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主要是嘗試對《我與地壇》進行重新解讀。比之于以往的文章，我主要嘗試從兩個角度入手，一是以現象學作為思想資源和詮釋視角，二是試圖形成新的詮釋方法，即不只是讀《我與地壇》這篇文章本身，不是將之視為一個完全獨立的“精致的甕”，而是試圖打通這一文本的內與外，通過對《我與地壇》及其周邊文本的詮釋來厘清史鐵生思想中的一些關鍵問題。

為什么要從現象學的角度入手，我稍后再作具體的解釋。這里之所以提出“周邊文本”這個說法，是因為《我與地壇》在史鐵生的寫作中影響甚大，已不僅僅是史鐵生的作品之一，而是被視為史鐵生精神世界的重要標記，甚至是核心象征。很多人都是因為《我與地壇》而知道地壇；史鐵生去世后，有不少人也把地壇視為他的理想歸宿，希望能在地壇公園為史鐵生立一雕像。史鐵生與地壇的這種密切關聯，最初是因為《我與地壇》這一文本而建立的。還需要注意的是，在寫作《我與地壇》之前或之后，史鐵生有不少作品也跟“我”與地壇有關，比如《我之舞》、《想念地壇》、《老屋小記》，等等。這些作品，有的可以視為《我與地壇》的前身，比如《我之舞》；有的則是對“我與地壇”這一話題的重新敘述并對其中一些難以索解的細節進行補足，比如《想念地壇》與《地壇與往事》。它們對解讀《我與地壇》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放在一起作為參照。

二

首先需要納入視野的周邊文本，是《我之舞》。不管是藝術性還是影響力，《我之舞》在史鐵生的作品中都不算特別出色，對于理解《我與地壇》乃至于史鐵生的作品整體而言，卻極其重要。

《我之舞》被歸為小說一類。它的敘事空間是一座僻靜的古園，主人公是一個才滿十八歲的年輕人，周圍的人都喊他“十八”。有一年夏天，園子里發生了一件怪事：兩個老人悄然死在了茂密的草叢中。最先發現這件事的是敘述者“我”、世啟、老孟和路，都是殘疾人。對于兩個老人是怎么死的和為什么死的問題，他們各自的理解與解釋完全不一樣。在“十八”眼中，死者看起來很坦然很輕松，表情下是類似于學生考完試放假回家般愉悅而輕松的心境。世啟在接受警察盤問時，則覺得他們的表情很痛苦，至少很傷心。路是一個傻子，他覺得老孟的腿壞是因為跳舞摔壞的，眼睛是因為后來跳不成舞著急而瞎掉的，兩位死者則是因為跳舞跳得一塌糊涂而死掉的。在路的眼中，世上的一切都跟跳舞有關。

面對同樣的事件，為什么會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其實答案就隱藏在小說后半部分兩個鬼魂的對話中。他們第一次出現時談了很多哲學的問題，尤其是“我”與“世界”的關系問題：

“這樣，你要再問我世界是什么樣的、到底是什么樣的，我就可以告訴你了，世界就是人們所知道的那樣的。除了一個人們所知道的世界就沒有別的世界了。”

“還有人們所不知道的世界呢!”

“那你是在扯謊。你要是不知道那個世界你憑什么說有?你要是知道它有，你干嘛又說那是人們所不知道的?你是人，這一點我從不懷疑。”

男女一齊朗聲大笑，祭壇嗡嗡震響。

男的說：“另外我提醒你，你要是孜孜不倦地想要知道一個純客觀的世界你可就太傻了，要么你永遠不會知道，要么你一旦知道了，那個世界就不再是純客觀的了。對對對，你還不死心，還要問，請吧。”

“人們現在知道了過去所不知道的世界，這說明什么?”

