過是通道之一。

問題是，我們面對了什么，我們回答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