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文壇早已如同一個大型的農貿集市，聒噪之聲沸反盈天的今天，劉再復這尊曾經一度在中國文壇銷聲匿跡的學界“大神”，經過出版商們的精心策劃和重新包裝，在一陣緊鑼密鼓的集體吆喝聲中，又重新“跳”入了人們的視野。一部部浸透著濃厚商業氣息的劉氏學術專著，盡管大都炒的是冷飯，卻被出版商們披上了一件又一件華麗的外衣，不是將其浮夸為“文藝學領域的經典、曾激發無數人的思辨”，“中國現代文學中主體論文藝學最重要之文本”，就是將其飆捧為“無與倫比的觸及中國文學根本的文學批評力作，相信它將給整個中國文學界帶來巨大的震撼。”這種一廂情愿，媒婆似的廉價吹捧，更像是一出洋相百出的鬧劇，盡管它可以使劉再復的學術著作在一片吹吹打打的嗩吶聲中熱鬧登場，但卻絲毫也不能掩蓋劉再復這些學術著作低劣的“工程質量”。我們看到，劉再復的許多學術文章，不但非常缺乏嚴謹，而且在使用材料時，往往都是一味在故紙堆中去覓食，人云亦云，缺乏應有的甄別和思考。在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劉再復不加分析地使用一些可信度極差的材料來建造其學術“大廈”，最終豈不如同是炮制出了一堆“豆腐渣”？

在劉再復與人合著的《罪與文學》這部被吹捧為“無與倫比”的文學批評“力作”中，筆者發現，劉再復不但熱衷于拾人牙慧，而且還特別喜歡啃別人嚼過的饃，在未經任何仔細考證和認真思索的情況下，就將某些名人并不恰當的觀點和評價當做寶貝，作為自己學術論文的原材料，從而率爾操觚。1766年，54歲的盧梭用了前后四年的時間，寫成了為其浪得虛名的《懺悔錄》一書。在書的開篇，盧梭寫道：“我在從事一項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事業。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我如實地描繪自己是個什么樣的人，是可鄙可惡絕不隱瞞，是善良寬厚高尚也不掩蓋：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內心暴露出來了。”這種以假亂真的書寫，旋即欺騙了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們，為盧梭贏得了無數的鮮花和掌聲。車爾尼雪夫斯基曾高度贊揚盧梭：“除了他的天真無邪之外，他還是一個對當代人神秘莫測、為后代人極易理解、既狡猾而又善于洞察人心的人，一個對人們充滿柔情蜜意的、天才的、品德高尚的恨世者。”托爾斯泰對盧梭更是贊賞有加，他被盧梭的偽裝徹底忽悠了。在盧梭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的今天，劉再復卻仍然在啃前人嚼過的饃，不加分析地說：“盧梭的《懺悔錄》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也是一部身世與靈魂的自傳。它的偉大之處，是不顧一切把自己的經歷（從童年到五十三歲）和人性世界展示給人間去評說。”“盧梭的《懺悔錄》卻把隱私公開化與公眾化，他用文學語言這種最公眾化也是最恒久的訴說形式把自己的身世與靈魂和盤托出，一切都展示于陽光之下和人類的眼底，這種寫作行為本身，便是向虛偽宣戰，體現的正是文學最高的倫理道德責任——真誠與真實。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大事件。而《懺悔錄》的文本，又揭示一種真理，即‘人不完美’、‘人性有弱點’的真理。”

“知人論世”，這是中國古典文論中一個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識，從事文學研究多年，暴得大名的劉再復，其許多學術研究都是在重復別人走過的老路，在并未對盧梭進行過多少仔細研究的情況下，就像矮人看戲一樣，跟在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趨地隨聲附和，遽下結論。由此不難看出，劉再復在撰寫文章時，尋覓的完全是一條終南捷徑，這就是，隨意將名人現成的觀點和判斷不加分析地放進自己學術的籃子里，并借此唬住別人。事實上，現實中的盧梭，完全是一個陽奉陰違，口是心非，世故圓滑的“文壇高手”。盧梭清楚地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人們最渴望的就是真誠，老謀深算的盧梭便假借“真誠”的名義，把自己打扮成世界上最真誠的人。盧梭煞有介事地吹噓自己的《懺悔錄》說，有誰在進行懺悔和解剖自己的靈魂時比盧梭做得更好？盧梭告誡人們，完美的品德應該是熱愛“真”、“善”、“美”，待人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在骨子里，盧梭卻是一個冷酷無情，不講良心的人。盧梭到朋友家里，只要看到是自己喜歡的小玩意兒，就會趁主人不留意，順手牽羊，據為己有。盧梭不僅憑空誣賴過那些無辜者，甚至連自己的親身兒女都從不愿撫養。盧梭一面冠冕堂皇地向世人宣稱：“沒有一個父親會比我更加慈愛”，一面又拒絕承擔一個父親最起碼的責任，將自己五個親生的孩子全都送進了育嬰堂。其情婦華倫夫人曾多次傾情幫助過盧梭，在盧梭最困難的時候對其伸出過援助之手，但當華倫夫人在生活落魄的時候，盧梭對華倫夫人卻冷酷無情，置之不理，完全視若路人，以致使華倫夫人在貧病交加和無比的絕望中不幸而死。盧梭在《懺悔錄》中看似真誠，毫無保留地暴露出的那些所謂的“可鄙”和“可惡”，其實都是經過了仔細的選擇和精心加工的。因為盧梭知道，這些生活中所謂的小瑕疵，不但不會損害盧梭的“光輝形象”，反而會讓人們相信，人無完人，真實的盧梭更加可愛。

