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7日，與同事赴惠州公干。

惠州在廣州東面，距廣州近兩個小時車程。沿途風物，似曾相識。同事告訴我，蘇東坡曾經在惠州任職，并留下了許多詩文。聞說，內心不免驚喜：不意甫到廣東，即與這位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的全能型天才邂逅于惠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這些閃耀著珠玉般光芒的詩句，以及他的磅礴恣肆的散文，他的隨性放浪的書法……曾經讓青少年時的我一次次驚艷不已，滋養了我的性靈。

惠州是全國文明城市，城市開闊整潔。東江水穿城而過，水質清澈，因此東江還有一項使命，即向香港供水。我們入住的惠州西湖賓館，景致清幽。從賓館望去，遠處一堤如痕，曲橋如帶，湖面幾處山石如古詩中的青螺探出水面。當地人說，西湖有眾多的景物與蘇軾有關，他的最后的紅顔知己王朝云也葬在這里。

蘇軾一生似乎總是與西湖有緣。他先后兩次在杭州為官。第一次，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因與朝中變法派政見不同，蘇軾自請外放為官，（政見不合，自請外放，似乎是宋朝官員的慣常做法。既可表示自己人格的獨立性，更重要的恐怕也是為了避禍。），任杭州通判。在這里他邂逅了晚年的人生伴侶王朝云。據說蘇軾任杭州通判時，一次受邀到西湖宴飲，被舞姿曼妙的王朝云打動，即興賦詩：“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濃裝淡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后雨》)有人說，這首詩表達了蘇軾初見王朝云時的美好感覺。隨后主人將王朝云送與蘇軾為侍女，后為侍妾。第二次，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杭州知州。期間，他主持疏浚西湖，修筑堤岸，解決了百姓出行困難，為紀念蘇東坡治理西湖的功績，杭州人民把這條堤岸命名為“蘇公堤”（簡稱“蘇堤”）。巧的是，蘇軾在惠州西湖也修了一條“蘇堤”。史載，當時西湖兩岸的百姓都要涉水出行，極為不便。蘇軾倡議筑堤修橋，并帶頭“助施犀帶”（捐出犀牛角腰帶），還動員弟婦史氏捐出“黃金錢數千助施”。紹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橋修成，蘇軾寫詩描述了當時百姓喜慶的場景：“父老喜云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后人也把這條堤命名為蘇堤。“蘇堤玩月”成為西湖八景之一。杭州、惠州之外，蘇軾在任安徽潁州太守時還在當地疏浚了一個西湖。“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水與羅浮”，它們都是蘇軾為政一方時的惠民之舉。

第二天一早，我獨自去西湖尋幽。進入西湖大門，不遠處即是蘇堤，一塊大石上刻著“蘇堤玩月”四個字。蘇堤兩旁湖水輕漾，綠影婆娑。堤上晨練的人三三兩兩。堤對岸，一山如屏，即孤山；有塔高聳，即泗州塔。塔始建于唐朝末年，蘇軾寓居惠州時稱之為“大圣塔”，并在《江月》詩中對湖光塔影作了極美的描繪：“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從大圣塔下，沿路問當地人蘇東坡紀念館及王朝云葬處，均能一一指點。

王朝云的墓地就在孤山南麓棲禪寺大圣塔邊上的松林之中，墓旁有一座亭名“六如”。周邊松樹稠密，環境幽靜。當年，蘇軾因為政治上的失意，幾個侍妾相繼離他而去，唯獨王朝云跟著他到惠州。那一年，蘇軾已經59歲，垂暮之年，王朝云才30歲出頭。朝云體弱，日子在與“經卷藥爐”相伴中度過。未曾料到，第三年，王朝云還是得病而亡。蘇軾為王朝云所寫的墓志銘說，王朝云粗通佛法，臨終前，口誦《金剛經》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偈語而逝。下葬后，孤山棲禪寺的僧人取《金剛經》句義，在朝云墓旁建“六如亭”來紀念她。關于王朝云，還有一則故事，說東坡有一天退朝，吃過飯，摸著肚皮對侍兒說：“你們知道這里面是什么東西嗎？”一婢馬上說：“都是文章”。東坡不以為然。又一人說：“滿腹都是學識。”坡也不以為然。至朝云，說：“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贊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由此對王朝云更加愛憐。所以朝云死后，蘇軾為她寫了一副楹聯，表達對她的懷念：“不合時宜，惟有朝云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據說歷史上惠州的老百姓常于農歷十二月初五王朝云生辰日拜祭她，恐怕也是敬重她的為人吧。

