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廣東兒童文學作為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分支和流脈，除了具有一般意義上兒童文學所具有的童心、童真、童趣等共性外，在內質上還具有“地方敘事”的特征。

也就是說，當代廣東兒童文學所敘述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指向了 “廣東”、“珠江流域”這個地理空間，而這是一個容納了自然地理、社會政治、民族歷史、宗教文化等諸多文化人類學因素的地域文化空間。當代廣東兒童文學的敘事表層中隱含了廣東社會的歷史變遷和歷史積淀，展現了廣東的地理自然風貌、社會生活方式、民風民俗、構建珠江流域社會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精神信仰，塑造了廣東人的群體行為方式，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審美意識、話語方式和表達機制。

在此意義上，當代廣東兒童文學無疑是珠江文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廣東兒童文學充分體現了珠江文化的地方生活特色

“地方生活”是我們考察當代廣東兒童文學的一個重要視角，從當代廣東兒童文學的地方生活敘事中我們可以探尋到廣東民族、歷史文化的演化、變遷，廣東社會的宗教信仰、表現形態和文化功能，廣東人的日常生活形態、方式，廣東民間的風俗習性，廣東的自然地理風貌等 “地方生活”和 “地方知識”。

因為珠江水系流域覆蓋廣東，廣東不可復制的自然地理環境、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歷史積淀、特定的社會文化精神塑造了廣東兒童文學獨特的美學風貌和文學品格。在當代廣東兒童文學的敘事鋪展和敘述話語的指向中、在海洋、江河、水鄉、雨巷、花街、艇仔粥等生活形態中，感受到了廣東 “地方生活”的氣息和脈搏。廣東兒童文學作品敘事話語的背后經常散發出一種獨特的珠江流域地方文化氣息，這種氣息彌散和蘊藉在作品的每個細節之中，蘊涵了十分豐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和內涵。這種文化氣息使我們在精神上與珠江文化相碰撞和對話，使我們真正尋找到了廣東兒童文學的文化之根和珠江文化對廣東兒童文學創作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來說，這與黃偉宗先生提出的珠江文派的特色的五個“氣”，即“天氣、地氣、人氣、珠氣、海氣”相契合。

由于廣東兒童文學作家對廣東地域環境、民族歷史變遷、民間文化趨向和社會日常生活的關注，并將其轉化為一種 “地方敘事”，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由形而上的文學隱喻者轉換為現實的“地方生活”的描述者，并將這種描述不斷地延伸和拓展。

無論是早期表現革命斗爭的兒童文學作品，如黃黃慶云的《刑場上的婚禮》、谷柳的《蝦珠傳》，還是到開放改革以后郁茹、陳子典創作的的廣東童謠、曾應楓的《點擊花城》，陳華清的《海邊的珊瑚屋》、陳唯的《黃大仙的傳說》，香杰新的《雨水水滴答滴答，石頭開滿花》、李碧梅的《西尚的阿公》、黃德青的《村童》、何騰江的兒童詩《牽著蝸牛去散步》，甚至反映中國開放改革最前沿的深圳少年兒童生活的郁秀的《花季雨季》、蘇曼華的《走過羅湖橋》、杜梅的《男孩阿不》等，從中我們都可以既能探尋到廣東人生活的歷史遺跡和樣態，又能體察到廣東社會的生活和民風民俗，同時還能感知到廣東人的敢為天下先，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共時性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觀念。　　

二、廣東兒童文學作家通過對珠江文化的直接感知，完成了自己的“地方身份”確認。

當代廣東兒童文學作家在敘事文本中對于廣東“地方生活”的講述，一方面客觀地呈現了珠江文化的原生態，另一方面在對 “地方生活”講述的表象背后實際上暗含著作家的感覺世界和自我認知的框架。廣東兒童文學作家作為珠江文化內部的直接感知者、持有者和傳承者，總是先驗性地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視界去審視和體悟珠江文化，并在對珠江文化不斷的敘述中逐漸生成一種無可替代的 “地方感”，這種地方感在某種程度上對作家的敘事選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例如，珠海的兒童文學作家陳唯之所以會在新創作的童話《肩膀上的黃大仙》選擇講述黃大仙這個廣東民間神話和傳說，主要原因并不是作家的知識積累、知識類型和知識經驗在起支配性的作用，而是地方感在起作用，并在地方感中潛隱著作家對 “地方身份”的確認。也就是說，廣東兒童文學作家對廣東“地方生活”的講述在某種意義上是把珠江文化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化場域，在這個文化場域中尋找自己與廣東歷史、社會、民族、種群文化之間的內在文化關聯，并確認由此而生成的文化身份。

以祖籍廣東順德的兒童文學作家曾應楓、祖籍新豐的陳子典、祖籍東莞的香新杰、祖籍茂名的黃德青、祖籍珠海的陳唯等為例，他們以廣東本土人身份、始終生活在珠江流域這片土地上的人生經歷和文化背景使其一直處于珠江文化的影響之中。因此，他們能夠對珠江文化有著更為敏銳的觀察力和更為直接、深刻的體悟，廣東這片土地是他們成長的地方，他們對珠江文化有著極為深刻的感知和思考。在別人能看見一處細節的地方，他們能找出多處細節; 在別人能感到一種情感的地方，他們能發現多種情感; 在一個文化符號上他們能體會到多重含義。因此，在他們的兒童文學作品中我們總能感知到作家始終在珠江文化內部進行敘事，時刻保持著向珠江文化本質接近的欲望，并不斷為我們呈現出珠江文化的知識細節和整體形態。

