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作家能像卡夫卡那樣被廣泛地闡釋和歸類。薩特將他歸為存在主義，加繆認為他是個荒誕主義者。他一生的朋友勃羅德讓好幾代讀者相信，卡夫卡的寓言是對遙不可及的上帝的精心追尋的一部分。在卡夫卡的小說中，隨處可見眾多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的影子，如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象征主義、存在主義、荒誕派、新小說派、黑色幽默派和魔幻現實主義等。卡夫卡深邃多變的藝術本質，決定了任何單獨的研究都無法充分“解碼”《變形記》豐富的內涵。每一種闡釋僅能在索解其奧秘的道路上前進一步，這個奧秘的核心，也許永遠也不能揭露無余。最令人滿意的結果也許就是讓這部小說獨立存在，不去打擾它，因為它似乎拒絕任何闡釋和歸類。但它的不可闡釋性恰恰構成了它無窮無盡的闡釋性。一百年來，由這部小說衍生成的無數理論、無數小說創作方法，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特別喜歡《變形記》的中國作家閻連科剛剛在布拉格領取了2014年度卡夫卡文學獎，恰逢《變形記》發表九十九周年。按照中國“慶九不慶十”的習俗，這將是中國作家對《變形記》百年誕辰的最好紀念。閻連科說：“《變形記》是20世紀最為異類的經典作品之一，給整個世界文學帶來的啟示和變化，無異于一粒種子和數年后滿布各國的一片糧禾，一粒星火與幾乎燎原了整個世界的一片紅光。”《變形記》之所以能夠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經典小說之一，原因就在于它可以從各個方面來進行詮釋，它為各種批評流派都提供了最好的例證，它值得一讀再讀，可被永無休止地讀下去，每讀一次都能發現新東西。?

寫作《解密〈變形記〉》，我試圖嘗試運用不同的理論系統和批評方式，從不同角度考察《變形記》，將其置于廣闊開放的批評視野，意在提供一種差異性及其造成的潛對話，揭示這部經典小說可能的審美維度和精神縱深。運用形式主義理論，分析小說的敘事策略；運用馬克思主義批評方式，分析小說的社會歷史語境；運用結構主義批評范式，指出小說用以建構意義的符碼；運用原型批評理論，解剖小說對神話原型主題的再現、變形和想象；運用接受美學理論，分析那些“偉大的讀者”在《變形記》的經典構成中起到的應有作用。對這部小說的解讀，還涉及到了后現代主義、文學與宗教、文學與醫學、文學與心理學等理論領域。對卡夫卡研究，我們不能先驗地、固執地崇拜或者排斥某種研究方法，各種研究方法都包含產生洞見的可能。即使對《變形記》進行社會學解讀，也可能提出意味深長的發現，我們沒有理由將失敗的社會學觀點當成社會學方法的失敗。《變形記》的確給不同的解釋都留下了巨大空間。不同的讀者，會對這部小說有不同的感受。卡夫卡很難為我們所窮盡，《變形記》也很難為我們所窮盡，它是一個真正的秘密。吸引我研究它的原因也許是秘密所擁有的一種魅力。

在本書的一些章節里，我將《變形記》與中國當代“打工文學”進行比較研究，剖析它們豐富的互文關系，解讀不同語境下的文學喚醒。我希望找出一個沒有被人表述過的角度，希望找到某個至今被掩蓋的維度，對卡夫卡研究力圖有所補充，把卡夫卡作品中某些迄今還注意不夠的部分做一番考察罷了，“增加一個入口的可能性”。與此同時，通過這種比較研究，對認識中國當下的“打工文學”也將具有重要參照意義。在《變形記》里，格里高爾試圖設想，今天他身上發生的事有一天也讓秘書主任碰上了；誰也不敢擔保不會出這樣的事。在中國當代的“打工文學”作品里，發生在格里高爾身上的事確實發生了，我們所置身的世界也正是卡夫卡所描繪的那個樣子。百年恍如一個輪回，《變形記》與當下的中國“打工文學”有著精神上的深度契合，我們仿佛就生活在卡夫卡的小說里。中國當代“打工文學”所追問的東西，幾乎都可以在《變形記》中找到其真正的精神源頭和對應表述。《變形記》的藝術價值也許就在于，它觸及了不同時代人類共同的精神經驗。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變形記》是一篇經典的“打工小說”，具有預言般的真實性和普遍的意義。鄭小瓊的《女工記》、梁鴻的《出梁莊記》、王十月的《尋根團》和《國家訂單》、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賈平凹的《高興》、殘雪的《民工團》、邵麗的《明惠的圣誕》、王安憶的《民工劉建華》、尤鳳偉的《泥鰍》、郭金牛的《女鬼》、閻連科的《把一條胳膊忘記了》等作品，僅僅為我們理解《變形記》提供了一個個注釋而已。在中國當代的“打工文學”作品里，“變形”是一種普遍的現代病癥。這是圍繞著資本這頭巨獸所帶來的生命的無辜和枯萎。作為工傷事故防護鑒定人和身份不定的猶太人，卡夫卡可能比任何一位中國作家，都更了解中國底層打工者的命運，都更了解“在法的大門前”徘徊的鄉下人，都更了解在“城堡”前迷茫的K們。

