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王堯對話錄》一書中，談到了散文的虛構問題，莫言說：“關于散文的真實與虛假的問題，我開始也認為散文必須寫作家的親身經歷，寫確實在生活中讓他感悟很深的一件事。后來我發現不是這么一回事，包括很多大家的著名散文。我成為作家以后，發現許多貌似真實的散文虛構的成分太多了”，“我認為，散文可以大膽地虛構，而且我相信90﹪的作家已經在這樣做了，只是不愿意承認而已。哪有那么多巧事全部被你碰上？我讀《讀者文摘》，發現了一些名家散文‘原版’，從《讀者文摘》上抄了，改頭換面后變成自己的經歷，一看特別感人，其實都是一種閱讀得來的東西。所以我就說索性把散文的真實性的定義徹底否定掉。虛構的散文，散文無非是一種文體，并不一定是親身經歷。愛怎么寫就怎么寫。”對此，莫言的大哥管謨賢力挺莫言，并大膽揭秘說，莫言的散文也是小說，“散文可以虛構，這是中國散文的傳統，范仲淹沒到過岳陽，寫出來的《岳陽樓記》膾炙人口，流傳千古。楊朔的散文《雪浪花》里的老泰山，《秋色賦》里坐火車大發詩興的老農民一定是虛構的。”管謨賢以范仲淹沒有到過岳陽，卻寫出《岳陽樓記》來力證散文可以虛構，本身就說明其對文史知識的一知半解。事實上，范仲淹在為友人滕子京作《岳陽樓記》之前，不但閱讀過大量古人和今人描寫岳陽樓的詩文，而且的確曾到過岳陽。這說明，范仲淹為寫《岳陽樓記》，的確是做足了功課的。據湖南學者何林福先生考證：“從《范文正公集》可以看到，他至少有兩次到過洞庭湖。一次是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送韓瀆院出守岳陽》一詩中說：‘仕宦自飄然，君恩豈欲偏？才歸劍門道，忽上洞庭船。墜絮傷春目，春添廢夜眠。岳陽樓上月，清賞浩無邊。’一次是景佑元年（1034）元月，他被貶到浙江建德，途經淮北之時又寫了兩首詩，其中《新定感興五首》之四詩云：‘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回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這些詩句對洞庭湖景觀的描繪，應必然是經歷了洞庭風波的感受。”至于楊朔《雪浪花》中的老泰山，本身就是一個時代標簽一樣，不值一提的政治木偶，而在竣青的《秋色賦》里，根本就沒有如管謨賢所說的“坐火車大發詩興的老農民”。以楊朔那些盡管紅極一時，胡編濫造，文學品質低劣的文章來證明散文寫作也可以像小說那樣憑空虛構，這本身就是一種極不慎重的說法。

散文究竟可不可以虛構，這完全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永遠都無法說清的問題。在虛構已經成為一種時髦和某些作家秘而不宣的創作“秘笈”的今天，即便是那些強烈主張散文不能虛構的學者，也絲毫沒有辦法去阻止像莫言這樣的作家們在寫作散文的時候去大量的虛構。假設我們認同散文可以憑空虛構，那么小說與散文的區別究竟又在哪里？而即便小說完全是虛構的，其創作也必須是以藝術的真實為前提，它使讀者相信，小說中所描寫的，確乎就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發生過，或者可能會有的事情。而散文即便是可以虛構，但至少必須得掌握好分寸，并且是出于藝術表現的需要，而絕非是天馬行空地杜撰故事，甚至虛構出自己異乎常人的人生履歷。

從莫言眾多的散文來看，我們幾乎都可以一眼就看出其虛構的痕跡，乃至明顯的破綻。其前后齟齬，互相矛盾之處，往往令人難以置信，以致對莫言的散文大打折扣。莫言在與王堯對話時說：“上一年級時，還有許多孩子光著屁股上學，后來校長把家長找到學校開會說：光著膀子上學可以，但光著屁股是不可以的。我在下面跟同學說學校是監獄，這個老師是個奴隸主，我們都是奴隸。他認為是個大問題，就向學校匯報，學校一聽學生講這樣反動的言論，非常重視。像我這樣十歲不到的孩子，你說怎么處理？家里也不是地主，是中農，父親呢也是大隊會計。我的大哥還是一個大學生，和校長女兒的關系很好，后來學校開大會宣布，給我一個警告處分。”而在《我看十七年文學》中，莫言卻說：“十歲那年，我升入四年級，因為私下里罵學校像監獄、老師像奴隸主、班干部像老師的狗腿子而被同學告發。老師大怒，在班里組織了一個嚴肅的批判大會，讓每個同學發言批判我。有個特別漂亮、平日里我還對她想入非非的女同學發言發不出來，滿面通紅，扇了我一個耳光，表示了她對我的反動言論的憤恨”，“我之所以口出反對（動）言論，與老師的重女輕男、以貌取人有直接的關系，也與剛看了一部反映西藏生活的影片《農奴》有關系，要不然像我這種傻瓜一樣的農村小孩，除了見過橫行霸道的村干部，哪里知道什么奴隸主啊！”

