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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美國歌手鮑勃·迪倫

宣布完迪倫獲獎后，瑞典學院常任秘書薩拉·丹紐斯接受記者采訪

“完全沒法理解，郁悶至極！”

這是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后，瑞典南方最大的報紙《南瑞典報》文化版新媒體上出現的標題。瑞典時間本月十三日即上周四下午一點，瑞典學院常任秘書薩拉·丹紐斯說出諾貝爾文學獎2016年得主姓名后，聚在一起看電視直播的《南瑞典報》文化版成員面面相覷，女負責人朱克麗發出喊聲：“不——！”而前負責人、被認為依然有“垂簾聽政”般影響力的資深文化評論員佩爾·斯凡松超越了瑞典人即便批評也不用極端字眼的中庸特點，鐵青著臉對新媒體鏡頭說：這是丑聞，是瑞典學院給美國作家們扇了耳光。他認為，這好比是學院覺得很久沒給美國頒獎了，可美國作家沒一個夠格，干脆弄個唱歌的來，這是瑞典學院的偏見。該報音樂記者霍康·恩格斯特羅姆在極度詫異后總算定下神來，勉強評論了幾句：自然，這話很久前就被說起過，可沒人覺得背后有什么嚴肅的成分。當然，不是說迪倫不重要；可這不等于說他就是那個“諾貝爾獎”的好得主。

佩爾·斯凡松

?一夜之后，《南瑞典報》也發表了住在大學城隆德的短篇小說女作家奧林·斯第格自認為很情緒化而缺乏理性論述的“歡呼”，但斯凡松的態度還是給他影響下的該報文化版定了個主導調門。斯凡松依然鮮明反對學院的這一選擇，他表示，要是那樣，也就可以把瑞典的“保拉音樂獎”（2000年迪倫在瑞典從國王手中領取了該獎）頒給霍拉斯·恩格道爾了——事實上，曾多年擔任瑞典學院常任秘書的恩格道爾能演奏管風琴。美國文學中明明有那么多更值得獲獎的高質量的大作家。他當然早聽說迪倫被提名的事，一直看作玩笑，畢竟光被提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如此郁悶是因為，擔心諾貝爾文學獎的“特朗普化”。他更大膽猜測，學院內部對此肯定意見不一，是其中某一派人促成了這一結果。

斯凡松提及的恩格道爾的前妻、女權主義者和文學教授艾芭·維特-布拉特斯特羅姆則很喜歡學院的最新選擇，只惋惜得獎者又是一名男士。她認為迪倫在表達“男子的憂郁和孤寂”的那群人中做得最好；同時很難想象迪倫的歌詞和他的音樂及嗓音分離；音樂人獲獎并不叫她失望，恰恰相反，她希望碧昂絲也進入名單，成為未來的候選人。

霍拉·恩格道爾

?1978年出生的女作家和文化記者約翰娜·科雍納十分喜悅，她說：“十年、二十年后，也許我們會討論Jay Z和肯伊·韋斯特。這是好事，也確實反應了詩歌和我這一代人以及比我更年輕的人的關系。”音樂人和詞作者拉斯·費訥布林興奮異常：總算歌詞也被接受為文學的一個類別了。或許我們好好努力，將來也有希望！

作家、詩人和記者約然·格雷德在揭曉當天的《晚報》上表態，當瑞典學院選擇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鮑勃·迪倫時，它總算進入了現代的世界。他不知道那扇門里的封閉會議上到底發生了什么，但一定是有些什么的——和這位理所當然地優先于書面的詩而選擇了歌的西方世界最大的吟游詩人和全球詩人一同長大的新人們。格雷德認為學院并不是通過頒獎給迪倫而要與文學疏遠，學院是在靠近真正活著的心臟，因為這獲獎的詩能讓人拜訪它古老的起源：演唱、音樂、嗓音和舞臺。格雷德提醒說，1960年代，當很多人將迪倫減弱為一個單層面的反抗歌手時，在太陽鏡后，迪倫用這么一句話將其撣走：稱自己是一名歌者。這就是迪倫，歷來的重要作家也莫不如此。

格雷德的這番話讓我不由得要先跳出來提醒一句，諾貝爾文學獎確已不是國內某些媒體常脫口而出的，由“那十八個老頭”決定的了。這是一個已明顯年輕化的隊伍，也是一個擁有很多詩人的隊伍。如今的常任秘書生于1962年，目前最年輕的院士、女作家洛塔·羅塔斯生于1964 年。若不算已退出學院工作的小說家夏斯汀·埃克曼和在今年年底即將赴任的新增補的女院士、1972年出生的女作家斯特里德貝里，學院已有4名女院士，其中克里斯蒂娜·隆德和卡特琳娜·弗洛斯藤松是瑞典最具影響力的當代女詩人。院士中的男詩人也不少，如謝爾·埃斯普馬克和耶斯帕·斯凡布羅。還有國內讀者十分熟悉的馬悅然院士，他是著名的漢學家和語言學家，更是翻譯家，譯介了大量的中英文詩歌，自己也有俳句集行世。其他更多的院士是作家或文學理論家。院士們衡量詩歌品質的能力無可懷疑。至于格雷德的有關重要作家無一不是歌者的話，則讓我想起莫言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演講標題：“講故事的人。”