從接受美學的維度看，《變形記》的價值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的意義和審美價值的闡釋和發掘有賴于讀者的參與。我對《變形記》的解讀，只是我自身對卡夫卡小說世界的某種感應，是從自己的角度去挖掘小說的潛在意義，賦予其現實的生命。卡夫卡曾說：“一個人即使是必不可少的，他在另一個人身上看到的也只能是他的視力和注視的方式所能及的那個部分。”在對《變形記》的解讀中，我調動和帶入了自己的主觀精神體驗，我所看到的只是我的視力和注視的方式“所能及的那個部分”。但是，這決不意味著解釋者可以任意發揮，而是必須把握好文本和解釋者之間的“視界融合”的分寸。我不知道本書對這種分寸的把握是否得體，我在等待著讀者的批評、質疑和回應。

《變形記》是一部挖掘不盡的經典，它的潛在意義不可能被某位闡釋者或某位讀者一勞永逸地全部挖盡。翻譯家也是讀者和闡釋者，他們對《變形記》的理解和表達也難以窮盡。任何一位翻譯家都不可能提供一個與原作完全對等的“定本”。在研究《變形記》的過程中，我主要參照了李文俊、葉廷芳、張榮昌、謝瑩瑩、姬健梅、趙登榮的譯本，這六種理想的譯本都較好地再現了原作的藝術價值和審美信息。李文俊的譯作是《變形記》最早的漢譯本，也是影響最大的漢譯本。收入本書時，我依據五種德語直譯本，對其進行了認真校勘，可以說已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定譯或定本。經李文俊先生授權，將他譯作的最新修訂本收入本書，這是本書讀者的福音。針對《變形記》的翻譯問題，我多次向德高望重的李文俊、葉廷芳、張榮昌和韓瑞祥先生請教，得到了他們熱心的指點。在此，向他們表達深深的謝意！

完成本書的寫作，我要特別感謝我的母親。在我眼里，母親是這個世界上最虔誠的基督教徒。為了讀懂《圣經》上的每一個字，母親翻爛了兩本《現代漢語詞典》。母親有幾本《圣經》，她把其中的一本送給了我，我在上面看到了她密密麻麻的字跡。這些字跡印證了卡夫卡所說的非個人的神性，即不可毀滅之物，潛藏于每一個人身上。人類的任務，就是要與這種本質建立聯系。即使不信仰任何宗教，我們也會像格里高爾那樣成為宗教性的人。研究卡夫卡，研究《變形記》，研究文學與宗教的關系，讓我最終理解了母親的信仰，不再認為她的祈禱是一種“迷信”。正是母親的宗教情懷，縮短了我與卡夫卡精神王國之間的距離，讓我相信文學是一種投入了神秘體驗的話語。

最后，我還要感謝花城出版社社長詹秀敏女士和張懿女士，使本書在《變形記》一百“虛歲”的時候與廣大讀者見面。讓我們一起反復閱讀這部百年經典，參與破解卡夫卡之謎吧，盡管卡夫卡之謎是不可被言說的難解之謎。

（《解密〈變形記〉》，柳冬嫵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8月版。本文系該書的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