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鄧一光的深圳書寫

說起鄧一光，大家腦海中第一反應就是軍旅小說家的標簽，草原像大海一樣在眼前起伏，《父親是個兵》、《我是太陽》、《我是我的神》等一系列作品一字排開，豪邁的氣息迎面撲來。是的，這是一個擁有自己獨特精神園地的作家，是一個在當代有特定辨識力的作家。而我開始對他感興味的卻是《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這種柔情的作品。一方面是我覺得自己與宏大敘事有某種距離，我甚至長時間地對神這個字眼保持警惕，這與個人隱蔽的成長經驗相關；另一方面一位中年男性處理這類軟性的題材是對自身有意識的挑戰和調整。當我將多年前的《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和《父親是個兵》擺在一起重讀時，我發現一個作家的兩幅面孔：柔情和硬朗。陰陽謂之和諧。鄧一光始終將目光投注在面紗底下的心靈，《父親是個兵》這樣的軍旅題材，他歌頌堅硬的靈魂，但更注重書寫男兒的似水柔情；而對于《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鄧一光：《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和《你可以讓百合生長》這類女性題材，他試圖換一種敘述視角，著意在柔弱的外表下發現內心的信念和意志。這兩副面孔就是鄧一光寫作的辯證法，詩意在寫實的縫隙中蕩漾，這對蒼茫的草原和擁擠的都市同樣適應，畢竟，無論何種題材，小說最終要處理的想象人的靈魂。

歷史深度是“50后”小說的強項，光憑20世紀前半頁跌宕起伏的民族國家大歷史就夠了，這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寫作泉源，夠大家揮霍半輩子的。和其他保持強勁影響力的“50后”作家們對大歷史的癡迷不一樣，近幾年，鄧一光頻頻發表于《人民文學》等期刊的中、短篇顯示了他意識的某種轉向，他合上歷史的黃鐘大呂調轉筆鋒直書當下的密林小徑，寫身邊這座謎一樣的城市，寫問題少女，寫花草蟲魚，寫情感困惑，寫婚姻難題，寫事業瓶頸，都是切實的生活經驗……在《你可以讓百合生長》中，他大量使用了“親”、“腐女”、“蕾絲邊”之類的網絡詞匯，他由這種時尚的網絡語言建立自己的時代觸覺；在《深圳藍》中，他讓男、女主角將情感寄托在虛擬的網絡世界，可是，如果我們以心理為標準，誰又能說清楚網絡的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誰更真實？與網絡保持深度接觸不僅是一種姿態，更是一種觀念。鄧一光一邊寫小說，一邊寫劇本，這都反應了作家更為開放的觀念，他并不歧視劇本、網絡，而是盡可能地拓展自身經驗的邊界，利用新技術為豐富自己的人生和寫作服務，更貼切的說法也許是保持青春的心理年齡，與身邊的城市戀愛。

沒有那一個作家像鄧一光一樣將自己的城市如此濃重地赫然置于標題：《深圳藍》、《深圳細節》、《深圳在北緯22°27-22°52》，新小說集也以此命名……一副愛不夠的模樣！深圳二字猶如魔法，念茲在茲。此外，他還將紅樹林、市民中心、歡樂海岸、萬象城等標志性地名一一嵌進標題中，要將這座城市摁進自己的骨肉。對此他有自己的深思：

我問過自己，寫作者與居住地或故事資源地之間到底有什么關系，對這種關系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義？我問過之后思緒發散，無法聚焦。

和內地書寫者不同，深圳的書寫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與生活著的這座城市之間的關系，以及自己在這座城市里究竟能寫什么和怎么寫這樣一些令人苦惱的問題。……他們更多的是在生存原則和移民符號的命名下，而非寫作的意義上，把自己與這座城市聯系起來了?！阍谏钲趲缀跽也坏揭粋€從容不迫的書寫者，這其中也包括少數幾個城市公共資源的占有者，你甚至找不到一個有理論準備和書寫謀略的城市書寫的潛伏著。對現實生活的妥協和依賴，讓大多數寫作者委身于現實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體制代表的時代風尚，急匆匆懵懂懂與‘深圳詩人’‘深圳小說家’‘深圳劇作家’這樣一些符號劃上等號，并以獲取這樣的符號為榮，放棄對歷史、命運、時空的觀照和抒寫……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以深圳為統一命名的格式化的寫作行為……[鄧一光：《當我們談論深圳文學時，我們在談論什么》，《山花》2014年第2期。]

鄧一光不能滿足于寄居深圳，不能僅僅將深圳當成一個地理符號，不能止步于一個“深圳”的文字“制造”者。他像波德萊爾漫游巴黎一樣觀察深圳，像桑塔格倡導的那樣通過“暗示”和聯想來書寫深圳這個現代城市的精神。他細細地觀察修車工人、流水線工人、保潔工人畫像，也為問題少女、瑜伽教練、音樂老師、高級技術人才等各式各樣的人物的心靈存照。每個人都是城市的他者，懷揣夢想而來，生活的喘息不能湮滅內心熊熊燃燒的烈火，每個深圳人都在與生活進行持續的對抗和艱難的和解。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上演著大寫程度不同的故事，但透過這些形形色色的物質外殼，我們能觸摸到這座城市柔軟而靈性的精神。

在這座嶄新的城市，高樓林立，行人匆匆，它究竟包蘊著新移民何種想象和異鄉人的那些情感？鄧一光多次用“漂泊”和“懸浮”來指認深圳文學的特征，并在訪談中將說：“我對深圳生活的個人體驗，它們會帶有我對這座城市的漸趨認知，這些認知會隨著我在這座城市的浸入和寫作的落地生根發生變化，可以看作我個人的城市認知史?！盵鄧一光：《好小說一定能經得住追問》，《深圳商報》2011年9月21日。]鄧一光沐浴著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陽光和活力，并將這勃勃的生機幻化為可觸可感的文字。

城市并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工業革命改變世界歷史的結果，效率追求使現代城市的每個角落都充滿機器的轟鳴，噪音見證了混亂和效率的辯證，機器不斷地取代人的位置，將人往更深奧更逼仄的空間里趕。從寧靜的鄉村到喧嘩的都市，大規模的位移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深刻的社會景觀，也是這段時期文學敘事所要面對和處理的核心問題。城市的整潔和秩序掩蓋了被繁忙遺忘的歷史基礎，水泥地面阻擋了我們與泥水的親密接觸，朝九晚五的律令取代了花開花落和日月交替，每天的時鐘規劃了我們具象的生活方式，履歷表簡化了我們的人生，豐富的自我被幾個數字打發。鄧一光的寫作時對這種被壓縮的人生的回放，讓人生不同的片段散發出各自獨具的氣息。

在很長時段里，苦難，尤其是物質的難題已經成為壓迫文學的一座大山，在書寫城市的時候是否有擺脫苦難經驗描繪的可能？如何展示城市生活的新穎性、豐富性尤其是現代性，這也是鄧一光這幾年創作集中處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