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當下的中國文學的確面臨回避現實矛盾、無法對當下的生存境況作出有力、準確的表達這一困境，許多的作家，成了消費文化的俘虜，甚至被屈辱的現實所奴役，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由此就推斷出中國文學是沒有希望的，恐怕還為時尚早。在任何時代，真正承擔現實苦難、面對心靈責任的作家，總是少數——奢望所有的作家都成為勇敢的精神戰士，從而“直面慘淡的人生”，不僅不可能，而且也未必合理。拿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來說，固然有以魯迅、茅盾、巴金等人為代表的以心靈直接對抗現實的作家，但張愛玲寫“阿媽她們的事”，梁實秋等人寫閑適小品，沈從文寫湘西風情，這些難道就不是文學？文學是一個廣闊的世界，它和現實、和人類生存狀況的關系，也是多種多樣的。面對現實，它既可能是一種直接、有力的介入，也可能是一種秘密、個人的表達，兩種方式都能產生偉大的文學--以一種文學來貶抑另一種文學的悲劇，在意識形態做主導的時代里是很常見的，今天我們重新討論文學的現實責任的時候，仍需警惕這種簡化文學的思維方式。

2、確實，越來越多的作家，躲在書齋里，無視業已沸騰的當代生活，無視日益尖銳的現實苦難，而只是在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上玩弄文字和技巧，他們的寫作，普遍充滿了精神軟弱帶來的屈服性，以致文學正在淪為小圈子的自娛自樂、自言自語，使得更為廣大的社會生活、精神危機，得不到有效的表達。許多作家的良知是昏暗的，心靈是軟弱的，他們的寫作沒有承擔，更沒有力量。文學的總體狀況不容樂觀。出名的渴望，版稅利益的最大化，正在成為支配文學寫作的主要力量；文學正在喪失理想和激情，一個蒼白、無力的寫作時代已經來臨。盡管如此，但我仍對文學存有希望，因為上面所說的，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我相信，主流之外總會有另類，必然之中也還會有例外。今天，有太多的喧囂、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費文化的影響，在左右著整個的文學傳播，以致很多人的文學口味都被這些喧囂和泡沫弄壞了，他們都不知道何為真正的文學了。在這個消費文化一統天下的時代，一提起文學，很多人以為就是那些面上的東西，就是當下炒得最熱的那些作家和作品，其實不是。相反，還有很多創造性的文學，因為寂寞就被喧囂遮蔽了。我們在批判一種軟弱、無力的文學的同時，不要忘記還有很多有良知、有力量的文字沉潛在暗處，等待我們去發現--它們同樣是這個時代的文學之一種。

3、 一切寫作危機的根由，說到底還是出在作家本人身上。一個作家，之所以無法面對現實發言，以至于被屈辱的現實所奴役，原因在于，作家對現在的境遇失去了憤怒，也喪失了反抗的立場。如同一個作家對過去失去了記憶，對未來失去了想象，會將存在帶進暗昧之中一樣，作家對現在若失去了憤怒，則會將寫作帶進軟弱之中。憤怒，就是對現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滿，是一種拒絕與現實和解的姿態。在憤怒中，作家將看到現實的局限、苦難以及它所包含的內在危險性，由此，心靈就渴望向新的高地攀援，并渴望存在的幸福出現，以平息這種怒氣，這也是魯迅、卡夫卡等作家一貫表達的立場。當下的許多中國作家與生活中的日常性和物質主義建立起了過于親密、曖昧的關系，以致他們的作品中失去了批判性和理想品格--由此而派生出來的文學必定是軟弱的文學，沒有勇氣的文學。鑒于此，重申一種直面現實苦難、背負精神重擔的寫作傳統，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4、把無法進行一種理想寫作的原因歸罪于時代，不過是一種巧妙的托詞。有些人，永遠在想象一個寫作的黃金時代，以為在那個“黃金時代”里，他就能寫出真正的好作品。這是一種自欺欺人。寫作的黃金時代永遠不是在遠方，在未來，真正的黃金時代，就是當下--只有當下才是真實的。你此刻孤獨就永遠孤獨，你此刻寫不了就永遠都寫不了。一些人總是迷信“生活在別處”，寫作也在別處，好像寫作僅僅和外部環境發生關系，而無關心靈。他們為寫作預設了條件，比如說自由發表和出版呀，物質環境變好呀，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呀，等等，他們虛擬了許多寫作的條件，一旦現實不能提供這個條件給他，他就不寫了，或者有理由胡寫。但真正的寫作不是這樣的，真正的寫作遵從內心的召喚，捍衛語言的尊嚴。

5、提出了“底層寫作”，并不等于因此就有了道德的優先權。底層是需要關懷的，但底層也可能是需要批判的；底層有許多值得尊敬的人與事，底層也肯定藏污納垢、魚龍混雜，需要認真分辨和審視。今天，提出任何整體性的口號和判斷，其實都不能拯救文學--文學永恒的魅力，只是在于探索人類精神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6、“寫作是個人的事”，這是一句很好的話，但今天已經成了作家們放縱自己的借口。個人的事，如果不聯于一個更為廣闊、深遠的精神空間，它的價值是微不足道的。寫作是個人的，但寫作作為一種精神的事業，也是面對公共世界發言的。這二者并不矛盾。薩特在《文學是什么？》一書里說：“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寫作。但緊隨而來的則是我是別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說，他必須回應某個要求，他被賦予了某種社會作用。”當薩特說他是一個“以我的自由意志寫作”的作家時，他強調的就是一種個人的創造性，這是薩特得以存在的基礎；在這種存在之上，薩特沒有忘記他還是“別人心目中的作家”，他還有一個面對公共世界該如何擔負責任、如何發言的問題，如他自己所說，“他必須回應某個要求”。這個說法比較平衡。個人創造是基礎，然后，在個人創造的基礎上面對世界發言，這是一個作家的理想境界。尤其是在當下的中國，苦難和眼淚還如此普遍，惡勢力還如此強大，一個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如果一味地沉默，拒絕擔負寫作在道義上的責任，這是悲哀的。應該記得，寫作不僅是用智慧來證明一些生活的經驗和遭遇，更是要用作家內心的勇氣去證明存在的不幸、殘缺和死亡的意義，以及人里面還可能有的良知和希望。

7、 作家在社會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代已經過去，這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在“五四”時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們普遍走在時代的前列，文學是思想的先聲，許多的文化、思想爭論，也從文學界發端，進而波及到其他領域。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作家日益從主流現實中退場，日益喪失思想創新的能力，到現在，作家已經成了一個平庸者的群體，在許多關鍵時刻，作家的聲音往往都是缺席的。用韓少功的話說，“民眾關心的，他們不關心。民眾高興的，他們不高興的。民眾都看明白了的，他們還看不明白，總是別扭著。……以至現在，最平庸的人沒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協會里混。最愚蠢的話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這是事實。因此，作家必須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必須獲得洞察世界的深邃眼光，否則，怎能改變文學界這種垂死的局面？不要擔心文以載道會傷害文學，“文以載道”也要看載的是什么“道”，若是人生大“道”，世界大“道”，載得好，就是文學的幸事。

（——原發表于《星星詩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