《晚報》文化版負責人奧薩·林德博伊表態：今年的選擇結果很好，但選擇動機或有問題。它容易讓人產生三個疑問：學院是要向大眾主義屈服嗎？還是要拓寬對流行的理解？迪倫配得上這個世界最好的文學獎嗎？林德博伊說，受歡迎的選擇不一定要以流行為推動力。流行在瞬間產生，而迪倫已被長時間討論。拿《晚報》來說，早在1967年就有一篇文章，談論迪倫是否夠格獲諾貝爾文學獎。林德博伊提及學院的前院士、2007年去世的拉斯·福塞爾對迪倫評價很高。她提請人注意，學院沒說詩人鮑勃·迪倫而是藝術家鮑勃·迪倫。林德博伊認為，學院的這一決定會被認為是個巨大飛躍，是對一系列新獲獎者的開放。雖然院士佩爾·韋斯特貝里稱迪倫為當今美國最好的詩人，林德博伊以為，要說迪倫是否比例如約翰·勞倫斯·阿什伯里更好，實在難以測算。雖然常任秘書覺得迪倫的詩該大聲讀出來，林德博伊覺得沒有音樂還是不行——當然，這并不降低迪倫詩歌的質量。林德博伊最后表示：“我尊重瑞典學院的傲慢，瑞典因此有個文化機構，不受潮流和公眾數字的干擾。我也同樣尊重學院敢于挑戰傳統，讓我們討論文學到底是什么。”

林德博伊擔心的似乎更多在于大眾對學院這一決定的解讀。到底決定背后的驅動力是什么？是一如既往的文學考量，還是受到潮流的干擾。對迪倫的選擇是否只意味著迪倫的文學價值之大，還是意味著打開閘門以及某種新東西的開始。確實，揭曉名單時，常任秘書只用了“藝術家”這一稱謂，在后來的媒體采訪中被問及為何選迪倫時，才稱他是一個“了不起的詩人”。一夜之后，常任秘書在多項采訪中直言迪倫是詩人，學院是給詩人頒獎，不是給音樂人頒獎。

相比之下《每日新聞報》的正面呼聲更多，14日，電影評論員何奈克·帕拉斯歡呼：選擇迪倫是打開了一個有了更好理解的書寫文字和口頭傳統的關系。文學教授約翰·斯威迭達爾也撰文認為，迪倫獲獎十分自然，因為他的歌打動頭腦和心靈。

那個過于憤怒的斯凡松在后來回答《瑞典日報》的提問時表示：他聽迪倫或許比很多人都要多，迪倫是我們時代最好的藝術家之一，但不是最好的作家之一。常任秘書提到荷馬和薩福未免有些輕浮，中間畢竟隔了幾千年的發展，迪倫的文字沒有音樂和嗓音不行，原則上說，他搞的是不同的藝術形式。這就像是非要把一個梗概說成舞臺表演。斯凡松覺得這個選擇對諾貝爾文學獎本身一點也不好，諾獎一直是我們心目中最傲慢的，應該保持這種傲慢，要表彰流行有很多辦法，而文學更需要這個獎。后來，斯凡松在瑞典國家電臺的訪談中，進一步解釋了他所謂的“特朗普化”，大意是說，我們的社會發生了改變，人們越來越多地被宣傳的強度等控制，而偏離真實和質量；當今的大眾化運動認為什么是流行的，什么就是好的。

雖然，一般在諾獎頒發前后的敏感期，院士們會三緘其口，由常任秘書統一發言，以免引起公眾誤會；人們也會盡量避免直接詢問院士，以免對方為難。但《瑞典日報》還是請來了恩格道爾院士回答讀者提問。既熟悉常任秘書的辭令技巧也睿智博學的恩格道爾指出：品達對其同時代的希臘人來說并不難于理解。我們必須在大家都理解的東西中看到它的偉大之處。相對于常任秘書提到的荷馬和薩福，他更樂于將迪倫和奧維德比較。至于迪倫的歌詞是否能在百年后繼續為人高度贊賞，他無法預見；因為，這是個長跑，所有諾獎得主中，約三分之一會被算作最偉大的大師。他評價迪倫的詩反射著思想，但從不做作。至于迪倫歌詞是否能翻譯，他認為，從有過的嘗試看，往往是形成了一些新的不同的歌，會覺得不像原文的再造。這也許是因為在讀者可能接受譯文之前，迪倫作為一個表演者的存在已先離去。

