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軍旅小說家鄧一光調轉筆鋒，密集書寫深圳，他觀察、思考、書寫身邊這座謎一樣的城市。沒有哪一個作家像鄧一光那樣將自己的城市如此濃重地赫然置于標題：《深圳藍》、《深圳細節》、《深圳在北緯22°27’-22°52’》，新小說集也以此命名……一副愛不夠的模樣？需要隨時將深圳掛在嘴上。此外，他還將紅樹林、市民中心、歡樂海岸、萬象城等標志性地名一一嵌進標題中，要將這座城市摁進自己的骨肉。對此他有自己的深思：

我問過自己，寫作者與居住地或故事資源地之間到底有什么關系，對這種關系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義？我問過之后思緒發散，無法聚焦。

和內地書寫者不同，深圳的書寫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與生活著的這座城市之間的關系，以及自己在這座城市里究竟能寫什么和怎么寫這樣一些令人苦惱的問題……對現實生活的妥協和依賴，讓大多數寫作者委身于現實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體制代表的時代風尚，急匆匆懵懂懂與“深圳詩人”“深圳小說家”“深圳劇作家”這樣一些符號劃上等號，并以獲取這樣的符號為榮，放棄對歷史、命運、時空的觀照和抒寫……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以深圳為統一命名的格式化的寫作行為……

鄧一光不能滿足于寄居狀態，不能僅僅將深圳當成一個地理符號，不能止步于一個“深圳”的文字“制造”者。他像波德萊爾漫游巴黎一樣觀察深圳，像桑塔格倡導的那樣通過“暗示”和聯想來書寫深圳這個現代城市的精神。他細細地觀察修車工人、流水線工人、保潔工人并為之畫像，也為問題少女、瑜伽教練、音樂老師、高級技術人才等各式人物的心靈存照。每個人都是城市的他者，每個深圳人都在與生活進行持續的對抗和艱難的和解。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上演著大寫程度不同的故事，但透過這些形形色色的物質外殼，我們能觸摸到這座城市柔軟而靈性的精神。

《深圳藍》：關于都市中年危機與問題少女

在新著《深圳藍》（花城出版社，2016年）中，鄧一光將都市生活的中年危機與他一直關注的問題少女結合。小說以臺風“貝碧嘉”開始，命運的臺風正在無情地刮進男主角戴有高的人生：婚姻失敗之后前妻李愛帶著新男友住著他的房子，卻對他毫無眷戀；事業遭遇瓶頸，戴有高靠在游戲《模擬人生》中打發時光，就是在游戲中，也困難重重，并不見得會給他帶來虛擬的滿足。比他問題更多的少女呂東東卻生硬地闖入他的生活。她就住在他宿舍上面，無法控制自己腦袋抽風，居然往公共QQ群里發驚悚圖片，完全是損人不利己。戴有高和呂東東都有那么一點點不正常，然而這種不正常就像一場未及預報的臺風，時常會在這座海邊城市一掃而過。小說將我們帶進風暴中心，讓我們自己體驗生活常有的懸而未決的狀態。他讓男、女主角將情感寄托在虛擬的網絡世界，可是，如果我們以心理為標準，誰又能說清楚網絡的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哪個更真實？與網絡保持深度接觸不僅是一種姿態，更是一種觀念。

在這座嶄新的城市，高樓林立，行人匆匆，它究竟包蘊著新移民何種想象和異鄉人的那些情感？鄧一光多次用“漂泊”和“懸浮”來指認深圳文學的特征，并在訪談中說：“我對深圳生活的個人體驗，它們會帶有我對這座城市的漸趨認知，這些認知會隨著我在這座城市的浸入和寫作的落地生根發生變化，可以看作我個人的城市認知史。”鄧一光沐浴著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陽光和活力，并將這勃勃的生機幻化為可觸可感的文字。

寫作是對被壓縮的人生的回放

從寧靜的鄉村到喧嘩的都市，大規模的位移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深刻的社會景觀，也是這段時期文學敘事所要面對和處理的核心問題。城市的整潔和秩序掩蓋了被繁忙遺忘的歷史基礎，水泥地面阻擋了我們與泥水的親密接觸，朝九晚五的律令取代了花開花落和日月交替，每天的時鐘規劃了我們具象的生活方式，履歷表簡化了我們的人生，豐富的自我被幾個數字打發。鄧一光的寫作是對這種被壓縮的人生的回放，讓人生不同的片段散發出各自獨具的氣息。每位作家的寫作都受到童年經驗和時代生活的雙重宰制，我愿意偏頗地將草原看成鄧一光的身世感的基礎，而將深圳解讀為他的第二故鄉。鄧一光曾經談到：“好的小說，一定能經得住三個方面的追問：是否具有發人深思和有別于社會主流歷史觀的個人生命經驗；對現實盡可能超越的程度；豐富而獨特的想像力。我認為，社會的倫理性要求始終在混淆著小說的可能性訴求，這是所有小說家面對的困惑。沒有任何作品不帶有作家的主體經驗和認知，這些主體經驗和認知中，質疑精神、批判意識和對生命存在的終極關懷構成了小說核心的、同時也是最根本的意義。”語言、敘述技巧、故事、塑造人物、思想意圖，每一個強項都可以讓一個作家成立。我們很少從更高的層面去要求當代作家，因為我們處在一個道德新低的時代。

鄧一光的女性觀是要特別稱道的。在他筆下，男性并不理所當然地具有性別優越感，也就不會必然地擁有對女性生命乃至身體的支配權，甚至在情感自洽上他們還有那么一點弱勢。離婚也不會讓女性的價值打折，熟女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個性和魅力。這是對生命內在價值的確認。《深圳藍》中的女主角李愛顯然擁有更多的敘事光芒。《深圳在北緯22°27’-22°52’》、《寶貝，我們去北大》、《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等作品中，男主人公雖然處境不如人意，但都非常疼愛女性，對女主人充滿柔情：為太太倒水、洗工裝、做飯、到陽臺抽煙……這些微不足道卻熠熠發光的細節重新喚起我們對愛情的信賴。這在當代作家中少見，在男作家中尤其稀罕，司空見慣的是男作家不由自主地在作品中將女性物化、次級化、低劣化、意淫化。這是漫長的男權社會在男性集體無意識深處根植下來的謬見，與此相對，當代很多時尚女作家紛紛以骯臟的男性無法與文雅的女性相匹配作為寫作基點，這種反抗當然是偏執的、簡單的，因而也是無效的。文學必須讓形象自身說話，從審美這個最根本的層面來改寫整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擇偶方式和擇偶標準是一個時代最簡易的評判標準，愛情觀可以作為衡量一個作家的試金石。是站在雞蛋一邊，還是站在高墻一邊？當風尚引導大眾追求物質和金錢、追求“寧在寶馬中哭”時，鄧一光以文學的道德刻畫了他對愛的信仰、對現代文明的忠實和對城市的理解。他以自己的熱情刻畫出一種新的城市氣質和新的時代精神。（文/申霞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