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夏建芳《卒行天下》一書有感

放下書，已是傍晚。2016年下旬的廣州，的確進入了冬季，開始有些冷了。料峭的風在窗外吹著，有些寒浸入骨的感覺了。剛剛看完夏建芳的長篇紀實文學《卒行天下》一書，揉了揉眼睛，心里竟涌出一陣陣暖意，還有許多復雜的感慨以及感動。

這是一本什么書呢？薄薄的一冊，放在書海無邊偌大的新華書店它不會搶眼；也有可能會被喧囂的聲浪、奪人眼球的夸張詞語所遮蔽。但是，這卻是一本值得再三咀嚼、饒有意味不可忽略的書。

我清晰地記得書中的一些場境：

梁江決定到紡織工業部爭取紡織項目，為晉見順利，赴京時，他扛著一紙箱新鮮的西紅柿去了。雨水漣漣，紙箱濕透。近視的梁江用手摸抓著滿地的西紅柿，脫掉自己的衣衫包起來。

辛建設以為那廢棄多年的荒地已無用途，他出讓400畝給一家公司換回200萬元，隨后他后悔不迭。他見到那家公司主管，左手一把抓住那人衣領，右手伸出四個指頭大吼著說：“給你400萬，怎么樣？賣不賣？”

當年的三礦礦長李益宏用沉重嘶啞的聲音對陷入困境的工友們說：“明天我到縣城為大家找出路！請大家相信，我李益宏絕不會撂下大家的。”

當看到書中類似這樣的很多細節時，不由會為之動容。

且慢，我得向諸君交待一下作者究竟在寫一些什么人什么事？否則大家會不知就里。

夏建芳選擇了廣東高明為一個個案。高明，曾經是珠江三角洲的縣級市，現在已改為佛山市的一個區。夏建芳在這本書里采用斷代史的方式，只擷取了一個時間段，即：寫的是開放改革初期發生在高明的一些人與事。他筆下出場的人物，是那些在實操層面摸索著、試探著而又敢想敢干，在實踐中去具體貫徹執行改革宏愿的基層干部。夏建芳寫了這樣一些人，一些充滿爭議、活力，卻又鮮明生動的基層干部的群像。上邊說的梁紅是當年的市委書記，辛建設、李益宏是他的左右手，分別為副市長。除他們之外，書中還有許多陸續出場的人，歐陽洪、譚景云、歐錦勤等等，不一而足。夏建芳面對眾多繁雜的人物，有詳有略，剪裁得當；并且寫得語言老到，情節抓人。一部本來不好寫的、容易流于枯燥和瑣屑的紀實文字，硬是讓夏建芳寫成了有趣又有味的佳作。

在城市和鄉村的接壤地帶，是縣城，又稱縣邑。這是中國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行政建制。如果說城市是一個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鄉村是廣大農民稼穡耕種之地，是為城市提供吃穿用度等物質保障的廣袤阡陌；而縣邑，則兼具著城鄉的雙重功能甚至是多元功能。它的行政化作用絲毫不比城市少，它的生產交換功能也時刻在展開在進行。正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許多國家，縣邑管理著市區，縣比市的行政權力要大。那么，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縣城是非常關鍵的、重要的陣地與舞臺。

書中寫到的梁江書記我認識。他身材高拔挺直。他面孔儒雅，卻在不經意間可以看出幾分調皮詼諧的神色。他曾經是海南生產建設兵團戰士，又是一個狂熱的文學愛好者。后來，上級黨組織委派他到高明工作。倒著算來，1997年他離開行政工作到香港粵海集團擔任要職，在高明，他有12年的主政時間。

夏建芳書中的第二章“梁山”部分，很明顯可以看出，作者原本的意圖是想濃墨重彩地寫梁江主政高明的故事，寫他麾下那些熱忱無比，在探索和試錯中，在折騰與闖蕩中弄得個轟轟烈烈的梁山好漢們。當然，作者后來還是在思路上做了一定的調整，兼顧到了另外一些人與事，再說，共產黨的干部也不是梁山好漢。但不管怎么寫，梁江和他的同事樁樁件件之舉動留給人的印象還是太深刻了。

梁江進京抓狂地下西紅柿一幕，是他任主管工業副書記的事。他任書記以后的十幾年間，中國的開放改革也進入到實際操作層面，這給他提供了施展抱負與才干的廣闊政治舞臺。夏建芳在《卒行天下》一書中，寫了梁江的魄力和清醒的判斷力，寫他沖開禁錮將香港溢達服裝企業引入高明，寫他明智地盤活了一些礦產、紡織、塑料等企業，寫他怎么在挖第一桶金。但夏建芳卻又是不諱言、不溢美地寫出了梁江主政時的無奈窘態。梁江為了動員司機們將泊在廣州黃埔港的幾百輛皮卡冒險拉回高明，他可以對心懷忐忑的眾司機們做戰前動員：“目前高明財政有困難。同志們，黨考驗你們的重要時刻到了。”這不禁讓人啼笑皆非。

他為解決縣財政困境在香港炒樓剛剛嘗到甜頭，卻不料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倉惶中，他躲在一個角落扒飯盒吃。

更讓人忍俊不禁的是，梁江竟然游說美國迪斯尼樂園總部的人，試圖說服他們將迪斯尼樂園分部開到高明。后來因無法解決批文只好作罷。

更有甚者，他想借鑒美國的經驗，設想在高明開設一家只供境外人士參與的賭場。美國人在拉斯維加斯那個沙漠之地造了一座財源滾滾的富地，中國人為什么不可以將海外資金吸引到自己的腰包里來？