蘇軾一生，因為卷入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爭，仕途坎坷，幾起幾落。除了短暫做過京官外，大多數時候都是被貶外放，可不是一肚子不合時宜？！他先后在杭州、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二年（1079年），因以“文字毀謗君相”被捕下獄，史稱“烏臺詩案”。這應該算是比較早的“文字獄”了。（中國“文字獄”可謂歷史久遠。在專制制度下，臣子、百姓因與君主一言不合而身陷囹圄甚而招致殺身之禍的數不勝數。至清代，“文字獄”登峰造極。）因為宋太祖“圣朝不誅名士”的遺訓，蘇軾僥幸死里逃生，被貶到黃州（湖北黃岡）擔任團練副使（一個小地方的軍事助理）。宋哲宗紹圣元年（1094年），蘇軾又被朝中政敵以“譏斥先朝”的罪名貶為英州（今廣東省英德縣）知事，在赴任的路上，又再貶為寧遠軍（今廣東普寧）節度副使，在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蘇軾攜侍妾王朝云、三子蘇過，經過半年時間的長途跋涉抵達惠州，直到紹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離開，共在惠州度過了2年零10個月共940多個日日夜夜，留下了160多首詩歌和幾十篇散文。

惠州地屬嶺南。唐宋時期，嶺南一帶仍被視為“瘴癘之鄉”，是流放犯官罪臣的地方，也是一種極重的懲罰。當年韓愈因力諫唐憲宗“迎佛骨”被貶潮州。他有一首寫給侄孫韓湘的詩這樣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朝陽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認定自己必死于嶺南的瘴氣。同樣被貶嶺南，蘇軾的詩文中，卻很少見到自怨自乂的文字。相反在逆境中，他卻能寫出“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以及“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縱筆》）這樣的詩句，表現出隨遇而安的閑適心境。這不能不與兩個人不同個性、學養有關。韓愈給人印象更多的像是一個正人君子，謹守儒家道統，一門子心思想“致君堯舜”，“兼濟天下”；而蘇軾則更加曠達，更富藝術氣質。蘇軾作為士林領袖，內心當然會有儒家的“修齊治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你看他在密州為太守時，帶著全城百姓“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何等意氣風發，內心渴望著皇帝能夠再用他為國立功：“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但他又深受老、莊及佛家的影響。蘇軾的弟弟蘇轍說，蘇軾早年跟父親學賈誼、陸贄（漢、唐時期著名的政論家）等人的文章，后來“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因此在人生的某個時期或境況，他時時流露出摒棄名利，追求自由的老莊哲學思想，如《臨江仙》中“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平生”，以及《前赤壁賦》中對“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向往。

自由與名利，從古至今，多少人在這二者間苦苦掙扎，身心俱損者有之，身敗名裂者有之，唯有具大智慧者能看得穿，能放得下。蘇軾即屬于后者。《莊子·秋水》中講了一個故事：說莊子在濮水邊垂釣，楚王派了兩位大夫先行前往致意，對他說：“楚王欲將國事相煩累。”莊子手持釣竿，頭也不回，說：“我聽說楚國有一只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現在用竹箱裝著它，用綢緞蓋著它，供奉在廟堂里。 你們說，這只烏龜是寧可死去，留下骨頭來彰顯尊貴好呢？還是活著，在爛泥里拖著尾巴爬好呢？”兩位大夫說：“自然還是活著拖著尾巴在爛泥里爬好。”莊子說：“你們回去吧，我就拖著尾巴在爛泥里爬了。”這是莊子典型的對待名利與自由的態度。蘇軾對莊子思想情有獨鐘，深受他的影響。 反映在人生態度上，在順境中他能暢意盡歡，在逆境中也能安之若素。當其從京官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仍然能“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被貶惠州，“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甚至在被貶到海南儋州，在沒有基本的飲食炊具，缺醫少藥，極不適合人居住的地方，他也能啃著芋頭，喝著淡水，以著書為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應該說，老莊的崇尚自由，輕視名利的思想，幫助蘇軾疏解了不少因仕途不順而帶來的人生壓力。

蘇軾何其不幸，在其政治生涯陷入低谷，人生垂老之年，于此痛失幼子（王朝云在惠州曾生一子，不滿周歲而夭折）和愛侶；蘇軾何其有幸，惠州官員百姓以極大的友善和包容，接納了他的戴罪之身，給予他平靜安適的生活。而蘇軾也以他的仁心和富有創造力的藝術才華，為惠州人民辦了許多實事，留下眾多珍貴的詩篇，為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豐富的文化內涵。紹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蘇軾離開惠州，被貶到更遠的海南儋州，4年后遇赦北返。此時的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在飽經宦海風濤、世態炎涼之后，心灰意冷的蘇東坡對自己的一生作了這樣的自嘲。兩個月后，蘇軾病逝于常州。

（2015年11月初稿，2017年4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