仔細對照以上兩段敘述，難免讓人疑竇頓生。莫言在《我的老師》中說：“我五歲上學，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當時的農村，幾乎沒有。”但在莫言的大哥管謨賢的書中，卻清楚地寫道，一九六一年，七歲的莫言入大欄中心小學讀書，老師為之取名管謨業。照前一種說法，莫言罵學校是監獄，老師是奴隸主，是因為許多孩子光著屁股上學。而事實是，《農奴》這部影片在當年根本還沒有拍攝出來（筆者按：《農奴》拍攝完成于一九六三年），五歲的莫言也就絕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監獄，什么是奴隸主，什么是奴隸。而照后一種說法，則是因為老師重女輕男和以貌取人。也就是說，莫言在小學被批判，乃至受到警告處分，完全是因為不同的兩件事。莫言撰文說自己從五歲就開始上學，或許正是因為如像莫言所說的“索性把散文的真實性的定義徹底否定掉”，為了讓自己的人生履歷更富有傳奇性，而用小說的筆法虛構出來的一段光榮的人生履歷。受到學校的警告處分，到底是在一年級還是四年級，這樣影響其一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對于記憶驚人的莫言來說，怎么會產生如此巨大的記憶誤差？而莫言在后文中也明確指出，要不是因為看了電影《農奴》，像莫言這樣的農村小孩是絕對不知道什么是奴隸主的。關于莫言罵學校和老師這一事件，莫言在多篇文章中都有提及，但在《我看十七年文學》中，卻多出了罵班干部是老師的狗腿子，并且被漂亮的女同學憤怒地扇了一耳光的細節。而在莫言大哥編訂的莫言年譜中，卻絲毫都沒有莫言受到召開全校大會批判，對其進行警告處分這一重大“政治事件”一星半點的記載和敘述。據莫言好友張世家回憶，莫言曾任安平村小學《藻藜造反小報》的總編。并寫下了頗具火藥味，直指學校老師的詩歌：“造反造反造他媽的反，毛主席號召我們造反！砸爛砸爛全他媽的砸爛，砸爛資產階級的教育路線！”這很有可能說明，是莫言在造老師和學校的反。

我們知道，美國作家福克納對于莫言的影響，可說是具有決定性的。莫言對福克納的崇拜和喜愛有加，可說是人所共知的。莫言如此評價福克納大叔說：“譬如他從小不認真讀書，譬如他喜歡胡言亂語，譬如他喜歡撒謊，他連戰場都沒上過，卻大言不慚地對人說自己駕駛著飛機與敵人在天上大戰，他還說他的腦袋里留下一塊巨大的彈片，而且因為腦子里有彈片，才導致了他煩瑣而晦澀的語言風格。”就莫言的散文創作來看，莫言對福克納，是有明顯“師承”的。莫言曾直言不諱地宣稱：“越是沒影的事，越容易寫得繪聲繪色。”“前幾年有人還批評人家臺灣的三毛，說她的那些有關大沙漠的散文是胡編的。我覺得這些人真是迂腐 ，誰告訴你散文、隨筆都是真的？你回頭看看幾十年來咱們那些著名的散文、隨筆，有幾篇是真的？大家伙兒都心照不宣地胡編了幾十年了，為什么不許人家三毛胡編？”在我看來，大伙兒都胡編，自己就可以胡編，這樣的說法，就像別人隨地吐痰，自己就可以隨地吐痰一樣，未免滑稽可笑，豈能當做寫作的理由加以提倡？

