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學”在當代中國的興起有著復雜的社會文化與文學自身的原因，對它的發生、發展、提升乃至演變都應該有更多的辨析。“打工”與“文學”連在一起，構成了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場域，具有闊大的思想容量、觀念張力和闡釋彈性。“打工文學”不僅是文學現象，也是社會現象，不僅包含著作家們的自我意識覺醒，也包含著某種社會意識的形成和擴展。“打工文學”有自己產生的根據、特征與種種不同的精神向度，它對于生活經驗的表述暴露出多方面的復雜性。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嘗試運用不同的理論系統和批評方式，從不同的角度考察“打工文學”，將研究對象置于廣闊開放的批評視野，意在提供一種差異性及其造成的潛對話，揭示“打工文學”可能的審美維度和精神縱深。“打工文學”是一個多面的存在，對它的研究不是一塊封閉的領地，即使具體到某一位作家某一文本的寫作也很復雜，也有很多的向度與可能性。建構“打工文學”的理論詮釋體系，需要靈活多元的研究方法，需要一種科際互動的開放視域和整體觀察，需要一種難以歸類又有活力的“整體批評”。

本書卷一《打工文學的類型學》嘗試從類型學的角度對“打工文學”進行系統梳理，理清關于“打工文學”的一些認知問題，可以驗證類型理論和類型批評原則的有效性，為文學類型理論的建構提供經驗和證據，還可以更深刻和更公允地評價“打工文學”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類型學中的“類型”是指具有某種通約性特征的文學要素。類型是一組時間上具有一定歷史延續、數量上已形成一定規模、呈現出獨特審美風貌并能在讀者中產生相對穩定閱讀期待和審美反應的作品集合體。文學類型中那些具備相當的歷史時段、具有穩定的形式和內涵樣貌、具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的文學樣式叫做“類型文學”。文學類型的區分在文學話語中是不可或缺的，美國批評家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中認為：“文學類型史無疑是文學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領域。……不管浪漫主義時期如何把文學類型之間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并引入許多混合形式，低估類型概念的影響力仍然會是一個錯誤，而實際上，這種影響力甚至在最近的文學史中仍在發生作用。”○1在不同歷史時期，文學作品被劃分為許多類型，劃分的標準也是五花八門。每一文學類型都有一套基本的慣例和代碼，它們隨著時代而變化，但又通過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默契而被雙方接受。

“打工文學”的類型問題不僅是一個名稱的問題，因為一件文學作品的種類特性是由它所參與其內的精神方式和審美方式所決定的。目前，評論界在對“打工文學”概念的認識上存在較大差異，對其進行任何精確程度的界定都極為困難。什么是“打工文學”，就像什么是“文學”一樣，這個起點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最難回答的終極性問題，卷一《打工文學的類型學》只能對這個問題做出嘗試性的回答。一般而言，“打工文學”屬于按題材分類的文學類型，但題材并不是劃分它的唯一依據。不同的作家，甚至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時期對打工題材的處理結果，往往存在著天淵之別。“打工文學”其實是一個非常龐雜的文學類型，任何簡單的定義都將是不準確和不全面的。“打工文學”可以細分出許多文學類型，細分后的文學類型所存在的區別不僅僅在題材上，而且是文體與形式上的差異。在卷二《打工小說的文本細讀》、卷三《打工詩歌的精神譜系》、卷四《打工散文的話語分析》中，我將“打工小說”“打工詩歌”“打工散文”進行分別論述，是因為考慮到不同文學體裁的存在方式，需要強調以“以文學為中心”的內部研究。因為在文學內部，不同體裁之間的差異甚至比文學與非文學的差異還大，敘事類作品和詩歌作品的特征就很可能互不相關。考察不同體裁的“打工文學”作品，批評家所依據的批評原則存在重大或微妙的差別。除了文體上的區分外，“打工文學”還可以細分出更多的文學類型，讓我們從多方面尋找到文學的可能性與豐富性。根據“寫什么”或“怎么寫”的標準劃分，“打工文學”可以細分出“通俗文學”與“純文學”，“打工小說”可以細分出“先鋒小說”、“后現代小說”、“留守小說”、“回鄉小說”、“工廠小說”、“流浪漢小說”等等，“打工詩歌”可以細分出“先鋒詩歌”、“口語詩歌”、“留守兒童詩歌”、“后鄉土詩歌”、“城市詩歌”等等，這種細分研究能引起我們對文學的內在發展和審美原則的注意。分辨率越高，觀察到的圖像越是精密。理論的意義上，分辨率的提高是無止境的，最終突顯的是個體的價值和意義。對不同的人來說，文學意味著不同的事物。事實上，“打工文學”不只是一種單一的文學，這意味著“打工文學”能連續不斷地打破批評家預備套在它頭上的種種程式和理論。?