基于對罪與文學皮相的認識，劉再復在談論文學時往往就像是一位于姓女同志在談《論語》心得，好端端的一個選題，常常被煲成了一鍋放錯了底料的“心靈雞湯”。劉再復在《懺悔意識與中國思想、文學傳統的局限》中寫道：“中國有兩個著名的帝王，一個是越王勾踐，一個是南唐后主李煜，兩個人都在戰爭中失敗而成為俘虜，這使他們的地位產生巨大的落差：從帝王變成了囚徒。面對巨大的失敗，勾踐的負疚感是愧對先王，因此他決定復仇：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終東山再起，他沒有想到干戈之下無數生靈涂炭。而李后主卻是另一種負疚感，這就是對生靈百姓和生命本身的負疚感。因此，他為了自己的臣民免遭涂炭之苦，寧可妥協，肉袒出降。這固然有力量懸殊、弱不敵強的原因，但也有李煜承受國家災難的大慈悲心：寧可背負喪失祖宗社稷的罪名，也要讓百姓免受戰禍之累。他的詩詞所以動人，就是他的悲情與受苦的百姓完全相通，從而流溢于一種普世的哀傷”，“這些詩句所以能成為千古絕唱，一代一代地打動讀者的心靈，除了詩中具有極高極自然的藝術技巧外，最重要的是這些詩帶有老子所說的那種‘受國之垢’和‘受國不祥’的情感。詩詞的每一句都承擔著國家百姓的恥辱與災難，每一句都連著人間普遍的命運難以掌握的悲傷。這里只有悲傷，沒有哀愁；只有眼淚，沒有干戈。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給李后主以極高的評價，認為他的詩詞境界乃是接近神的境界。”

長期以來，中國的文學批評一直存在著一種令人憂慮的“粉絲現象”。許多學者和批評家只要崇拜誰，就頂禮膜拜地將其作為偶像，瘋狂地進行追捧。這種頭腦發熱的追捧，無可避免地使他們的研究和評論往往喪失理智。王國維作為李后主的鐵桿粉絲，一個勁地將李后主吹捧得天花亂墜：“后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而作為王國維粉絲的劉再復，在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卻真假不分，菽麥不辨。劉再復說：“李后主達到這種境界很難得，王國維能發現這種境界也很難得。”劉再復的學術本領，就是將王國維嚼過的饃，津津有味地再嚼一遍，并且欣喜地告訴世人，王國維嚼過的饃，味道好極了。劉再復怎么會知道李后主就不喜歡當皇帝，而心甘情愿地做一個亡國奴？如果李后主真的這樣想，那純屬是被驢踢壞了腦子。現實中的李后主，并非像劉再復憑空想象的那樣，心系天下，成天憂國憂民，而是一個每日陶醉在酒池肉林，女人都玩不過來，一味沉溺于個人的詩詞寫作中，無暇顧及百姓疾苦的昏君。李后主所謂的“寧可妥協，肉袒出降”，只不過就像是時裝模特走上T型舞臺，展示給天下百姓觀看的一場大型的表演秀。在李后主“肉袒”之前，趙匡胤早已經為李后主的投降開出了最好的條件：“為使李煜及其妃嬪降后生活舒適，樂不思蜀，趙匡胤詔令工部先在熏風門外皇城南、汴水濱大興土木，營建一幢儼若皇家宮苑的花園式府第，賜名‘禮賢宅’，虛苑以待。”也就是說，李煜的“肉袒出降”，完全是有條件的。唯其如此，李煜在宋兵圍城之際，才表現出了罕見的淡定，仍然沉浸在其走火入魔的詩詞“創作”中。面對囚車，李煜居然詞興大發，創作并吟誦出了一首著名的《破陣子》：“三千余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對此，蘇軾曾憤怒地痛斥說：“后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于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后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別離曲哉！”而在王國維看來：“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像李后主那樣只要能夠寫出幾首像樣的詩詞，哪怕是山河破碎風飄絮，舉國的人民流離失所，也照樣堪稱是王國維們瘋狂追捧的好皇帝。舉國百姓的性命，也抵不過李后主的幾首詩詞？劉再復之所以五體投地，不加分析地跪倒在王國維的面前，甚至將王國維的謬說進一步推向巔峰，瞎掰說李煜的《浪淘沙》和《虞美人》“每一句都承擔著國家百姓的恥辱與災難，每一句都連著人間普遍的命運難以掌握的悲傷”，這完全是因為劉再復缺乏創見，只會重復他人。而重復他人是最不費勁的“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