“這說明世界過去是人們所知道的那樣，現在依然是人們所知道的那樣。

……

“目前世界上有幾位出色的物理學家，”男的說，“他們的研究成果表明：說世界獨立于我們之外而孤立地存在著，這一觀點已不再真實了，世界本是一個觀察者參與著的世界……”①

這是兩個鬼魂第一次出現時的對話，里面提到的問題，既是物理學的問題，也是地地道道的哲學問題。他們再次出現時，依然像哲學家一樣談笑風生，先后討論生與死、主觀與客觀、存在與虛無、有與無、抽象的“我”與具體的“我”、有限的“我”與無限的“我”等常見而重要的哲學問題。在他們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理出一個思路：世界是離不開參與者的，這個參與者便是“主體”，便是“我”。我們必然找不到沒有“我”的“世界”，任何一個“我”都是主觀與客觀、有限與無限的結合。作為個體的“我”的生命是具體的，是有限的，帶有主觀性，看問題也必然有視域上的限制，因此，每個“我”所認識的“世界”必然會是具體的，也不可避免地有主觀成分。

孫郁曾經說過，史鐵生所走的是一條“通往哲學的路”，閱讀上述這段文字我們也會得到類似的感受。事實上，史鐵生這里所涉及的正是在哲學史甚至是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問題。借此，我們甚至可以辨析一個哲學家的所屬，以及他們的哲學是何種意義上的哲學，他們的思想是何種意義上的思想。如馬爾霍爾所指出的：“至少從笛卡爾以來，人和外在世界的關系問題就一直是哲學的中心問題。針對這個問題的標準的現代答案都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征。笛卡爾通過描述自己坐在火爐前，在沉思中凝視著蠟球，生動地把這個問題刻畫出來。休謨在尋求因果原理的經驗根據時，把自己想象成彈球游戲的觀眾。康德不同意休謨的分析，這導致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個觀察者，望著一條船順流而下。換句話說，這三者都站在那個世界的中立的觀察者的角度上來探索人與世界之間聯系的本質，而沒有從作為世界的一個參與者的角度來進行探索。”②

馬爾霍爾所說的“現代”，在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學習中實際上被界定為“近代”。對于很多近代哲學家來說，主體或者說“我”在面對世界的時候，可以是一個中立的觀察者，能獲得一種絕對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識。然而，這種思路放在現代哲學或現代物理學的立場上來看，是大有問題的。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便用了不少篇幅來對此進行批判或解構。在他看來，康德與其他哲學家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在于，他們都首先預設了一個沒有世界的“我”，然后為這個獨立的“我”找到一個客體以及一種無生存論根據的與客體的關系。這種運思方式之所以有問題，不是預設的太多，而是預設的太少。它并沒有注意到“我”存在的詮釋學處境，即“我”——海德格爾將之命名為此在——不可能是一個孜然獨立的觀察者。海德格爾說，此在是眾多存在者中的一種，但是它在存在者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具有不同于其它存在者的存在樣式：生存。此在的存在總是我自己的存在，落實于語言，就是必須連著人稱代詞一起說“我存在”、“你存在”。“你”正是另一個“我”——不管是用哪一個人稱代詞，都不可能改變此在之存在始終是我的存在這一特質。此在和世界又是怎樣一種關系呢？海德格爾說，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這是此在的基本存在結構。對此在來說，“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一個必然存在的現象或事實。石頭和植物這樣的存在者是不會有“世界”的，但只要有此在存在，就必然會有“世界”。此在、世界、在……之中，三者必然是一體的，缺一不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首先與通常從自己的世界來領會自身”。③“我”在生命長度與視域上帶有無法克服的局限，不能做到全知全能。這就使得，“我”對“世界”的觀察總有我的體驗在內，帶有我的主觀限制。而“哲學的恥辱”，并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我之外的物的定在”這一證明，而在于人們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并嘗試著這樣的證明，無法擺脫這一認識裝置。