對“打工文學”進行類型學研究需要不斷地在各個層面去尋找文學的共性和個性，在這一特定的文學發展的來龍去脈中提出關于種類和組成它的獨立單位之間、一個類別和多個類別之間的關系。卷五《打工文學的互文性建構》，梳理了中國近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對“打工”的敘述，論證了中國當代“打工文學”不過是對前文本的復歸、修正、位移與重構，重點研究了“打工文學”與歐美文學的互文關系。第四章《打工文學的類型融合》，分析了“打工文學”在類型融合的語境下所呈現出的豐富面貌和可能性，把握文學類型的共性及演變規律。第九章《打工小說的尋根意識》，對“打工小說”與“尋根小說”進行了互文性解讀。第十二章《從知青詩人到“打工詩人”的境遇關懷》，對“知青詩歌”與“打工詩歌”進行了比較研究，這兩類詩歌也存在著互文領域。第七章《打工小說的死亡敘事》中，論證了戴斌的小說《深南大道》與卡夫卡的小說《城堡》有著相似的結構和主題模式。按照哈羅德?布魯姆的說法，先驅的影響，無疑造就了后來者幾乎無法克服的焦慮。由此可見，互文性對理解“打工文學”作為一種文學類型的重要性。互文性意味著一個文本固定的界限被打破，所有文本都被置于一個龐大的、密密麻麻的文本網絡中。“打工文學”的每一種表達，都是眾多聲音交叉、滲透和對話的結果，脫離不了所謂的淵源或影響的痕跡。在“打工文學”的很多作品里，也都能識別出文本與某些先驅文本的交織關系。這表明，“打工文學”不是一個孤立的研究對象，而要把它置于整個文學關系中，從宏觀上把文學視為一體，達到對文學總體輪廓的清晰把握。因此，如從“打工文學”寫作中提升出能夠詮釋其本質、特征和問題的理論話語體系，所依賴的理論場應當由多重話語力量構成。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洞見和盲區，任何單一的研究理路，都可能局限對“打工文學”豐富的美學和文化經驗的觀照視域。

對“打工文學”的研究需要我們面對理論的“復數”形態，盡力傾聽理論的“多聲部”奏鳴，極力取得“多方位”參照，以此擴充和豐富對“打工文學”多層化內涵的理解。對“打工文學”的研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不同的視界可能會形成不同的視像。任何一種視界都不能無視文學交流中其它方面的維度。在對林堅小說《別人的城市》的文本細讀中，我采用了不同的理論視角：運用形式主義理論，分析了小說的敘事策略；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批評方式，分析了小說的社會歷史語境；運用了結構主義批評范式，指出了小說用以建構意義的符碼。對這篇小說的解讀，還涉及到了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全球化及同性戀等理論領域。從歷史話語與文體學融會的雙重角度切入，或許就可以做到從形式到內容的層層剝筍式的整體研究，從而有效地打通內容與形式、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界限。我一直質疑兩類“神話”批評方式，即只從文學與社會歷史關系確定文學價值的外部研究，和局限于作品內部的符號結構來挖掘文學意義的內部研究。我反對那種忽視文本形式的純粹的“外部研究”，也反對極端形式主義對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外部因素的敵視。面對“打工文學”，既要警惕“庸俗社會學”研究，也要提防“庸俗形式學”企圖把社會文化從文學藝術的領域中驅逐出去。“庸俗社會學”和“庸俗形式學”令人反感的原因是“庸俗”而不是“社會學”和“形式學”。任何一種文學研究方法都沒有天然的對“庸俗”的免疫力，各種研究方法也不存在高低優劣或者先進落后之分。選擇哪一種方法并無一定成規，重要的是力圖解決問題。回到對“打工文學”的考察上，我不愿意僅僅停留在“內部研究”還是“外部研究”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上。“打工文學”的意義，不是單純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能夠解釋清楚的。研究“打工文學”，所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已經是一個相當成問題的區分，或許已經到了摒棄這種區分的時候。文學中“內”與“外”的關系既非生硬的拼湊，也非簡單的反映，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互相滲透和包容。解決“打工文學”內與外的關系，要將它的自律形式和社會歷史置于同質異構的文學場空間中，實現形式和歷史的有機交融，避免某一本質主義思路對意義的執著和遮蔽，“打工文學”的價值將得到更好的凸現。這要求批評家保持對當下生存和語言的雙重關注，兼顧社會文化闡釋與形式分析方法，把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有效溝通起來，讓研究兼容具體歷史的真實性和文學問題的專業性，從而將各種維度均衡地結合在一起，將歷史批判、人性剖析與藝術想象、形式創造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