眾所周知，文學的虛構與胡編濫造，畢竟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倘若散文的虛構等同于胡編，那么散文的迅速絕種，就將是理所當然的事。惟其如此，莫言關于散文可以虛構和胡編的主張，才尤其值得我們探討和學界的重視。在莫言的散文中，我們隨處都能看到莫言對其童年饑餓的敘述。莫言不厭其煩地寫到其在童年時因為吃不飽肚子而饑腸轆轆。在《吃相兇惡》中，莫言寫道：“一九六0年春天，在人類歷史上恐怕也是一個黑暗的春天。能吃的東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起初死了人親人還嗚嗚哇哇地哭著到村頭土地廟里去注銷戶口，后來就哭不動了。抬到野外去，挖個坑埋掉了事。很多紅眼睛的狗在旁邊等待著，人一走，就扒開坑吃尸。據說馬四從他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燒著吃，沒有確證，因為很快馬四也死了。糧食，糧食都哪里去了呢？糧食都被誰吃了呢？村里人也老實，餓死也不會出去闖蕩。后來盛傳南洼那種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來吃。吃了拉不下來，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時我已經上學。冬天，學校里拉來一車煤塊，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個生癆病的杜姓同學對我們說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們都去拿著吃。果然越嚼越香。一上課，老師在黑板上寫，我們在下邊嚼煤，咯咯嘣嘣一片響。”煤是否真的吃起來很香，嚼得爛，下得了肚，在下肚之后又怎樣消化，想必稍有一點生活常識的人都可以立即進行判斷。對于莫言這些散文的真偽，按照莫言大哥的說法，莫言上小學讀書，是在一九六一年。也就是說，莫言在一九六0春天已經上學本身就是假的。一九六0年莫言連小學都沒有上，可見其當年在小學吃煤炭這個故事，純屬就是虛構的。或許正是因為發覺莫言的散文已經對讀者引起了誤導，莫言的大哥在《大哥說莫言》一書中，才特別告誡讀者說：“莫言的散文也是小說，不能當真的。”“莫言只是從寫文章的需要出發，他姑妄言之，我們姑妄聽之可也。萬不可當真，更不能將其引入自己的文章，當做事實進行宣傳。”

事實上，莫言在散文中所進行的虛構，已經是越來越離譜。在《會唱歌的墻》中，莫言的虛構可說是真正把散文的真實徹底取消掉了。莫言寫道：“但現在已是滴水成冰的隆冬了，大地沉睡在白雪下，初升的太陽照耀，眼前展開萬丈金琉璃。許多似曾相識的人在雪地上忙碌著，他們仿佛是從地里冒上來的。這就是高密東北鄉的‘雪集’了。‘雪集’者，雪地上的集市，雪地上的交易，雪的祭祀和慶典，是一個將千言萬語壓在心頭，一出聲便遭禍的儀式。成千上萬的東北鄉人一入冬就盼望著第一場雪，雪遮住了大地，人走出房屋，集中在墨水河南那大約有五百畝的莫名其妙的高地上。”不僅如此，莫言還神秘地寫道：“我多么留戀隨著爺爺第一次去趕‘雪集’的情景，你只能用眼睛看，用手勢比劃，用全部心思去體會，但是你絕對不能開口說話。開口說話會帶來什么后果呢？我們心照不宣。雪集上賣什么的都有，最多的是蒲草編織的鞋和各種吃食。主宰著雪集的是美食的香氣：油煎包的香氣、炸油條的香氣、燒肉的香氣、烤野兔的香氣……”莫言在文中還描寫了一位奇特的門老頭兒，這位門老頭兒到處收集酒瓶子，甚至多達幾萬只，并用這些酒瓶砌成了一道把高密東北鄉和外鄉隔開的約有二十米長的一道墻。這些酒瓶的瓶口一律朝北，只要是刮起北風，這幾萬只瓶子便一齊發出聲音各異的呼嘯，這些聲音匯合在一起，變成了亙古未有的音樂。”仔細將此文與莫言那些缺衣少食的童年記憶的文章相比，我們仿佛覺得，在莫言的筆下，確乎存在著兩個高密東北鄉：一個是窮得吃草根樹皮和白色泥土，拉不出屎而不斷死人的東北鄉；一個卻是生活富庶，到處都彌漫著美食的香氣，讓人垂涎欲滴的高密東北鄉。那么多的酒瓶，可得要有多少食客來此大快朵頤。高密鄉這樣的“雪集”，絲毫也不亞于今天的美食節。一個撿破爛的老頭，居然就像是一個后現代的行為藝術家，并且將撿到的幾萬只酒瓶子做成一道完全可以申請吉尼斯的音樂墻，這樣的創意，恐怕當今許多前衛的藝術家也未必能夠做到。這樣的“雪集”，簡直成了饕餮者的天堂。但莫言的大哥卻告訴讀者說：“大欄一帶更不存在什么‘雪集’。村里有個門老頭，是一個老黨員、老光棍、老五保戶，他沒有能力搞到幾十萬只酒瓶子，即使搞到了，也早就當廢品賣了換了酒喝，絕舍不得用來砌墻。”