梁江想這樣干從來不是為了自己撈一把。他想的是要把市場經濟做得風生水起。他有超前意識，以至于超前得有些飄飄然，竟忽略了具體的中國國情。

但我依舊佩服無比地說：這就是開放改革初期的珠江三角洲的干部們！

那是初期啊，誰都不知道該怎么干。鄧小平很形象地說：摸著石頭過河。至于河里有什么？是雜草絆腳還是瓦礫碰撞，都不知道。中國在1978年進入新時期以后，發展是硬道理，要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這道理和道路成為中國政府強烈要求擺脫貧困、實現富裕、給百姓帶來好日子的政策綱領。在經過多少痛苦、屈辱以后，開放改革的戰鼓擂響，激蕩著所有中國人的情懷與夢想，這是全民族上上下下不言而喻的共識。

怎么開放，怎么改革？都是未知和不確定性，從來沒有現成答案。

那是初期，一切都是百廢待興。全中國有多少有理想的基層干部，他們正值青蔥歲月，他們目光清澈還沒有蒙翳，他們身手矯健還沒有滑跌。他們有著濃郁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情懷，希望在歷史轉捩的關頭，施展抱負。

當好的政策下達時，必須要有那些躬身親為的人，要有那在實操層面完成其藍圖的人。縣城作為最基層的單位與組織，活動其間的人們，于是上演了一幕幕在勇氣與試錯、輝煌與黯淡之間掙扎的活劇。

我還是要借著梁江展開思路。梁江身上有許多耐人尋味的東西，這不僅僅指他這個人有意思、有趣；還指的是他在試錯與糾偏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夏建芳這部書原擬書名叫《野蠻生長》，意即正是要關注那些在廟堂之下、原野之間，掙脫阻力，不按正常規矩出牌而恣意生長、帶有勃勃生機的事物。這是野蠻而茁壯的生長，事物本身以自然自在的邏輯，不可阻遏地向上伸展著曾經蜷縮的身體。它的拔節聲或在午夜子時、或在陽光充沛的正午響徹一片。它猶如原野上的麥子、稻禾、玉米、高粱、大豆等等關于植物性的、農業文化事物的自然呈現；同時它又攜帶著經驗本能的、粗獷雄性的現代性自由沖動而呼嘯著。它是生長于原野的，卻又超脫出原野；相伴相隨的還有譬如立場、觀念、態度、意識等理性的覺醒。而這覺醒又一路試錯，在混沌、無序，全無現成經驗可尋時，自己去闖蕩，甚至是廝殺，自己革自己的命。

這就是野蠻生長。

面對著開放改革初期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可以想象大多數人都是懵懂。社會主義的定義原本是計劃性的、命令式的、一大二公的、統購統銷的；而市場經濟則以利潤為前提，大家要在需要和商量之間協調，互惠互贏，誰都不可能再以權勢壓人。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要吁請法律作為雙方的保障，否則，你今天掙來的錢很可能會被搶走，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際。而那些搶你錢的人最有可能打著絕對道德的旗號。被搶的結果可能是窮人失去的錢財會少一些，富人則失去很多。但這多與少都只能是相對而不是絕對。在相對的比值上其實一樣。窮人即使失去的是較少的錢財也會斷了他的活路。隨著改革的深入，以法治國已成為上上下下全民族共同的心聲，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理性和成熟。而初期，怎樣在這兩者之間很好地平衡，可真難煞人也。

當年，梁江和他的同事們所做的那些令人膛目結舌的事情都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他者。首先是要養活地方財政，再后是造福于民，讓窮困中的百姓能得到實在的利益。動機和手段，非常吊詭。在難以平衡時，要發展，很難再是循規蹈矩，很難是按常理出牌。他們被逼擠到一個狹仄之境，幾乎無從轉身和脫逃；他們在險象環生中，踉蹌著、趔趄著，左突右撞著，根本不知道前邊是石塊瓦礫，荊棘叢生，還是炸彈地雷。有可能受傷，并且引火燒身。他們猶如蓽路襤縷的探勘者，想要在禁錮已久的體制內闖一條新路；他們可能會碰壁，其試錯成本和風險都極大。但他們認了。他們身上沸騰的血液不允許他們畏首畏尾坐吃山空。況且沒什么好吃的了。試錯，試過才知道什么能行，什么不行。不試怎么會明白？

在行政官員的隊伍里，有一種人的行事風格從來都是不出錯，中規中矩的，誰都挑不出他的毛病的。他從不越雷池一步，卻是個性乏味失趣，全無創造力和活力。這樣的人，可能會很順利、很風平浪靜地過完此生，并且混得還不錯。

但是，在執政黨的隊伍里，從來都會吸引到那有創造力和性格魅力的人加入其中。在執政黨還是革命黨的初年，正是那批英氣勃勃，懷抱理想，衛護社稷的人，擔當起拯救民族未來的歷史使命。在革命黨成為了執政黨以后，它不該是心懷叵測利欲熏心、欲將國產變家產的奸佞者的暖床；也不該是怯懦躲風、凡事推諉的犬儒主義者的屋檐。它更加需要那有政治抱負和人格魅力的人躋身其中。現在，如果重新去記憶那即將隨風遠逝的往事，復雜難解的心緒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夏建芳在《卒行天下》書中用較多篇幅寫了高明，寫了梁江。在我看來，他不單單是側重于一地一人；他寫的有普遍性，當年廣東一大批各個層面的干部群眾就是這樣干起來的。那一代人，不僅僅是要見證時代，而是要創造時代。他們的獨特秉性與風采將留給歷史。而歷史需要文字來記敘。

當年，那具有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情懷的人，或官或民，都以勇氣、赤誠、頑強之力，天馬行空，天下卒行。這一切將留給歷史，并啟迪當下。

夏建芳的這本紀實文學著作，具有田野實地考察的風格，為當代和后來進入社會學、文化學和史學的人提供新鮮熱辣的第一手資格。

2016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