如前文所提及的，對于迪倫的歌詞和音樂甚至嗓音是否能分離的問題，多人已表示否定，而《瑞典日報》文化評論員、林雪平大學文化傳播中心副教授耶斯帕·奧爾松干脆直言，文字和音色的結合才使得迪倫得獎。假如他選擇書寫，將文字印在幾本書里，而不是彈唱，用碟片或舞臺的形式，他甚至都不會成為候選人。奧爾松的這種提法，似乎又逼人轉回到最初的疑問，這次的文學獎到底是頒給了文學家還是音樂家。又或者說到底什么是諾貝爾獎視野中的文學？
雖然常任秘書一再對媒體表示，這個結果是多數票，但作家和出版人霍康·布拉維英格仍對此持疑。他在宣布現場對瑞典電視臺的記者說，起先，常任秘書說出迪倫名字后，現場出現了一段靜止——這是他多年來在現場從未體驗過的。似乎大家都在等常任秘書說，這只是個玩笑。他環顧四周，“幾個院士都在那里，看起來很是滿意：他們把全世界都迷惑住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確實做到了，誰會料到迪倫會得諾貝爾獎呢，反正我沒料到。”他承認：“迪倫寫的也是文學，然而，諾貝爾獎？！”

作家和文學批評家烏瑞卡·米勒斯在頒獎日一點檔的瑞典電視臺直播中，憂慮高端文化的地位。她指出，破壞基礎的選擇可能會影響這一獎項。諾貝爾文學獎是嚴肅的，它讓人覺得，是可持續很久直到永遠的。打破門類的界限也許很酷，但有些東西也會因此丟失。

更多的“文化男”和“文化女”對這個頒獎結果表明了自己的觀點：

評論員和專欄作家安德雷斯·洛庫認為，所謂通俗文化和高端文化之間的墻沒被推倒。準確地說，這兩種文化需要新的描繪，迪倫獲獎給了人們又一個討論的機會，就是如何對待處于兩極的這兩種文化。自由撰稿人和文化評論者亨利克·約翰松指出，不是說音樂家不能得文學獎，也不是說北美文學不能得到榮譽，甚至菲利普·羅斯等更配，關鍵是，文學已是個越來越脆弱的存在，它的完整性應由學院維護。我們生活在一個大眾主義的時代，煽動者玩弄最簡單的情緒來贏得大眾的喜好，用信息的強度而不是內容來確定影響。約翰松的說法似乎以一種溫和的方式呼應了斯凡松過于刺耳的“特朗普化”說。

音樂和文化節目主持人佩爾·辛丁－拉松對這一結果完全不能理解，他希望學院這一選擇的背后有更大的思考，而不是期望在媒體中占位，引來議論，激發人們對獎項的新興趣。瑞典電臺的文化節目制作人莫娜·馬斯瑞描述自己的體驗好比以前聽到父母準備離婚，經歷了四個過程：吃驚、憤怒、抑郁、接受，她坦言也許自己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瑞典電臺的文化編輯麥克爾·提姆認為，這也沒什么大問題，他記得人們在1970年代談論該給迪倫諾貝爾文學獎，因為迪倫的詩歌具有復雜性。

總體說來，瑞典文化人在主要媒體各抒己見，正方多贊揚迪倫的偉大，惜缺少對其詩歌文本的深入分析和理論闡述。反方都不否認迪倫作為一個歌者的偉大，不否認歌詞（甚至換句話說詩歌）也是一種文學，但懷疑其文本達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高度，更主要的是，反方嚴重擔心這一選擇和高端純文學的關系，擔心它對高端純文學的沖擊。在信奉中庸、任何投票的結果往往幾乎是五十對五十的瑞典，《瑞典日報》13日的網絡測試顯示了與專家無關的1268個讀者投票：認為結果期待已久、大快人心的有42%，認為丟臉的是28%，認為開玩笑的有30%。
常任秘書透露，起初她也擔心過是否真可以這么頒獎，但一想到詩歌的歌唱傳統，她不再擔心。但很多人顯然一下子難以習慣。盡管如此，時隔兩天，瑞典報紙的文化版已經很難見到有關迪倫的分析評論，只有零星的文字在談迪倫對媒體的反感，他是否會領獎，為何在諾獎史上史無前例地長時間沉默，來不來斯德哥爾摩不要緊，按正常的為人之道，總該表個態。這些和歷年諾獎后文化版鋪天蓋地的文本分析形成強烈對照。