這種對“我”之在認識上的有限性的認識，經由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人的努力，尤其是經過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建構后，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詮釋原則。在關于“我”與“世界”的關系上，史鐵生的態度和立場也顯然和笛卡爾、康德、休謨大不相同，而是偏向海德格爾這一邊。史鐵生不像笛卡爾、休謨、康德這些近代哲學家那樣，認為主體或者說“我”能夠中立地、客觀地認識世界，能夠獲得一種絕對可靠的、永恒不變的知識。相反，他傾向于把“我”看作是“世界”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史鐵生強調，客體并不是由主體生成的，但客體也不能脫離主體而孤立地存在。“世界”雖然并非是由“我”來生成，但作為客體的“世界”并不能脫離作為主體的“我”而存在。作為人類個體，“我”既有一個粒子樣的位置，又有一條波樣的命定之路。“我”又是一種能觀照自身的觀察者，世界并非是獨立于“我”的觀察之外的，“我”只能在世界之中存在。由于視域的限制，“我”對“世界”的認識可能也有某種局限。“我”與世界的關聯既是源初的，又是具體的。只要有不同的“我”，就有不同的“世界”。

雖然在討論“我”與“世界”各自的內涵及其關聯時，史鐵生時常引用現代物理學理論作為依據，儼然是在探討一個純粹的認識論問題，但事實上，他已經深入到存在論或本體論這一維度。他對人之認識問題的討論和對存在及其意義的討論是聯系在一起的，認識論和存在論的融貫，使得他圍繞“我”與“世界”之關系這一架構而形成的觀念和海德格爾的現象學立場甚為接近。正是從這一點入手，史鐵生走上了一條通往現象學的路。并且，他一開始就走上了通往現象學的大路。因為不單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里是以此為架構來展開其獨特的現象學分析，胡塞爾、梅洛-龐蒂、黑爾德等現象學家也將此視為現象學的源初起點。對“世界”或世界現象的探究，可以說是現象學的共同主題，是各種現象學變體的“不變項”。

在伊德看來，現象學可以描述為一種哲學風格——它強調的是人類經驗的特定解釋，特別是有關直覺和身體活動的解釋，并且現象學對經驗的重視不局限于心理學，而是更進一步，深入到本體論或存在論的層次。現象學經常把“人類經驗者和經驗領域的相關性作為首先考慮的問題”，“人-世界關系的相關性是所有知識和經驗的一個存在論的特征。”④對應于史鐵生的創作，這種對經驗的重視首先體現為，他的寫作時常是從史鐵生這個獨特而具體的“我”開始，是一種有“我”的寫作。同時，他不是孤立地理解“我”，而是在“我”與“世界”的關系中來理解“我”何以成為“我”。他不是孤立地、靜止地解釋“世界”，而是意識到“我”總會為個體意義上的“世界”打上存在的印記，“我”與“世界”都是不斷生成的，是一種“動中之在”。他的作品整體，可視為他個人的生命哲學，同時也是一種關于“我”與“世界”的現象學。

如果進行一個時間上的考察，那么我們可以發現，史鐵生的這種觀念，差不多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形成了，并且首先是在《我之舞》中得到清晰的、相對完善的表達。史鐵生后來在創作中更是不斷地重復，把“我”與“世界”的關系問題視為展開其它問題的前提。不單在《一種謎語的幾種簡單的猜法》、《務虛筆記》當中，史鐵生是在“我”與“世界”的架構中展開他對愛情、命運、殘疾等重要命題的探討和書寫，在《我與地壇》、《記憶與印象》、《私人大事排行榜》、《病隙碎筆》等作品中，史鐵生也不斷地提示，讀者應該從這個角度來進入他的精神世界。可以說，史鐵生作品的基本主題和認知方式最初是在《我之舞》中得到揭示的，只有理解了史鐵生在《我之舞》中所作的哲學上的準備，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我與地壇》。如果不是有了上述這種運思方式上的奠基，《我與地壇》很可能會是另一種寫法，與我們所見的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