在閱讀莫言的散文時，筆者發現，莫言的許多虛構，并非都是一次完成，而是在寫作中不斷添加，逐步編織完善成迷人的故事的。如莫言起先在文章中只是說自己罵學校是監獄，老師是奴隸主。或許覺得這樣還缺了點什么，繼而又虛構出了罵同學是老師的狗腿子，并且遭到了自己暗中迷戀的一位漂亮女同學扇耳光的故事。我們知道，一個喜歡讀書的孩子，總是能夠贏得人們的同情的。莫言在文章中一面渲染其童年的叛逆，一面又刻意突出自己的讀書傳奇。在《童年讀書》中，莫言寫道：“記得從一位老師手里借到《青春之歌》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餓肚子，但還是擋不住書的誘惑，一頭鉆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讀完了。身上被螞蟻、蚊蟲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從草叢后暈頭漲腦地鉆出來，已是紅日西沉。”我們假設莫言是從下午一點拿到《青春之歌》，一直讀到晚上八點鐘天黑。僅僅七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要讀完一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莫言一個小時至少要讀將近六萬字，每分鐘至少要讀將近一千字，這樣的閱讀速度，除了一目十行，究竟有多少可能性，每一個具有閱讀經驗的人都會一清二楚。在該文中，莫言還講述了一個自己心酸的讀書故事：“我偷看的第一本‘閑書’，是繪有許多精美插圖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那是班里一個同學的傳家寶，輕易不借給別人。我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換來看這本書一下午的權利，而且必須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監督著，仿佛我把書拿出門就會被盜版一樣。”但在另一篇文章中，莫言又將這個故事說成是：“我們村一個石匠的家里有一套帶插圖的《封神演義》，這套書好像是在講述三千年前的中國歷史”，“為了閱讀這套書，我給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閱讀這套書兩個小時，而且必須在他家的磨道里讀。我讀書時，石匠的女兒就站在我的背后監督著我，時間一到，馬上收走。如果我想繼續閱讀，那就要繼續拉磨。那時，在我們那里根本就沒有鐘表，所以，所謂兩個小時，全看石匠女兒的情緒，她情緒好時，時間就走得緩慢，她情緒不好時，時間就走得飛快。為了讓這個小姑娘保持愉快的心情，我只好到鄰居家的杏樹上偷杏子給她吃。像我這樣的饞鬼，能把偷來的杏子送給別人吃，簡直就像讓饞貓把嘴里的魚吐出來一樣，但我還是將得來不易的杏子送給那個女孩子，當然，石匠的女兒很好看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總之，在我的童年時代，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故事的前一個“版本”，是發表在國內的，而后者卻是在國外某大學的演講會上，講述給外國人和海外華人聽的。由此看來，莫言的散文簡直就像是“大力丸”一樣，其配方和劑量只是根據服用者的需要，隨時都在任意添加。

在莫言的這些散文中，那些外表美麗，曾經讓莫言深深迷戀的鄉村女孩，往往都是一些內心陰毒的人。這種故事性極強，反差強烈的描寫，貌似非常感人，但當讀者在多讀了幾篇莫言這樣的散文之后，就會有一種原來如此，被忽悠的感覺。莫言這些互相齟齬，虛構出來的散文，事實上已越來越讓人生疑，并且失去了閱讀的興趣。在談到寫作的動因時，莫言一會說是因為家里窮，聽一位被打成右派的老師說，只要能寫出一本書，不僅一天三頓都能吃上餃子，一會又說是因為愛上了那位石匠家清純漂亮的女兒。因為石匠的女兒曾經對莫言許諾說，只要莫言能寫出一本像《封神演義》那樣的書，她就答應嫁給他。透過這些美麗動人的故事的外衣，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子虛烏有的名人八卦。倘若作家們都用這種小說的筆法來寫散文，散文最終就會墮落成為到處滿天飛的娛樂新聞，使散文成為一種不受歡迎的虛假文體。在這種真假難辨的情況下，我們遺憾地看到，莫言散文的負面影響已經越來越大，某些作家和學者在撰寫莫言傳記和從事學術研究時，往往都是將莫言這些虛構的散文當做真實的材料，以訛傳訛地盲目引用的。這種以假當真的寫作，無疑將會極大地傷害文學，對讀者產生誤導。假如作家在寫作散文時，個個都像福克納那樣，沒開過飛機卻說自己駕駛過飛機，英勇作戰，并且腦袋里仍殘留著彈片，那么，散文必將成為胡編濫造的代名詞，這樣的寫作，最終只能將散文引向墳墓。

原載《福建文學》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