瑞典電視臺上周日八點檔黃金文學節目《巴比塔》 一般在文學獎揭曉后會邀請學院常任秘書、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座談。16日，這個被人期待的節目里，談話嘉賓除常任秘書外，多為略與音樂相關的不痛不癢的人士；外加女歌手演唱迪倫的曲目。人們很熟悉迪倫的歌，卻沒對他投入足夠的文學文本分析的力量。常任秘書除了那幾句已重復多遍的話，也沒透露更多的信息。對于主持人迂回的誘導，常任秘書既不肯說到底誰是學院中迪倫最大的粉絲，也不敢透露院士們有沒有合唱迪倫的歌。關于合唱一問也要躲避，似乎還是想回避對于迪倫的衡量中，文字的成分和音樂的成分有無分離的問題。

瑞典的書店有個傳統，在宣布文學獎得主后，立刻在店堂最顯眼的地方設置諾獎得主書籍展臺，這樣的圖書大賣正好連上圣誕禮物的選購潮——諾獎得主書籍是瑞典最傳統也最雅致的圣誕禮物之一。今年，書店面對的是從未有過的新問題——文學獎得主沒有書！畢竟，迪倫是以歌詞獲獎，而非其他。我詢問了馬爾默市中心一家大型書店，得知下月中旬會有英文歌詞集上市。雖然瑞典民眾的英文普及率相當高且長期形成了一種認識：迪倫的歌就得唱英文才不走味；但一些老年人，特別是鄉間的老人不熟悉英文，而他們又是有閱讀諾獎文學的習慣的。

假如有人問我今年的諾獎評選結果好還是不好，我要說也好也不好。或許學院始終只有一個標準即文學本身的標準——雖然這標準無法數字化。這幾年來，先有了純文學范圍內的變化，讓短篇小說家門羅獲獎，打破了長期以來長篇小說惟我獨大的地位，為學院贏得了一片贊賞。然后，在去年，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新聞采訪登上諾貝爾文學獎殿堂，再到今年的迪倫歌詞，似乎學院在做一種突破：不拘一格，只要是真正打動人心的經典文學文本，就存在被看中的可能。這樣的變革不會是突然形成的，一定有漸變的過程，否則常任秘書不會這么說：為何現在給迪倫這個獎？因為現在，時機成熟了。

打破舊的藩籬、拓寬視野是可喜的、極有勇氣的，也為時代的發展和進步所需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結果很不錯。在歷史的長河中，文學體裁的定義一直處于變化之中，文學是高雅還是通俗也從來不是一成不變，如今不可一世的長篇小說在文學史上就有過被看低的過去；但一直以來，在一定時期內，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界限既無法否認也是一種必須，通俗文學更不是以原生態直接進入經典的殿堂，即以我國的《詩經》為例，其中的民歌也經過了許多文人的長期編修。一直排除了兒童文學的諾貝爾文學獎歷來作為高傲的經典雅文學的指針，在大眾化趨勢日盛的今天確應堅持一貫的格調。學院或許是在突破舊藩籬的同時堅持著一貫的品格，但學院的保密原則所導致的對背景的無可奉告，會引起大眾化時代的大眾誤讀。事實上，已有許多人將迪倫獲獎等同于文學獎可由歌詞堪能的音樂人獲得。

那么，這一次頒發給一位歌詞作者，是否意味著諾獎的文學范圍是擴大或增厚了呢？如果說門羅的短篇小說還完全在純文學領域，而阿列克謝耶維奇用的是記者傾聽法，體裁出界，但因文本的力量還是廣受稱贊。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被稱為聲音的小說或聲音的散文，她被看成合唱隊指揮，調動和使用了多種聲音，她本人不是聲音的直接創造者。現在，迪倫的歌詞是耳朵的詩歌，可以說也是一種“聲音的文學”。或者，換個角度，是“傾聽的文學”。有人對今年的結果失望，又故作輕松地認為，沒關系，明年的得主會是我們習慣和期待的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家，也許是韓國的高銀，也許是肯尼亞的恩古吉·提昂戈。但也有人認為，這是歷史性的變化，猜測明年會冒出一個說唱歌手。那么，學院會推出另一種“聲音的”或者說“傾聽的”文學表現形式嗎，還是推出其他新的經典文學類型？也許，學院此后的動向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迪倫獲獎的背后動因。

我想起1976年去世的瑞典國寶級民謠歌手、頭像就印刷在新近發行的面值五十瑞典克朗紙幣上的埃菲特·托布，托布和瑞典雅文化圣手、偉大詩人和學院院士貢奈爾·埃凱洛夫相熟，是同一代人，托布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被稱作詩人。可惜托布就是一名歌手，他并未生活在蘇格蘭詩人彭斯的年代，也沒存活到2016年，在托布的年代里，歌手和詩人是截然分離的概念。我也想起莎士比亞的話：把玫瑰叫成別的名字，它還是一樣芬芳。

2016年10月17日于馬爾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