三、廣東兒童文學作家以“兒童本位敘事”與“地方敘事”相結合，自覺融入到珠江文派作家群中。

珠江文化存在狀態總是以潛意識的方式影響廣東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作家的文學精神根源、思維方式、審美機制和敘述模式無不受到珠江文化的牽制和影響，并逐漸建構起獨特的具有特定價值倫理的文化心理結構，并經常以隱性而非顯性的方式或深或淺地影響人們的文化個性和審美創造。因此，當代廣東兒童文學中就始終存在兩種相互纏繞的敘事方式: 一種是兒童文學所具有的共同審美特質的“兒童本位”敘事，一種是珠江文化在兒童文學中彌散所帶來的相異于一般兒童文學的 “地方敘事”，二者在文本中以顯性和隱形的方式存在。但兩種敘事在文本中并不相互沖突和割裂，而是相互支撐和融合。

東莞香新杰的《雨水滴答滴答，石頭開滿花》，，以及湛江陳華清最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反映海邊少年兒童生活的長篇小說，《海邊的珊瑚屋》都可以說是兩種敘事方式相契合的成功個案。作者的一切 “地方敘事”都是從兒童文學視角去觀察、體驗和闡釋，并將其融合在講述兒童事件的具體文本情境中，從具體兒童事件發生的社會環境、時代語境、情節關聯和文本關系中進行“地方敘事”。

香杰新長期從事環保工作，又親歷了改革開放后東莞環境的變遷，內心有很多感觸，對少年時代的東莞生活環境很向往，也很惋惜，便有了一種“鄉愁”。其兒童小說《雨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石頭開滿花》的寫作緣起，是被習主席那句“留得住綠水青山，記得住鄉愁”的話所觸動。香新杰以改革開放初期東莞鄉村幾個少年的生活為線索，講述工業化之前東莞的鄉村生態。小說由一個個人物的趣事與生活片斷構成，講他們掏鳥窩、捅黃蜂、扒火車等頑皮、可笑的想法和行動，再現了那個年代純真的童趣，傳遞對童年的思念，對傳統鄉村的思念，展示出嶺南鄉村的無限詩意。同時也表達出對工業化破壞美麗鄉村的擔憂。

《海邊的珊瑚屋》同樣行走在漁村社會的肌理與血肉中，又通過童年視角剝去了社會歷史政治情境的雜糅與渾濁，重在寫童年記憶的純凈與斑斕。小說中出現了許多珠江文化特有的地方語境、風土人情和地方兒童游戲等細節。

這現兩位作者通過深入珠江文化的具體情景中去講述故事，以珠江文化的文化邏輯來闡釋廣東兒童文學獨特的精神特征，強化了作品所敘述故事的時代性和地域特色。在富有傳奇性的現實生活描寫的基礎上，又不乏浪漫主義的藝術色彩，構成了廣東兒童文學別樣的情趣。

以珠江文化為底蘊的當代廣東兒童文學的“地方敘事”說明，“地方敘事”作為兒童文學寫作的一種方式和路向正逐漸成為一種趨向。這種寫作方式讓我們感知到珠江文化完全可以在兒童文學中延續和承傳。同時，廣東兒童文學作家也可以通過“地方敘事”來拓展自己的文化空間，彰顯對珠江文化的理解，并取得與其他地域兒童文學對話的可能性。

四、廣東兒童文學作家通過思考、反省和認知，為珠江文派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少年兒童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不能光講大道理。堅守并不意味著保守，“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同樣，對于傳統的珠江文派的傳承，不僅僅在于傳統經典的兒童誦讀和記憶，而是在更高層面上對其進行現代轉型。在傳統積淀的基礎上，廣東兒童文學作家面對當代生存境遇，提出自己的思考、反省和認知，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文化自覺和自信。。

廣東的兒童文學早年已有黃慶云的《刑場上的婚禮》、黃谷柳的《蝦球傳》和郁茹的童謠等經典作品，近二十年來，一批廣東兒童文學作家在傳承經典的基礎上，對珠江文派的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共時性等特性，有了更新的拓展。

以深圳的兒童文學創作為例，深圳兒童文學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先行的沃土中發展起來的，改革先行和面臨港澳，商品經濟發達，與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密切的特點，使特區的兒童文學在題材和作品觀念，在傳統珠江文化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而鮮明的文化品格。

比如深圳的兒童文學作家郁秀的《花季雨季》，以及杜梅的小說《男孩阿不》同樣呈現出“兒童本位敘事”與“地方敘事”的特點，既寫出深圳當地的風土風俗，也寫出了新移民一代的貌似“另類”的生活。如《花季雨季》中反映的學生早戀、和老師的觀念沖突、學生打暑假工，在當時是得風氣之先的社會形態，這種新地生活形態郁秀的作品中率先表現，也是珠江文派敢為天下先的文學表現。

而從外省入粵的深圳兒童文學作家蘇曼華的《走過羅湖橋》同樣是烙上了深圳烙印的，具有珠江文派特特征的作品。一群講白話的香港的孩子，每天走過羅湖橋，來到深圳上學，放學后，又走過羅湖橋回到香港的家，這些走過羅湖橋的孩子的語言、生活細節，他們的人生經歷，是全國獨一無二的，甚至可以說是全世界也獨一無二的，這更是珠江文派的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共時性等特性在新時期的綜合表現，而蘇曼華作為入粵作家者，其在作品中依托以珠江文化為基礎的“地方敘事”，并以“兒童本位敘事”的視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反省和認知，對珠江文派和全國兒童文學創作中同樣是一種傳承中的創新。

以上四點，足以說明，廣東兒童文學是珠江文派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