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艾云的作品我經常閱讀，卻不敢輕易動筆。艾云的寫作重心幾經其變，從理論研究到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文化思想隨筆再到近年的藝術散文。一個對生命充滿疑惑又有著內在思想活力的人，其思想軌跡就如山路十八彎的曲折，又如一道蜿蜒的河流，必在文化氣候和地貌變化中尋找自身的方向。仔細看來，艾云的寫作轉折卻并未斷裂，上一階段總是不自覺地成了下階段的沉淀和底色。這既造成了艾云作品的深沉魅力，也是她作品較少獲得普通閱讀者熱烈回應的原因。這些作品深邃、豐富，往往挑戰著既有的欣賞范式，召喚著新的闡釋方法。這些作品——即使是講究形式、語言美感的藝術散文，同樣充滿強烈的問題意識，它們無一例外散發一種思索者的智性氣質，它屬于少數人。這種氣息召喚著氣味相投者，卻又讓淺閱讀期待者敬而遠之。閱讀者必得有相似的理論愛好，相近的文學趣味；必得在閱讀中凝聽和辯論，在閱讀后冥思和求索，來捕捉它，給它一個位置，同時也給自己的疑惑和索解一個位置。對于共鳴者，這是多么大的樂趣。

2010年因獲一個小獎初識艾云老師，她那時是主辦方組聯部門的領導。初次見面便給了我巨大的鼓勵，頗令人感動又不知所措。因我對于一切領導都不免敬而遠之，“領導”這個身份在我心里某種程度上刻板化、妖魔化了。在我的偏見中，“領導”和“讀書”離得很遠。艾云打破了我的偏見，她和藹溫文，那種友善不是居高臨下、拒人千里之外的客套。開口就談“專業”，沒有虛頭八腦的場面話。在后來的采風活動中，我注意到艾云的走路姿態。她從容悠然的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步調上。我暗想，她是個有自己節奏的人！她的裝著、容光都透露這一點。只是后來我才知道，她的生命也曾有過鼓點混論的時刻。2006年前后她的精神之舟跋涉過生命的險灘——身體似乎難以負載高強度的精神勞作——后來幸得高人醫治，她的身體狀態有奇跡般的恢復，甚至攀升。她的精神世界，她對世界的體認，由此也有了新的不同。

日本學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認為，所謂“現代”，常常是被抹去“起源”的存在。所以，探究“現代文學”，更重要必須探究它的來路、它的生成。這種方法論近年來在國內影響殊深，遷移于對作家的理解，我以為同理。我不能只看到2010年容光煥發的艾云，還必須循此探究她的精神來路。身體危機解決之后，正是艾云全面轉向藝術散文寫作的階段——對應著那個容光煥發，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節奏上的艾云。這個階段的作品，正是本文要重點探討的，我自然也希望這番探討，能夠進而回溯到她的精神起源。

青年時代，艾云的理想是成為一個思想者。作為八十年代的思想信徒，她趕上了好季節。回望那個文學和思想被作為絕對信仰的時代，那種綠意蔥蘢的愛智氣息，在如今的反智時代映照下，記憶幾乎不可避免地要被浪漫化。可是，在經濟、社會、娛樂等諸多通道沒有被打通之前，思想和文學難道不正是這些在近二十年代思想寒冬中喘過氣來的人們充分展示生命的通道嗎？無數人回憶起八十年代，會說那是一個坐而論道、徹夜不休的時代。那是一個興之所至，步行或自行車行幾小時，僅為一次思想邂逅的時代。北島說，“那時我們有夢，關于文學、愛情和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碎的聲音。”歐陽江河說，“那時我們徹夜長談，苦于沒有說話的地方；現在我們四處聚會，卻已經無話可說。”那時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時代呀！

大時代之外，艾云又有著自己的小語境——朋友圈里怡人的小氣候。大學畢業后在河南文化圈中的朋友同道，不乏如今名滿知識界的思想者——楊小凱、張志揚、朱學勤、王鴻生、耿占春、萌萌、余虹······一開始，她便是奔著“大”去的，在那樣的宏大時代，讀大書，思考大問題，并完成了她的精神訓練，她的思想習慣。

作為晚輩，我對于親歷八十年代的思想者，總有好奇。對于艾云，我的這種好奇便成了二層：其一是，從務虛、宜思想的八十年代而轉入功利、重商業的九十年代，她如何去迎接這種轉折？其二是，從洛陽思想圈的語境中退出，單獨來到南方商業中心廣州，她又如何去面對語境稀釋后思想的艱難？如何在思考中為自己制造語境？對于我的疑惑，艾云只是淡淡說，那時她已經形成了思想的習慣，她可以獨行了。

我以為這是有啟發的，她事實上幫我們回答了一個問題，在時代的思想大氣候和群體的思想小語境如海退潮、如皮褪去之后，我們該如何繼續思想？這里關涉著思想的堅固認同，思想作為思想者的內在性如何建立的問題。時代劇變，九十年代的商業化世界中，留下了多少啟蒙時代遺留的亡靈。亡靈們又該如何在“魂不附體”的時代自我賦型呢？這是我讀艾云常想到的問題，我想她的寫作正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90年代南下之后，艾云一度必須在職業之外寫作，但她的成果并不算少，2003年之前，她相繼出版了《從此岸到彼岸的泅渡》《南方與北方》《欲望之年》《理智之年》《赴歷史之約》《用身體思想》等著作。

2008年開始，艾云在《鐘山》發表了多個長篇散文，包括：

這十一篇大散文是艾云2008—2011這幾年間寫作上的主要成果。如今前面六篇以外國人物為題材的作品，外加一篇《自由與美德》已經結集為《玫瑰與石頭》（《1919年的蘭德維爾運河》收入此書時更名《星辰和靈魂》，此篇縮略版還曾發表于《南方都市報》，發表時名為《紅色羅莎：星辰和靈魂的名字》。對照報紙、刊物和書籍幾個版本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可能讓我們看到不同媒介空間跟文學生產之間的關系，此不贅）2013年初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后面以中國人物為題材的作品也將結集為《亂世中的離歌》出版發行。《黃金版圖》還獲得第二屆“在場主義”散文獎，這意味著艾云轉向藝術散文寫作的成果，已經獲得了當代散文界的認可。在我看來，《黃金版圖》誠然帶著艾云近年散文寫作的諸多重要特征，卻并非她近年來最出色的散文。而且，雖然獲得獎項表彰，但艾云這批散文重要的價值尚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我將主要以已結集的《玫瑰與石頭》為主要對象，集中討論艾云散文的思想和藝術意義。